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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中迁入人口基本上替代了北方人口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之前的方法破坏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物质生活和文化多样性又一次大的灭失了。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春秋末期形成的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统一。东方齐楚这一块文化和他们的吴楚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替代，到东汉末年甚至成为了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北印度文化来了后有很大影响，即中国古代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渐变成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重要内容。

汉魏时代是政治、社会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极度简化。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钱荒，以至于朝廷极大地鼓励生育，但是赋税人口仍不断地减少。过去只是凉州、幽州这样的边区人口减少，而现在人口繁盛的地区也逐渐减少，西部地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开始关心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上层表面上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整个过程是氐羌、鲜卑人口不断地向核心地区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基本上替代了北方人口。“永嘉之乱”中北方人口的损失情况难以精确，但是北魏重新整顿北方人口的时候，按当时的统计，迁移来的人口占了八成，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因为经过了多次迁移，原有居住人口甚至也不可能认为是汉魏时期的残余。

隋唐时期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蛮族替代模式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初关中地区充满了四、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唐太宗尽管出身鲜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汉族名。在唐太宗、唐玄宗近百年的太平盛世当中，关中人口才缓慢地把名字改变成汉名。这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汉唐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上显然不是这样的。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人口已经被重新被洗过一遍了。相当于伦巴第区，尽管他们自称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可能是北方日尔曼人消灭当地种族后的人口。隋唐时期东亚人口大致是这样的。

隋唐时期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个模型，即以后一再出现的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种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组织力较强的部落替代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成封建结构。唯一的区别在于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初期，仍然能部分地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军事传统。因此虽然在部落时代，也比高度腐化和软弱的帝国要强得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部族传统作为社会核心也在不断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将会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掩盖自己蛮族出身，宽裕统治顺民。这个过程中，原先的武士能够加入官僚系统的会变成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统的，就会被削弱，变成跟其他顺民一样。

辽金元清政权的核心保护中亚传统

六镇民变与北魏分裂

北魏有一个“六镇之乱”，“六镇之乱”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魏孝文帝改革，把鲜卑人的组织改变为汉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这过程中，原先的鲜卑贵族凡是跟着皇帝一起走的，都变成新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没有跟着皇帝做官的，丧失了原有的身份，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后者非常不满，凭着他们的优势掀起了叛乱，导致北魏政权瓦解。北魏的失败是在官僚化、建立意识国家、抛弃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因为步骤没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毁灭了，但它的毁灭并没有改变整个程序，后来的北周、隋唐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封建制到官僚制度的演变意味着顺民负担的加重

唐初的战斗力靠什么？靠“府兵”。府兵从何而来？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继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从哪里来？来自鲜卑的传统士兵。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领下进入残破的关中，但宇文泰没有能力征收货币，没有能力支付官僚系统常规军常见的军饷，只能用土地代替军饷，把他们分封到各地。他们在那里自动能够接触到农村秩序，因为他们有最强的武力，人们就会依附、团结在他们周围。在府兵初期，参加府兵是阶级特权的表示，原先成功入关的，相当于是清朝跟着多尔衮一起做八旗户，这是第一。第二，参加军队，能够立战功，没有这个资格很难担任高官。所以府兵最初的定位是高于普通农户的。

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关中一域的情况下，封国骑士只需自费武装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打仗。但帝国统一以后，他们必须裹粮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远征，这样巨大的远征在经济上是极大的负担，很容易倾家荡产。结果造成矛盾现象：原先属于特权阶级的府兵，在唐太宗征高丽、突厥以后，却变成一种裹粮上任。你需要自己带着粮食去远方，多半是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朝廷给的那些，可能还赶不上因为当兵倾家荡产造成的损失。因此，在唐太宗时期，尽管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愿意当兵的人越来越少，没有办法扭转此局势，最导致雇佣兵的出现。雇佣兵和官僚是孪生兄弟，无论文武官职。而官僚机构的特点是平等的，向所有百姓开放。做官和当兵的结果是为了待遇，做官可以有俸禄，当兵可以有饷银，这些巨大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当兵也不做官的顺民来承担。

从封建制到官僚制度的演变意味着顺民负担的加重，财政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迅猛扩大。同时由于封建局势，贵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而雇佣兵很容易叛乱。所以帝国官僚制发展到后期容易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空饷，另一方面是雇佣军队发生暴乱、叛乱，同时顺民因为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的负担越来越重，逐步变成流民、难民。这个过程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最高峰是官方组织的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把自己压垮，在压垮过程中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至少王朝核心地带随时会发生大规模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是边境地区仍然有强有力的部落和组织卷土重来。

唐代末期政府从中亚招募武士，补充原先的军力，这些蛮族武士朝廷难以控制，但是延续了朝廷的寿命。这些藩人逐步提升自身战斗力，于是又有一批新的蛮族。“安史之乱”时期为朝廷平乱的神策军，在中原渐渐失去战斗力，“黄巢之乱”的时候已经抵挡不住了外敌。于是朝廷必须招募更加野蛮的沙陀人，把他们安置在太原地带。太原军事集团就是后来五代的起源。这个军事集团进入中原以后，又有外来的蛮族一波波地进入。中原地区的居民先是在安全的环境中创造出极大的繁荣之后，最后在战争中被消灭，又被新人所取代，这个替代的最后一幕是辽金元相继入侵，元代建立了世界帝国体系，再次重新洗牌隋唐以来所建立的体系。

