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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信仰包括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占卜、风水、八卦、相面、测字等等。

命理信仰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在中国源远流长，一般人会把它归纳到民间信仰范畴里面，信仰主体主要是下层社会，读书人一般不大说自己信仰命理。但你们细细考察一下，很多读书人都会有命理信仰，或者是命理兴趣，他们嘴上不说，但在事实层面上，他们对占卜、八卦、风水、相面这一类东西都是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绝对相信的人很少，绝对不信的人也很少，绝大多数人是需要的时候就相信，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相信。

我谈的是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近代各门学科对传统命理信仰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命理信仰跟科学是同步发展的。

在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对占卜、八卦、相面之类的东西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但如果你仔细阅读那些笔记、日记、书信，你会发现其中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很多记录或者痕迹。

我重点搜集的材料是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这100多年，我以为读书人对命理信仰、命理兴趣，总体上有变易，但变易不大。

传统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我就从曾国藩开始，中国传统读书人或多或少的跟命理信仰都有关系，古代的我们就不去讲他，太多了，说夏商周三代就是命理世界，一点都不过分。

曾国藩表面上不信风水，也不信占卜，但事实上他有很多相信命理的记录，他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有时候是非常相信。

我举几个例子，曾国藩的相面能力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强。湘军里面的人，淮军里面的人，很多人他都是用以前首先相面，有的是公开的相，有的时候背地里相，他自己也有记录，这个人长得怎么样，气相怎么样，都有。

第二个就是风水。有一个事情就是曾国藩祖母去世，他的祖母墓地安排在什么地方，他跟他的祖父的意见发生了不一致，但最后曾国藩服从了他祖父的意见。他为什么要服从？他觉得既然是对待祖上的坟墓，我不能惹祖上不高兴，他祖父是他祖上。结果他弟弟也觉得曾国藩的选择是对的，但曾国藩劝他的弟弟服从他祖父的决定。最后，曾国藩觉得这个事情最终的意见是非常之对。

他祖母去世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有三件事情让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第一他父亲常年的病好了，第二曾曾国藩自己身上的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他官衔连升。这三件事情在半年当中发生，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
再过了两年，曾国藩在给他兄弟写的信当中就讲了，说风水选得好不好非常要紧。这两年曾家家族里连生了三个男孩，曾国藩自己官升至侍郎，他因此写信给他弟弟曾国葆说，我对风水上面不是很精通，你今后在这方面要好好补课，这个风水非常要紧。

第三点我讲讲扶乩。曾国藩对扶乩是非常肯定的。1858年5月的一天，曾国藩还在家里，有人在家里面请箕，扶乩字谜谜底就是一个“败”字。

曾国藩觉得这个跟自己当时的军情不对，他就问这个扶乩，说我到底是因公还是因私？对方说，即使为你曾家来讲也是不和谐的。这个话说了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湘军在安徽的惨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这次战役当中死了。事后，曾国藩回忆起这次在家做的扶乩，恍然大悟。由此，他认为，扶乩也是不可以轻易否定。

第四个相信占卜，曾国藩跟赵烈文（曾国藩的幕僚）两个人有很多次占卜的记录，曾国藩自己日记里面有记录，赵烈文日记里面有更多这方面的记录。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867年7月21日晚上，赵烈文跟曾国藩两个人占清朝的命运，赵烈文讲不超过50年。因为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占卜水准是比较相信的，说不至于如此吧？赵烈文是真信，曾国藩将信将疑。湘军把太平军镇压下去以后，赵烈文就退隐了，就是不要当官，他到常熟那一带，自己造了一个私人的花园归隐了。

曾国藩是那个时代传统读书人当中的着名代表，在他以后，有很多传统读书人都跟他差不多。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他独信占扶乩，每事必扶，每事必占，结果叶名琛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把他的父亲接到他自己的总督府里面，在那里建了“长春仙馆”，里面供奉吕洞宾跟李太白两个人。每一件事情叶名琛都占，父子两个都信，信扶乩的结果是不灵的。

曾国藩同时期的郭嵩焘是看风水的好手，曾国藩死后，他墓地的风水是郭嵩焘去看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不是很相信，但鉴于是他父亲的墓地不能不重视，他宁可信其有。郭嵩焘自己的墓地也是自己看的。

我专门做过冯桂芬的研究，冯桂芬是看风水高手，在江南一带是很有名的，最有名的典型就是殷兆镛夫人去世选墓地。殷兆镛也是一个官职二品的大员，冯桂芬苏州的老乡，选墓地叫冯桂芬看了一下，然后请风水大师也看了一下，冯桂芬的看法跟风水大师的选址不一样，最后殷兆镛家里用了冯桂芬选的这个风水。

