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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足球的春天来了。”这是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时，前央视足球解说名嘴黄健翔在微博里发出的感叹。

　　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界最早推进职业化改革的项目。1994年，职业化改革初启，甲A联赛火爆异常，中国足球一度出现短暂繁荣。然而，由于足球基础薄弱，社会条件不成熟，改革不够彻底，各种配套制度也没有跟上，整个足球发展走入歧途。虽然2002年世界杯国足出线给中国足球带来了短暂的荣光，但在之后的国际足球赛事中，中国足球再次被打回原型，假赌黑等丑闻频现，社会上对于足球责难不断，把足球“逼”到了必须真正彻底改革的境地。

　　稍有资历的球迷都知道，这并非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次巨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球经历了国奥队“黑色九分钟”告别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队兵败伊尔比德无缘美国世界杯，尤其搞行政足球难以为继，不少球队连参加联赛的经费都没有了。与以往不同，中国足球失败不再满足于寻找技战术的不足，而开始从体制上寻找出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就是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山口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决定，把1994年甲A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这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

　　从那之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进程，基本经历了从筹备(1992 年—1993 年)，甲 A 联赛(1994年—2003年)、中超初期(2004年—2009年9月)、联赛反赌与重建(2009 年9月至今)四个阶段，应该说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运行模式，向市场经济管理运行模式的嬗变，逐步在与世界职业足球发展方式接轨，比如各俱乐部的管理日趋国际化，经营模式与世界知名足球俱乐部逐步接轨;职业球员转会制度得到改善;职业联赛的赛制日趋成熟;与职业足球相关的产业发展迅速等。

　　然而发展并没有带来成绩。2013年中国男足在主场以1比5惨败给世界排名第142位的泰国队的青年军，创下中国足球历史上本土最大失利，成为举国球迷（以及伪球迷、非球迷）的群嘲对象。与此同时，职业足坛频繁曝出的假球、黑哨、赌球、受贿丑闻，这些事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足球的形象。

　　现在往回看，改革的道路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走稳。以中国足协自红山口会议所拟定的几份“十年规划”为例，每一份规划都会提出明确的成绩指标：诸如世界杯、奥运会出线；女足夺奥运金牌、世界杯冠军等。在这些所出台的雄伟规划之中，大多都是“口号为先”，至于具体的措施以及保证目标实施的具体办法，几乎没有，协会管理、行业监管、联赛管理、国家队建设、青少年培养、法制建设等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都没有跟上。

　　为何曾经浩浩荡荡的改革，二十年来并未让中国足球有所起色？

　　首先，权力高度干预足球市场。中国足球表面上看很热闹，但骨子里是行政权力在支配市场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力干预市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足协“至高无上”地位。本来，在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环境里，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也即是个民间性质的机构，但一直以来，它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履行着行政管理的职能。这种一身兼二任，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既做“老板”又做“婆婆”的身份和职能的混合，使得足协对足球有着生杀予取的大权。

　　足协这样的超级权力机构，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市场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也就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这样的市场、这样的球员、这样的俱乐部、这样的足球，你还能指望它什么？

　　其次，俱乐部体制不过是大资本的附庸。国外的俱乐部虽然一般也是由大企业、大财团出资组建，但俱乐部本身是独立的法人，有着独立的产权，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国则相反，各足球俱乐部，无论早期由国有大资本组建，还是晚期由民营资本接手，它们不过是这些财大气粗的资本的“玩偶”。资本之所以愿意涉足足球市场，成立各种俱乐部，并不是真的有志于振兴足球，而是打着这个招牌以达到其他目的，或者干脆就为了显示和炫耀自己的资本实力，表明自己也玩得起足球。目的和动机不纯，也就不可能使俱乐部有独立的产权和经济地位，而完全听命于资本。

　　再次，足球市场缺乏法治。市场化的充分发育和推进，须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没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场化都将蜕变为暴利化和权力化。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从而使得市场化背后的权力推手缺乏必要的法治监督，行政化操作和腐败空间过大，反过来又助推足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产生变异。

　　此外，青训也是中国足球改革长期以来的“内伤”，中国青训体系落后、后备力量不足。提到中国足球，总有很多人说起“踢球的中国孩子太少”。事实上，中国足协自从5年前提出“校园足球”的发展规划之后，全国常年参与足球运动的青少年人口基数是有明显提升的。但参与足球现在看来只是解决量而非质，真正制约中国青训的短板在于培训机制、教练水平和竞赛体系。

