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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姐妹：

在座的各位都是社会上所称的“红二代”，对这个称呼有多种质疑；但不可否认，“红二代”这个群体，在共和国有源于父辈的特殊影响力。这个社会影响力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我今天发言的宗旨，就是要在红二代中首先寻求共识。

这一“共识”，就是：告别革命，拥抱改革。

谈几点意见，供讨论。

改革就是“变法”。由执政者组织领导的“改革”和“变法”的方式都是对既有经济、政治、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都会遭到既得利益受损社会集团的高强度反制和抵抗。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在社会大转型时期起了主导社会发展方向转型的成功“大改革”、“大变法”；一次是秦王朝领导的“商鞅变法”，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七八改革”。

商鞅变法后的秦王朝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用私田制和郡县制摧毁了大贵族土地分封田制和世卿世禄制，成就了领导中国从贵族封建经济阶段转向自耕农阶段、国家制度从贵族分封制转向一君独尊的中央集权制的千秋伟业。“七八改革”变法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开放，使千年自闭的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化大潮中，并迅速建立了在全球经济化的引擎地位；对内改革，和平实现了无产者社会向有产者社会的大转型，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血缘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劳动者和私有财产相结合为特征的现代契约社会的历史进程。

相距2000多年历史跨度的两次“大变法”，都具有惊人的社会基础条件：

(一)雄厚的国家经济基础。“商鞅变法”时，秦王朝早以南修都江堰，坐拥四川盆地稻谷之丰；北开郑国渠，雄踞关中平原百万顷良田之利。已具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经济军事实力。“七八改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二弹一星一潜”，重返联合国常任安理会，成就仅次于美、苏的大国影响力。

(二)有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和“贤明君主”为后盾。“商鞅变法”有秦孝公做主，“七八改革”有“邓小平”坐镇。

(三)有强大的国家军事集团为推进“变法改革”保驾护航。

(四)以“建立私权”为“变法改革”的手段和目的，获得最广大获益人民的支持。

“商鞅变法”在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收益使用权“承包”给个人，新垦田则私开私有，开启了土地氏族、大贵族所有制向私有制的“大变革”。政治上则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郡县制和军功爵位制：“英雄不问出处”贵族、平民、奴隶、外国人、都享有凭功擢职封爵封侯封官，得到土地、财富、功名的平等竞争机会。

秦国因此获得两大变法红利：私田制提供了增量粮食、税赋；郡县制和军功爵位制吸引集中了天下最优秀的军事、经济、政治人才。建立起上下同心、耕战合一的举国体制。这两大“红利”，都是中央政府将世袭“公权”，让渡给“私权”的结果。

“七八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废公社、分公田”，开私人工商业发展之禁，开市场交易之禁，开人口不准流动之禁，开不准私企雇工之禁，恢复“五四宪法”确定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原则；在政治上，废“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两大铁纲，恢复被专政，被管制被批判对象及其亲属子女的公民权利，废除人才选拔的“血统论”，恢复高考，重建法律秩序，放宽对公民的经济、文化、政治自由权限制。

“七八改革”获得两大红利：经济上调动了体制外经济活力，逐步完成了有产者社会对无产者社会取代，实现了“民穷国不富”向“民富国强”的大逆变；政治上实现了从“兴无灭资”为目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治国方式向以“公私平权”、“消灭贫困，共同富裕”为理念，依宪依法，依法执政为主要治国方式渐进方向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是付出大规模的百年战争、几百万人头落地的惨重代价，才实现了公田向私田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七八变法则是将暴力土改并经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化”的土地，和平“承包”给农民，一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更加伟大。

“商鞅变法”对中国另一重大贡献是“革故鼎新”，确立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垂范2000年的君主集权制法律、制度；结束中国封建诸侯裂土分封的历史，最终靠的是秦王朝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法从秦、统一度量衡。五个“同一”成为统一法律、统一国家管理的技术基础。与有产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变法转型这个任务，“七八改革”没有完成，寄希望由“新一届领导班子”传薪实现。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今天都是有产者，或许我们还没有自觉认识到从无产者社会转变为有产者社会这一伟大的不知不觉的渐进式社会转型，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性意义。

