江平:在沉闷的空气里,总得有人喊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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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如今,这位脊梁已经85岁了,他所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教授都能够坚持法治的理念。但他又说,“这并不容易。”


共识君按:诸位周末好!又到了“周末侃论”时间,今天共识君给诸位推荐一篇速写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先生的好文章。敬请赏析。


本文原载于《财经文摘》2014.12月刊。


2011年夏天,我骑车走了一趟川藏线,在路碑上看到一句永远也忘不了的留言:“只向真理低头!——向江平校长致敬。”那天中午,高原上的日光明媚得耀眼,同伴们把自行车停在路旁,席地而坐,开始吃东西或者拍照,我却对着这块路碑发了好长时间呆。彼时,我对江平知之甚少,非常好奇他有何等魔力,竟然能让人把崇敬之情带到这荒山野岭。


从拉萨回来后,我认识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便跟他提及此事。他表现得毫不意外,自豪地告诉我:“江平是我们永远的校长。”他说出这句话时的骄傲神情,很明显地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江平是一位让人感到荣耀的校长。在那一刻,我突然心生嫉妒——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校长?


这位朋友生于1987年,当江平于1988年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他只有1岁。当他于2006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时,江平去位已有16年之久,除了偶尔听一两场江平的讲座,他和江平并无任何交集。所以,我很难想象他对江平的这种感情。还没等我问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段故事。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运动中,当局面很紧张时,江平担心学生冲出校门后会发生流血事件,就在校门口堵学生。他对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你们要出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这故事听得我唏嘘不已,回来之后就赶紧查资料,知道了江平还曾和其他九位校长搞了个十校长签名,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当北京市委开会征求十校长意见时,江平说应该跟学生妥协。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却说,没法退,一步都不能让。


风波发生半年后,江平就被免职了。当时尚未满30岁的贺卫方是见证者之一,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江平在免职大会上做的演讲。江平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所幸,一代又一代的法大学子都把江平当作“永远的校长”,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江平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2013年年初,我和同事去参加《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陈夏红/着)的新书发布会。在等电梯时,一群人簇拥着江平向我们走来。他身材魁梧,头上白发稀疏,淡淡的倒八字白眉,看上去倔强而威严。

在随后的发布会上,每次记者提问完毕,陈夏红都要凑到江平耳边,大声重复记者的问题,然后江平才作答。见此情景,我心有不忍,以至于后来从未动念要采访他老人家。


江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1951年,21岁的江平被派往苏联学习法律。1956年,他学成归国,心情激动地高喊:“啊,祖国,我回来了!”却不曾料到,厄运正等待着他。1957年,刚结婚一个礼拜,江平就被划为右派,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入“敌人的阵营”。一个月后,新婚妻子提出离婚,由于政治原因,江平只好同意。没多久,他在西山劳动时,又被火车轧断了一条小腿。妻离家破,腿断身残,为了坚强地活下去,他用座右铭——“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来激励自己,“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江平的一生,是为中国法学贡献的一生。他不仅在法学研究领域有诸多建树,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今年85岁高龄的他,还带着博士生。更为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为法治呼吁了30多年。他并不避讳“公知”的称号,常以法学家的身份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他尤为喜欢“呐喊”,曾有两本书的书名都用了“呐喊”这个词。


江平之所以不停地呐喊,是想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去呼吁另一种声音,“于沉闷的空气里,总得有人喊两声吧。”


2014年11月7日上午,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江平再次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到了更高的层次,确立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的理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但“依宪治国”和“宪政”到底是什么关系?江平说,宪法是静态,宪政是动态的,依照宪法来治国理政是宪政的一个基本含义,所有的党政机关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宪法至上,违反宪法的错误行为都应该摒弃。台上的江平声如洪钟,台下掌声雷动。


下午,江平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这个分论坛上半场的主持人是徐昕,下半场的主持人是王建勋,我是他们的学术助理。按照事先的设计,由于江平是大会开幕式的演讲嘉宾,我们就没有安排他在分论坛做主要发言了。但我们一致认为,江平作为德高望重的法学界泰斗参加分论坛,理应请他做总结发言。


上半场快要结束时,江平发言了,他说:“司法改革的关键,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能够从法院判决的案件中,感受到正义”。但在下半场即将结束时,主持人照例请江平做总结,却被他拒绝了。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整整四个小时,江平一直安静地倾听诸位学者的发言,自己说话的时间不足五分钟。


第二天,我和几位媒体同行在江平所住的房间里,对他做了一个联合采访。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隐隐约约能听到海浪的声音。采访的前一天晚上,陪同江平参会的《领导者》主编李文子对我说,提问可以尖锐点。


我问:“由于四中全会的决定过于强调党的领导,有外媒说这是中国法治的一次倒退,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江平说:“我不赞成外媒笼统地把四中全会说成是倒退。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是否遭到破坏,关键不在于强调不强调党的领导,而在于强调什么样的领导。”


“问题是,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肯定不会有公正的司法。那么,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


“我们强调党的领导是没问题的,但应该强调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而不应当强调党对于法治的具体领导。如果党要干预司法的具体业务,那肯定是错误的。”


我仍穷追不舍,问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治理这个术语开始兴起,有人担忧法治会沦为治理的技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可能会缺少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


“这个问题有意思”,这一次,江平笑了。“可能会有人把现在的法治,理解为治理的技术。如果真正要实现法治,那就离不开我们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就是对党的权力进行约束,这个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四中全会,江平不认为是退步,但同样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认为中国法治的建设,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法治的进步,只能靠一步一步积累。


新京报的一位女记者也参加过“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很敏感地注意到了江平拒绝做总结的细节。这一次,她不失时机地问了个为什么。


江平说:“在学术界,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不同观点也是很正常,应该互相尊重。你老让我做总结性的发言,我就不愿意说了。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况且现在的思想在很多地方比年轻人落后了,不愿意老是给出一种结论性的意见。”


2014年,江平最大的变化,是住进了老年公寓。“当然,我的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学校终身教授,工作还很多、很忙,邀请我讲话的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感觉到自己是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这是历史规律吧。”


2009年,贺卫方曾为江平的八十华诞而作下长文,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如今,这位脊梁已经85岁了,他所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教授都能够坚持法治的理念。但他又说,“这并不容易。”


共识网 2015-08-23 08: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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