　　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此前业余和专业的培训体系逐渐让渡于俱乐部的青训梯队。普遍的情况是，一些俱乐部乃至是中超球队的青训工作根本跟不上，而一些青训出色的俱乐部将不少青少年可塑球员,以各种方式输送到欧洲先进足球国家。到巴西和葡萄牙进行训练，很明显可以大幅提升球员们的整体实力水准，但这也恰恰反映出国内青训条件和国际一流水准还有很大差距。鲁能况且这样，更遑论一些连外籍教练都不舍得聘请的俱乐部梯队，经费不足、球员比赛少、执教梯队的教练水平良莠不齐，均限制了青训的发展。

　　新的足球改革方案是否会落到实处呢？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对的，力度很大，涉及范围更全面，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会遇到不少问题，不能盲目乐观，很难说是否会像当年的红山口会议方案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就拿青训来说，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到“大力发展校园足球”，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始终走在路上，但却难以步入正轨。如今国家大力支持足球事业发展，青少年的培养也被列入重点规划。不仅大环境得到提升，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好。不过，《济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济南多所拥有足球队的学校了解到，教育部只是传达了高层领导的思想，但是具体实施的规划并未下达，雷声大，雨点小是目前校园足球的现状。

　　还有管办分离的问题，《足球报》资深记者赵震就认为，虽然口号喊了很多年，但真操作起来困难多多。“首先人事的问题就很敏感，现在的足协领导都是体育总局的厅局级干部，足协工作人员都是体育总局下属中心的公务员，都有正式的公务员编制。管办一分离，他们过来不过来?如果过来，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如果不过来，过去几十年足球都是他们在搞，应该说他们是最有经验，也最知道中国足球问题所在的人，完全换一批圈外人搞，能不能搞好?搞不好怎么办，成绩还要不要，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从西方的足球现状可以看出，足球其实就是一种产业，俱乐部老板是经营者，球员是产业工人，是把足球当作自己职业的人群，这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并无二致。中国足球和西方走的路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是和国家体制密不可分的。中国是集权、人治、管制一切，是自上而下的投入力量去建立足球队，而政府资金以及资金的经营者是不讲究经济效益和回报的，这种投入和国有企业的失败一样，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必然，所以中国足球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做得不够，而是政府做得过多，做了许多根本不应该由它做的事。

　　足球的改革其实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所存在的市场经济改革受累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同样发生在足球领域。众所周知，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一个高度商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应是参与各方法律地位的平等。然而，中国社会缺少的恰恰是这一关键因素。中国特殊的体制决定了足球职责和功能的初始定位错误，将一项自主发展、自我输血循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国家贡献产值、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为观众带来精神需求的产业狭隘地定位为为国争光、为地方争光，不求经济回报的政治工具，从而将足球运动导入传统集权计划体制下的一项政府工程，企图用政府资金，依靠举国体制来支撑如此庞大、复杂的运动，其失败的结果早已不难想象。

　　有人会质疑说，为什么有的举国体制或计划体制的国家，比如朝鲜、伊拉克也有较高的足球水平?不可否认，这些国家也实行着类似中国的体制，足球水平也不见得很差。但是，首先，他们的足球水平至少不能说很高，并且多年来也一直没有什么突破且渐走下坡路。其次，集权计划体制的国家不少，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跻身于一流足球国家行列，足球发达国家全部是市场经济发达、职业化水平高的国家，这是普遍现象，只有普遍才能成为规律。再次，举国体制投入足球，并不是不会产生效果，而是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事倍功半，政府行政推行的事情效率低下，滋生腐败。

　　这种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占用有限的政府财政资金的做法，应该不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是现代国家政府应负之责，是被历史淘汰的行为。设想，国家拿出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量来搞足球，在全国各地兴建大量足球学校，给足球从业人员大量奖励和资金，虽然因为低效和腐败会抵消很大一部分投入，但足球水平应该还是会比现在有所提高。然而，全体国民会期待这一结果吗?作为纳税人，会希望自己的税款这样花吗?

　　中国足球的唯一出路就是职业化，如同中国经济唯一出路是市场化、中国政治唯一出路是民主化一样。职业化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辛，但愿我们的足球改革不止是投其所好或者一时的头脑发热。作为球迷，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足球的春天没来到，只是喊口号的由体育总局变成了教育部而已。

共识网 2015-08-23 08: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