我们这一代和革命前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有产者，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老一辈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与私有制彻底决裂，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员，个人权利和生命都宣誓无条件献给党和人民。他们终身践行了自己的信仰和誓言。但他们个人和亲属子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了吗？不能说没有；但条件是，官家给你的一切，都属于官家的，官家随时可以无条件收回。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能服从“官家”的意志决定。

在座的都是“高干子弟”，父母大都是省部级、将军以上的共和国精英。有坚定信仰、廉洁自律、勇于牺牲、爱憎分明，忠于党和人民是革命老一辈的集体特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客观上不同程度伤害过别人，同时也是历次运动的被害者。几乎我们每一位的家庭都遭遇过类似“政治浩劫”；父母被抄家、批斗、戴高帽、游街、关押、罢官、冻结工资、强迫劳动、取消医疗保健、扫地出门，还有的父母、亲属被打死、逼死、迫害致残、治病、致死……。

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人身合法权益被完全剥夺，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基本保障。我们这一代，则沦为“黑五类”，曾被卡在参军、提干、上学、招工的政审大门之外；有的十几岁就被关押、下放劳动、无家可归，处境危难至极。这些都是咱们两代人的共同遭遇吧？

每一个人都无权自主决定和选择人生，是那个二元结构(无产者与公有制)那个时代的特征。

今天，我们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了从未有过的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和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更多的社会保障权。这一切，都源于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形成。

虽然，公私权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对称贫富两级分化，权贵特权集团坐大、贪腐的制度土壤深厚，依然普遍存在――这正是深化改革的目标诉求――但法律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权，从“禁止”到“允许”到“平等保护”，已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作为改革的一般的、普通的合法的改革即得利益群体中的一部分，只要在京上广深有一套住房，哪套不值几百万上千万？在座的每家，都至少两套以上吧？多数还有银行存款、证券财产、股权资产，有的还有自己的企业。

如果今天有谁，不管是官家还是什么组织、个人，非经法律程序或串谋行政、司法，要抢夺我们的住房，没收我们的钱财，抢走我们的汽车，查封我们的企业，还要把我们收容审查，剥夺你的人身自由权，实行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那一套，我们可能向老一辈那样“听命”不“抗命”吗？绝不会！

我们的选择，也是全体人民的选择。一旦人民生命和财产权益受到“官爷”或其它什么组织和团伙、个人的非法侵占到一定严重程度，又没有公正的司法空间调整，那么靠“维稳”式镇压，必会激起大规模“民变”。民心尽失，则必亡党亡国。这就是不改革的最大风险！

扞卫个人权益不受非法凌辱，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只有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为扞为一切人的权利尊严不受暴政和强权侵犯，不惜自我牺牲一切的仁人志士。与传承老一辈为人民利益、为民族大义不惜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本质，一脉相承。

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究竟改革是对革命的继承还是否定？这个问题我想借上海旧城改造解构说明。拆旧建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的两个阶段。拆旧是建新的前提，建新才是拆旧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拆旧是革命，建新是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与革命的终极目标相一致，既是对革命成果的传承；又是对拆旧革命阶段的告别。

不可否认，用革命的暴力和无偿的方式“拆旧”，是那个无产者众的历史时期特殊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过左的斗争和运动，有不少本可以避免。我们无需过分掩饰历史，要有敢于实事求是正视党的一些错误路线、政策的严重危害的历史唯物勇气。

我们共产党人尽管走过弯路，犯过重大错误，给人民利益带来过重大损害，但我们终究践行了让广大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变成有产者的立党承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平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无产者社会向有产者社会的社会转型。仅这一历史性伟大贡献，已足以使中共傲立中华5000年文明史。

消亡无产阶级，消灭贫困，让无产者创业致富，转变成为有产者，让社会共同富裕；创造让每一个人平等自由、幸福、安宁地创业、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这一理想只有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坚持全面深入持续改革，才可能实现。

如果说，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那么改革则是有产者的创业舞台！我们向革命致敬和坚持共产党人奋斗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坚定不移地告别革命，满腔热情地拥抱改革！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开篇的教导：“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习近平同志有两段讲话非常振奋人心：一句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句是：“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寄希望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四代党的领袖群体，继承前代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才伟略，奋力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改革的实现。闯过了这道大坎，中国的明天会更好！

(根据2013年12月20日在华东新四军子弟《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发言整理，本文为2014年12月10日修改稿。)

共识网 2015-08-23 08: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