第二讲冯桂芬占卜，1860年到1861年太平军要打上海，上海危在旦夕。一方面上海城里面的人和外国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会防局抵抗太平军，另外，派人去请曾国藩，后来曾国藩派了李鸿章到上海来。

请曾国藩派兵这封信是冯桂芬在上海发出去的，冯桂芬那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上海这个城市命运到底会怎样？他就为上海这个城市占卜。这个占卜记录收藏在冯桂芬的手稿里面，这个手稿在上海社科院的资料室里面。他占卜的记录有四个字—此吉议也，觉得上海请曾国藩是对的，上海这个城市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冯桂芬对这种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我再举一个李文田，广东人，跟梁启超很熟悉，他相信抽签，他抽的签叫“名落孙山外”，科举考试抽了这签肯定是不好的，就是名落孙山嘛。可结果考的是第三名，第一名姓孙，第二名也是姓孙，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对的。第二他热中相面，在李文田史料里面有很多帮人相面的。

我就举一个梁启超的例子。梁启超是李文田的广东老乡，李文田第一次见到梁启超说，不好了，这个人是扰乱天下之耗子精也，耗子精有什么特点？第一搞破坏，第二好动。

我们刚才讲的是传统读书人，我再举两个买办，买办除了读传统的书，也读新学的书，这两个人也都是对于风水、占卜极为痴迷。

买办徐荣村致富以后，在两三年里面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他的老家香山看风水，迁葬祖坟。还有徐润，他为风水花了大量的钱，他自己讲改了家乡风水以后确实很好，他家乡升官发财的都有，并且他家乡生麻风病的人也少了。

再看一个典型董文焕，我看了那么多晚清日记、笔记，没有人比他更嗜好占卜。他进士出身，现存的日记当中有14年记录，其中我数了一下，有关占卜的记录125起，他的方式有到关帝庙，到吕祖庙、到财神庙抽签的，有扶乩，有周易演卦，有八字推命……，你看他的日记，字写得很工整。占卜的内容包括个人的健康，年运，官运，出行是不是可以，婚姻是不是恰当，选择婚姻的日子，儿子是不是能够顺利出来，头发可不可以留鬓角等等，甚至有两次做梦梦里面突然被某一种声音惊醒了，马上起来就算命。像他那样热中于算命的，很少很少，可以说董文焕的一部日记是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素材。

命理活动影响政治决策

命理无论你是测字也好，算命也好，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它会影响你未来的行动，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899年慈禧太后想把光绪皇帝废掉，这个事件可行不可行呢？慈禧拿不准，然后要听封疆大吏的意见，刘坤一等人意思是你不能妄动，荣禄摸透了慈禧的心事，怎么摸透？慈禧太后是信风水，信占卜的。那时候在北京城里面有一个赵瞎子会梅花易数，在京城里很有名的，据说慈禧遇到事情都会悄悄派人去，荣禄知道她有这方面的心理活动，所以荣禄派人到赵瞎子那里求了一签，然后到关帝庙也求了一签，结果两签意思都是“不可妄动，动则有悔”。后来慈禧再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光是封疆大吏，我也到关帝庙和赵瞎子哪儿去了。慈禧讲他们怎么说？他就从怀里面拿出签，慈禧愣了半天，过了两天荣禄跟慈禧讲，刘坤一他们怎么想，慈禧说那就算了，这个事情就取消了，这是影响她政治决策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是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这个事情在很多笔记里面都有，特别是袁世凯的女儿回忆录里面也有。袁世凯19岁的时候，看到城隍庙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在那儿算命，袁世凯想请他算，还没等袁世凯去请，那算命说，这位先生赶快来，就给他算，说你50岁的时候有一个波折，但过了50岁以后你有一个富贵不可言的，但只有7年，这个事袁世凯自己记得。袁世凯50岁正好是慈禧、光绪去世以后，他被赶出京城，等到后来再起用他，后来他讲算命先生算我寿命只能够到58岁，我一定想办法把他冲掉，所以他要称帝，这也是影响他政治决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初的时候，全世界都很信仰命理，袁世凯不是一个圣人，尤其处在中国华北那一带，更容易相信这方面。
第三个影响决策的例子，就是张学良杀杨宇霆，杨宇霆原来是张作霖的老部下，张作霖死掉以后张学良继位，杨宇霆因为是老一辈，对张学良不够恭敬，张学良心里对他很不爽，就想把他杀掉。但事前拿不定主意，他就采取占卜的办法，他拿一个银元抛出去，然后自己在心里默念，如果都是袁世凯头像向上，就杀他，结果三次结果都是要杀他。张学良还是犹豫不决的，就跟他的夫人于凤至说了，于凤至说不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相信算命，张学良说命中就注定如此。后来于凤至也试了一下，又抛了三次，结果也是杀，后来就杀掉了。

