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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一问题，既可以从今溯古，来论证国家合法性，也可以从古到今，以理解历史合理性；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也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它可能惹出民族(国家)主义情感，也可能培养世界(普遍)主义理性。在涉及"国家"、"民族"和"认同"的时候，"历史"就开始像双刃剑，"论述"的分寸显得相当微妙，关键在于史家以什么立场、取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自我矛盾的名称'。"(《自序》)"中国"是一个传统帝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它的认同基础是血缘，还是文化？它的历史是同一共同体的连续，还是各种不同族群的融汇？

为了解答"华夏/中国"给历史学家出的这个难题，为了梳理这个"自我矛盾的名称"以及背后错综的历史，许倬云先生的《华夏论述》一书重新追溯上下几千年，取不同维度对"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论证。仍就一开头的三个疑问而言：

首先，许先生强调"华夏/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犹如"飞鸟无影"、"轮不辗地"，不可能是定格的(第一章)。这就说明，他并不从现存中国来逆向追溯"中国"的合法性，而是从曲折变迁中回顾"中国"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其历史合理性的；

其次，在"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许先生指出，数千年血脉杂糅、族群相融、文化交错而形成的共同体，其认同基础不一定是国界(国界会变动)，不一定是族群(族群是生物学判断)，甚至也不一定是语言或文化(语言文化也在变)，这说明本书不是从政治角度证成"中国"，而是从历史角度理解"华夏"的；

第三，有关这一着作的意图，许先生自己说，这部书是对"华夏/中国"历史形成的"自我审查"，他还说，"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查，对世界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能够如此，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查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的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灭四周邻居的敌意"(第一章)。因此可以看出，这部着作也不是为了借助历史引出民族主义的盲目情感，而是通过历史认识达成世界主义的理性观念。

可是，要在篇幅不长的书中，清晰地叙述"中国/华夏"的形成过程，表达对"中国/华夏"认识的明确立场，并不是一件易事。"中国/华夏"的历史太长，线头太多，国家形成过程曲折迂回，族群地域的分合又重叠复沓。所以，一方面要把中国复杂的体系，如许先生所说，放在政权、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变数中考察(《自序》)，另一方面还要快刀斩乱麻，在治丝愈棼的麻线团中，穿透历史，下大判断。

《华夏论述》就是许倬云先生所写的一部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的大历史着作。

承认不承认"中国/华夏"原先并不是一国一族，其实关系甚大。始终强调"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正如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文所说，或许只是近代以来建立现代国家认同之需要，却并不一定是过去的历史事实。

东邻韩国常说，自己民族出自与尧舜禹同时的檀君，但现代历史学家却指出，这些古老的始祖不过是很晚才建构的传说，目的只是为了强调朝鲜民族"认祖归宗"的归属感；日本向来自诩单一民族，夸耀大和文化"万世一系"，即使近代从"和魂汉才"转向"和魂洋才"，也始终扞卫大日本精神的"纯粹性"，所以，加藤周一等人对于日本文化"杂种性"的论述，才好像渔阳鼙鼓，"惊破霓裳羽衣舞"，令日本学界不得不正视自己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复杂来源、历史变动及现实状况。

把皇帝的新衣说破，要有一些胆量。19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标榜"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可是，却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一批人认为"诬民惑世"，惊呼这会"动摇国本"，必欲禁其所编历史教科书才心安。为什么这会动摇"国本"？因为历史总是与现实相关，"民族出于一元"意味着中华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象征华夏疆域自古庞大，古史神话传说人物象征着中国一脉相承的伟大系谱，而古代是黄金时代则暗示了中国文化应当回向传统之根。

象征虽只是象征，却有一种凝聚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在瓦解"华夏/中国"认同之根基。所以，到了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侵略和国家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傅斯年、顾颉刚等不能不转向扞卫"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场，甚至主张重写历史教材，"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抗战中的顾颉刚，不得不暂时放弃"古史辨"时期对古代中国"黄金时代"传说的强烈质疑和对"自古以来一统帝国"想象的尖锐批判，对于"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是一个"，变得似乎比谁都重视。1940年6月，顾颉刚为新组建的边疆服务团作团歌，就写道，"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

（来自上海书评）

共识网 2015-08-23 08: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