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出发，郑观应激烈批判了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办洋务企业。其国有性质及其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誉为维护国家权益的典范。郑观应则认为朝廷竭力发展国有轮船招商局乃是误入歧途，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对本国民间商船业的政策保护。

郑观应说：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只能前往西方各国指定港口贸易，其余沿海、沿江地区仍是西方国家本国商船利润独享之所在，被政策保护起来不让外国船只染指。反观中国，外国轮船无处不到，政府不但不保护本国商船业，还遍地关卡，处处苛捐杂税。郑的民营企业曾屡次遭遇本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此番言论，当有痛心疾首之感。

继而郑氏批判了洋务大佬们单腿前进，仅仅关注于引进“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这一类西方技术。

在郑氏看来，把国家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王道。西方国家因为是工商业国家，所以富强；中国因为是传统农业国家，所以贫弱。故而，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就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层面公开放弃传统的“轻商”意识。

郑氏甚至认为，在这场救亡图存的危局里，与西方国家的“商战”要远比“兵战”更为重要……虽然商、兵缺一不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但是，军事吞并容易被人察觉而遭遇抵抗，商战则能使敌国凋敝于无形之中。故而，郑氏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开出的第二剂药方是仿效英、德设立议院。

早在1884年，郑观应就曾上书清廷 ，请求开设国会，结果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氏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在郑氏看来，议院的好处在于：“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西方富强之国均行议院制，日本也在维新设立议院之后悄然兴起，中国若要富强，也必须得走议院制这条道路。

郑氏考察了西方国家议院制的不同种类，总结出三种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郑氏力主采用君民共主制：“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郑氏的这种选择，有其现实政治的考量。他曾如此评价美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美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君主制，天然是民主国家，几千年君主制传统的中国无法与其相比；郑氏对法国大革命也有所了解，对这种“叫嚣”式的民主似乎心有余悸。所以，郑氏的选择是：“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君权与民权的平衡，其实一直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不识大局，对中外利病缺乏深刻认知者的言辞。我曾遍阅各国历史，探究思考它们得失盛衰的缘故。（于是发现）世界五大洲政体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君主之国权力偏于上，民主之国权力偏于下，君民共主之国者权力平衡不上不下。凡事虽有上、下院商议敲定，但仍需上奏给君主请求裁夺：君主认可签名后才能实施；否则，则需要发回重新讨论。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实在无过于此。这一制度，实可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英国弹丸之地，采用君民共主体制，每年纳入囊中的土地相当于其本国面积的二十倍。议院制的政治效应如此之大，所以世界上君民共主之国占了十分之六，君主之国只有十分之一，民主之国占了十分之二、三。如今日本也因为采用议会制而勃然兴起，迅速赶上西方，还敢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面对如此局势，还说什么中国国情下议院不可行？脑子有病吧？（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质疑二：民智未开暂时不能搞议院】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并举例说明：昔日法国维新之时，民智未开，先设议院。当时法国绅士即有创设学校来教育议员的讥讽，可谓富强未闻，徒受议院之害。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寻常之见。当年齐桓公问管仲：“王者应当以何为贵?”管仲对曰：“民。”周武王说过：“纣王有亿万人，但有亿万颗心；朕只有三干人，但都是一条心。”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左右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诸大夫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国人都称赞其贤明，然后才能考察启用此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制度乃是中国上古之遗意，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现在不搞，等到西方列强把沿海全给瓜分完了，再搞就迟了。

但其实郑观应本人似乎是赞成先开民智再搞民主的——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下。郑说：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广开学校，十余年后人材充盈，而后再立议院，这是经，是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同时开学校，使官绅们知道议绅身份的显贵，促使官绅们一道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这是权，是兵出于奇。现在时势急迫！而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

郑观应的回应是：

这不是议院的错，而是章程不完备，公举议员的方式不正确的缘故。西方国家如何公举议员，我已经在《议院论》、《国会论》等篇章中有详细介绍。但创办之初，也不必完全模仿西方旧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有入选的议绅必须是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若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

客观而言，面对上述责难，郑观应的回应算不得非常雄辩。这或许跟他对议会民主的精髓把握还不到位的缘故有关，也可能跟他始终致力于将西方议会制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嫁接到一起有关。类似的责难，此后，还将继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播，降临在梁启超们头上，降临在胡适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