这事不是八卦，是张学良自己讲出来的，你们去查胡适的日记，是张学良一个部下跟胡适讲的。在近代史上这三件大事情，一个是立储，一个是袁世凯称帝，一个是杀杨宇霆，都跟命理上的暗示有关系。

新式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我前面讲的是传统读书人，下面讲新式读书人，所谓新式读书人，主要是在科学主义影响下接受过新教育的这批人物，像严复、伍廷芳……，这些人都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受近代科学思潮影响很大的。以常理而论，在科学思潮影响下占卜这一类命理文化，应该是没有什么市场，或者是空间很小的，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在民国时期命理文化相当兴盛，占卜、扶乩都很盛行，出现了一大批的命理学家，也出现了一大批命理学着作。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丁福保，丁福保曾留学日本，清末民初他在佛学、医学方面都是很了不得的。在算命方面，他当时请了丁太炎，这是他自己在生活史里面写的。丁太炎原来在北京，李莲英请他为慈禧太后测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档案史料，这个是笔记上讲的，丁太炎测字的结果是“两龙宾天”，当时两龙是谁啊？一个慈禧太后，一个光绪皇帝。丁太炎因此被捕入狱，等后来果然两龙归天，慈禧跟光绪两个都死掉了，丁太炎才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他才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在相面测字方面名气就非常之大。

1930年代，丁福保、陈存仁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交往，林森说有事情要到福建去，但因为他此去凶多吉少，怕被人扣留起来。丁福保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去测一个字呢？林森讲，我堂堂国民政府主席怎么好去测字呢？丁福保说，这个不难，我来帮你，林森就随便说了一个“福”，然后让陈存仁找丁太炎帮他测，测字时陈存仁站在丁太炎右侧，丁太炎便说，“福字半面是示，加上右字，是一个佑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去莆田，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

丁福保也带了一个字，“方”，让丁太炎为自己算。丁太炎说，方下面一个万，万是跟金钱有关系，如果有钱放贷这是一个好事情，你就让他放心做好了。丁福保这样的人，林森这样的人，他们应该都有很好的西学背景，但他们相信命理的。

再说严复，严复可以讲是一个有新学背景的人热衷命理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占卜的事情太多太多，包括家里面的事情，国事、财富、疾病、官运、婚姻、流年等等，你们看严复的日记里面记录得非常多，光是1912年至少占卜了十几次，其中占财4次，为兄弟妹妹占卜了4次，占卜的结果每一次都记下来。

王栻先生整理的严复着作，严复日记有一堆是日记，还有一堆是占卜的记录，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占卜的记录，我们今天看了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严复喜欢打麻将，每次出去打麻将以前都去占卜，然后再去打。严复对于占卜，对于命理方面不光有自己的实践，他还有很多的理论。

严复自己相信，而且他不止一次写信跟他的儿子，弟弟谈这些事情，他说你们以后别把占卜、风水这些东西都说成迷信的，千万要当心，不能随便开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你们能够懂的。严复在民国初年多次演讲认为，人死后灵魂是存在的，是可以证明的，现在证明不了，将来能够证明。他是受过西学教育的人，对于命理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实践，而且有很多自己的解释。

留学哈佛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占卜方面也跟严复一样入迷，他1910年要到清华去读书，占卜自己的未来，得卦语云: 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他多年以后对照自己的经历再详细把当年占卜的结果拿出来对，他说是对的。从上海到美国，不是两头都是波涛嘛，居中能驭使，就是说他做学问一定要能身跨中西，前途才会比较好。

后来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占卜的记录，举个例子，就是1937年7月27日的记录，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要轰炸北京，中国军队开始抵抗，北京的文化人就面临着要走，学校要内迁，内迁的时候他心理忐忑不安，就占卜。卦文讲，这一段是大变动时期，但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是好的。

他当天晚上占了以后，还是有点怀疑，周易又算了一下，他在日记里面有写。他打了电话给陈寅恪，陈寅恪到晚上9点钟打电话回来跟他讲，你占的这样完全是对的，未来趋势就是如此。

这段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吴宓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遇到事情占卜是一个常事。

还有陈寅恪占卜的水准应该比吴宓还高，否则吴宓不会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人，沈有鼎，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再后来是北大的教授，再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从哈佛留学回来。他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面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

我这里有一个记录，那时候日本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他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我占卜的结果是“不出门帘凶”，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都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轰炸，一批人死在房间里。

