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日本已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日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的毒瘤，军部被清除了，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

其次，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和平宪法相当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战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日本人是对战争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据民意测验，当今日本只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愿意上前线打仗。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老龄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须从外部引入560万劳动力才能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这样的民族，极端右翼分子要想搞军国主义也并不那么容易。

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除了日本人本身的变化外，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也己足够强大，不再是过去那样的软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建立足够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但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737页)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利，这和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战的。

当然，日本应该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对否认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取得全世界人民的理解。才有利于实现成为正常国家的理性目标。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极端右翼势力实在是日本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友好事业的阻碍与负资产。

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日益复杂紧张，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日本一些极端右翼人士担忧他们越来越在日本青年人中得不到支持，他们内心充满失落与焦虑感，于是狗急跳墙，总想借机会生事。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承认日本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进步，然而，我们不少国民在潜意识中又是“惊弓之鸟”。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华民族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和痛苦，对于极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的事，中国国民也高度敏感，对日本有一种出自本能的不信任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正是固化的思维定势与不信任感，使中国人对于日本主流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往往不太注意，我们有些人往往还是停留在过去时代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框架中来看待日本。由于怒气未消，我们许多人也不愿意正视这一变化了的现实。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都说日本人在其历史教科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中国，日本国内确实有这样的右翼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由民间自由编撰的，大家都可以写，至于采用何种教科书作为教材，那是日本各学校自己的选择。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中学教科书，在日本中学的采用率是多少?实际上不到千分之七。

采用此类教科书的，恰恰又主要是弱智和残疾儿童学校，一般的中学拒绝采用这种极右翼的教科书。在日本许多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有的其中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照片，不同的是他们不叫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虐杀”。

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右翼有重大责任，但如果认为日本动不动就要搞军国主义，这种想法也不利于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之间信任与沟通。两年多以前，如果说中日要开战，谁都不相信，钓鱼岛事件出来后，双方高度不信任，从擦枪走火，升级为两国战争，甚至美国也加入到日本一边与中国对仗，好像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旧仇加新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消解。

如果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对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我们追求民族富强，从鸦片战争算起，追求了一百七十年，现在好容易盼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时机，发生战争，就无异于让让我们这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与两个村霸打架，一个是老村霸，一个是现在的村霸，这决非智者所为。其实，让大胖儿子生出来，让他受到良好和文明教育，长到十八岁，那时，两个村霸也老得差不多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给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二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朝鲜对日本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也是事实。1998年，朝鲜的大浦洞导弹，就横穿日本领空，现在又发展起核武器，这对日本人的安全确实构成强大的冲击，充满不安全感的日本人要因此而加强自卫力量。

但是，我们一些人往往把日本人出于对朝鲜的不安全感而形成的加强自卫的意愿，解读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也造成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强的疑虑与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则进一步被日本右翼所利用。于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与民粹之间的新联合再次出现，

根据《参考消息》报道，去年日本东京都选举，极右翼只有三十万票，今年猛增到六十万票。多年无法通过的“集权自卫权法案”，在右翼挟持的民意的支持下被顺利通过了。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成为这两年中日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者，他暗中真的高兴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越来越强的张力，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在日本国内右翼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的弱国高调民族主义之间的不断强化的互动过程中，走向战争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正想利用中日之间的这一互动特点，来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扩大彼此之间的裂痕，石原慎太郎正是抓住一个大好机会，也就是钓鱼岛事件。

中国作为维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使日本右翼势力决不敢轻举妄动，日本广大国民也不会答应。但是，从历史教训来看，两国之间非理性的“硬硬互动”的不断强化，决非理性的选择。众所周知，在核大战的情况下，是没有胜利者的。即使没有发生核战争与常规战争，彼此之间为备战而进行的恶性军备竞赛也非良策，当年苏联正是被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拖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我们应该从二次中日战争的深刻的历史警示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说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国际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别的定义，即在外交，教育，媒体等方面以战争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制度体制。在日本东京，军车在街道上会向民用车辆让路先行，这样的体制很难想像可以与军国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大，以此作为日本搞军国主义图谋的例证，但有关统计指出，日本军费虽然现在是世界老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军费的45%是人头费，购买新武器的费用只占军费的19%，而且主要是买自己国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成本高，价格昂贵。我们不必做惊弓之鸟。

我们这个民族处于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正如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发育迅速的大孩子，国民心智上有待于进一步成熟，作为一个大国，要完全成熟，可能还需要30年。

从人类历史经验上来看，一个原先经济落后，有过受人欺侮的屈辱经历，后来经济上又突然强大起来的国家，一旦经济出现滑坡，国内矛盾就会突显出来，一旦发生国际上的冲突，就很难避免经由历史悲情而激发起来的高调虚骄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德国就是例子。

自有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民族国运多灾多难，发展中仍然充满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因为有历史的前车之览，我们希望的是，就是30年内我们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德国就陷入过修昔底德陷阱，日本也陷入了，包括苏联也陷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性地反思历史，在要坚定保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中日关系。要从历史中获得智慧。

如果不能从历史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