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的革命恐惧

簡體傳統

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
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像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所以，他不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谈革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过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反叛人物好像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对他的动机生出种种猜测。
这些猜测动机的“噪音”，当然不利于思想的讨论。但是，韩寒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责任。在《谈革命》这篇自问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出”的问题开始，并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这样的问题。他显然清楚：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所以等不及别人攻击就要先自辩一番。
之所以要先讨论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和韩寒的核心论点有着重要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论述：
“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结论是：“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
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他所谓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识分子”。这些人那时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观念，自有其历史功绩。不过，这些人的知识成长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虽然从现实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机会对自由民主有细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坚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广大民众接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启蒙。有了充分的启蒙，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万众相应，于是中国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
这就是韩寒所说的文化人总想自己扮演哈维尔的情景，是他对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革命”观的解读。只不过现在他要说：老百姓尚没有被启蒙，素质还差得远，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样，所以中国还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质、老百姓低素质”这种从鲁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韩寒的基本思想预设。他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这种优越感。
其实，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对这种启蒙主义进行反省。其中一个兴奋点，是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翻译出版。林教授研究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主义，结论是：这些人反对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依然未经反省地接受了传统的思想模式。具体而言，他们虽然要引入西方思想，但依然固守着“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士大夫文化模式，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被化约为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即所谓现在所说的“素质”。国民素质如此，还谈什么民主？于是他们就把“改造国民性”作为首务。
此书出版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当时还比较年轻的人，开始批判“启蒙心态”，挑战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我后来撰写一系列文章，称中国需要一定的“反智主义”，以破解“知识分子”的独断，其思想来源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意识的危机》。事实上，最近十几年许多知识分子被网民以“砖家”、“叫兽”相称，早已丧失了启蒙者的光环，成了“带路党”。在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家不再以“社会良心”相标榜，而更多地分成各派、彼此指责对方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对大呼“文学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的韩寒之所以推崇，恰恰在于他嘲弄了知识分子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不过，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某种诋毁。
他口口声声“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那么小岗村和乌坎的老百姓难道没有鲜明地表达并扞卫、实践自己的“集体诉求”吗？
韩寒说街上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看看小悦悦的命运，他确实观察到了大多数中国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对他人的利益那么漠不关心？为什么那么自私？
简单的一句“素质低”是最廉价的解释。韩寒所没有想到的是：人情冷漠、谁都觉得别人的死活和自己没关系这些现象，跟一个社会没有给“群体事件”提供充分的空间有关。在“群体事件”中，参与者之间彼此的连带感和责任往往特别强。在乌坎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几乎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都负有责任。当有这么多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为一个死去的人讨公道时，一个能玩儿得起赛车的城市年轻贵族，有资格指责别人不在乎“公正”吗？
所以，我劝韩寒多读点书。西方民主自由的形成，可谓千头万绪，但其中重要的一端，就是地方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所酿成的制度模式。这种地方自治体（commune），被学者们称为中世纪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终塑造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
公民的概念首先从市民开始。这些市民的身份，则又是起源于类似小岗村那样的共同体成员的“盟誓”。即使在日本，中世纪和江户时代乡村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包括“越诉”，略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上访”），为草根社会打下了坚实的自治的基础，也为后来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的许多“文化人”并非像韩寒说的那样想入非非地要扮演哈维尔，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民主是一场漫长、深刻的社会革命。所谓“公正”的理念及其确立，靠的不是养尊处优的“文化人”的启蒙，而要从地方草根社会的脉络中去寻求。乌坎证明的，也恰恰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