这个事件以后，钱穆他们都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再讲一下钱穆，钱穆他对命理文化有他自己的解释。1930年代，在北京，他曾经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请一个四川来的相师为他们相过面，钱穆这些人被请到梁漱溟家里面，相的结果是熊十力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是一个在野的人。讲梁漱溟晚年不是很好，讲钱穆精气神三者都很足。当时还有一个在钱穆家里面帮工的人，相面的说他倒是要当官的人，其他人都奇怪，后来果然过了没几天，帮工的人的一个亲戚叫他去当官了。钱穆自己对相命占卜这些东西他自己有评论的，他说“大凡流行于人间的，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不可以轻易的以不科学、迷信来对待它。”

再讲一个人，穆藕初，他是上海知名企业家，留学美国拿了一个农学的学位，他是西学修养非常好的人，穆藕初在命理方面也是一个很痴迷的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20年5月份穆藕初跟蒋梦麟（前北大校长），他两个人都是留美回来的，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喇嘛庙，在关帝庙前面求了一签，穆藕初的签记在他的笔记里面，他是留美回来之后，短时间内发了大财。在上海建了棉纺厂，是中国少有的大富豪。他求的结果就是说，要好好用自己的钱财。当时蔡元培正在跟穆藕初联系，想让他给北京捐一些钱，穆藕初当时心里还没有想好到底捐还是不捐。他抽了签以后想，明显就是神灵叫我要捐钱，如果不散财会有祸的，所以他后来捐了一大笔钱给北大。第二个，蒋梦麟是代理北大校长，抽的结果是说，不用太烦恼，过了一阵子自然就会变好的。结果真的都按照签文发了。
穆藕初信风水有很多事情，1923年他的企业经营得很不好，他就觉得是风水有问题，然后就请了有名风水师谈养吾，算的结果是，穆藕初家门开得不好，前面围墙也有问题，所以要把围墙拆除，向前推100尺，穆藕初是大资本家，马上找建筑师来赶工，年底必须把围墙推100尺，门也改掉了。第二年果然企业大好，从此以后他就对风水笃信不疑。每个月给谈养吾生活津贴50块大洋。

为什么命理信仰会长盛不衰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了，为什么命理信仰长盛不衰？

占卜、算命、扶乩这些命理活动，它表现不一样，但是它的核心都是预卜未来，趋吉避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都是共通的。

我们都知道命和运有相通的，命假设是有定的，前世注定的，天之所命也不能改变，也不能违反，运是偶然的，但是他有相同的，无论是命，无论是运，都是超过人的智能可以左右的。

在接受了很多科学知识以后，人们还会对命理有那么多信仰，有三层原因，我把它分为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和微观原因。

宏观层面来讲，未知的领域永远大于已知的领域，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很多东西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在这样情况下，科学的终点就是迷信的起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倒过来，就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留给命理去占领。

中观原因就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其实从晚清以后到民国，哪怕到现在，科学尽管很发达，但对命理这个世界冲击还是相当小的，你能解决命理关心的问题还是不多，所以在命理世界与科学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我没看到钱穆自己去占卜，但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像这样态度的人很多很多。我前面给大家讲了伍廷芳的例子，民国时期命理学盛极一时。

微观原因，第一,个人或者群体信命理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绝对信或绝对不信的人都极少，大多数人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当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信不信呢？大多数人会信。我把这个概括为“红包定律”，红包定律就是你家里有一个亲人要到医院去开刀，你要给医生送红包，送还是不送？有人心里就打量了，送了以后如果开好了，那很好，如果开不好，也尽心了，心里踏实；但不送，如果开得不好，那他心里就会不安，觉得如果送，说不定效果会好。所以，各占50%的时候，信的天平就会重一点。

第二，人在什么时候容易信？就是在动荡不定，难以把握，变化系数较大时候。生病的人容易信，叫平时不烧香，有病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因此这个时候成本是不算的。商人，商海浮沉。官员，很多官员都信，为什么？官员在官场上风险比较大。大学老师不大信，为什么？大学老师风险比较小。科考的人容易信，无论是过去参加科举考试，还是现在考大学的人。

第三，在难以把握的情况下，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容易信。他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命理给他提示，替他做决定。张学良杀杨宇霆就是这个原因。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命理信仰？人类永远有未知的领域，未知的领域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命理信仰的，因此永远会有命理信仰存在。我们研究命理这个问题永远都会有价值。命理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深奥。

美国现在靠命理生活的有多少人？数以十万计，美国每天的报纸上都登有星相，告诉你适合干什么。此其一。

第二个，新式读书人跟传统读书人在命理信仰方面表现不一样，像民国时期命理信仰和今天也不一样。

第三个，从哲学、历史、社会各方面看，命理信仰会伴随着人类始终，命理问题是有很大研究空间的。

（文章来源：澎湃网，演讲者/熊月之，录音整理/沈苗，本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录音整理，文章原题为“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网载 2015-11-19 19: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