儒家士大夫眼中的“不规范”恰恰是元朝的力量所在

元代对东亚的意义是引进了中东、中亚地区比较先进的各种技术。从儒家士大夫角度来看，元代是一个不规范的朝代，但这恰恰是它的力量所在。经过元代以后，朝廷中布满了来自中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晚近时期东亚整个文明体系建立起来了。元末明初的边境逐步普及到东亚全地，后来变成棉纺业也是通过安南从海道引进的。可悲的一点在于，庞大的官僚组织在技术创新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们甚至在最接近生活的饮食、医疗方面，都严重依靠被称为蛮族的小族群。

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了原有的稻谷和普通作物，双季稻、三季稻也是从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传入。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对山地的征服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一方面征服者通过以建立男性家长制为核心的少数大家制，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的部族酋长，吸收南方各族群。另一方面这些族群在瓦解过程中，把他们积累的技术成果向中原地区扩散。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国的过程中，毁掉的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东西。这一次释放得到了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使元明清三代帝国渡过了几百年。

以后的技术出路依靠来自更远的西方和日本的输入。甚至保卫皇帝的核心部队也主要依靠安南的火器。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发源地，可他们的火仓库竟然能够比政府打造的火器更先进，这就暗示着在朝廷本身不重视秘密渠道：整个士大夫体制压迫下的暗渠和通向西方的技术出路。这个技术出路很可能是阿拉伯开辟的南亚一条线，技术落差大概是从欧洲到奥斯曼帝国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过中南半岛到明朝。奥斯曼近东地区模仿欧洲产生先进技术，然后波斯地区模仿近东产生相对先进的技术，传到印度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先进了，但是对于印度各邦来说来自于中亚和波斯的东西是难以抵挡的，而且相对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技术来说，仍是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的流通面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都没有改变。

东归的土尔扈特人为满蒙八旗看守西北边境

由于东亚帝国广土众民的性质，如果你征服了大量的土地或者杀戮了大量的人口，给人的印象是战斗力非常强。但真正比较起来不是这样的，从明末的战争可以看出，极少数来自澳门的火枪可以抵挡数万的士兵，郑成功在对荷兰人战斗中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清朝对付北亚哥萨克人时唯一的瓶颈。清军的优势很明显，但是康熙帝时期全国绝大部分大炮面对雅克萨那些为数不过百多人的哥萨克非正规军，竟然攻不下这座城市。死亡的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物质缺乏导致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军的刀下。

俄罗斯帝国在面对波兰和瑞典军队的情况下，经常是几万人打几千人没打赢。而波兰人和瑞典人抗击过程中，最核心的是德国的少量雇佣兵，这些德国雇佣兵在西班牙战争中明显不是西班牙和法兰西军队的对手。这条线路很明显，在欧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兰德和伦巴第这两个战争地区，军事演化是最为迅速的。这个技术中心向外延地区逐渐输入技术，离核心地区越远，输入技术越晚，边缘地区极为庞大的军队在技术上都是很落后的。可以说，最核心的成员如雍正，在清朝中叶的时候感到危机，跟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要求俄罗斯人把土尔扈特人放出来交他，因为他发现原有的满蒙骑兵已经不大中用了。在他看来，土尔扈特人的武装部队在他的帝国中仍然是强者。土尔扈特人向东迁移的时候，面临的主要不是俄罗斯人，或者跟其他人说法相反，俄罗斯人没有费心去追他们，追他们的是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但是这些人在到达伊犁河流域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填补整个政治真空，有效地压制南方穆斯林，有效地为日益衰退的满蒙八旗看守西北边境。

等到道光统治初期的时候，南方的安南海盗在福建、广东沿海附近横行，他们通过对越南的战争得到法国天主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提供的一部分补偿，而仅仅这一部分补偿就足以给广东水师、南方贸易造成严重威胁，只有葡萄牙人才能镇压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招安、收买、封官爵的方法把他们纳入统治体系。广东水师在对付海盗方面，某种意义上就是未来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是别的，就是海路重新打开以后，欧洲核心区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一下子直接接触到军事技术最落后的地区。以前军事技术衰退是经过一系列传道，每一级稍微低一点。现在海道打通以后，欧洲最先进地区会赤裸裸地面对东亚，这样立刻会导致摧枯拉朽的姿态。于是，辽金元清在这样的打击下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

辽金元清对华夏传统的尊重远不如隋唐

此后一百多年，东亚的问题是怎样把西欧封建主义在几百年中演化出来，把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播种的秩序和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使辽金元清以来，长期在军事上处在压制状态的华夏士大夫得到一个解放自己的机会。从世界史角度看，他们的地位很像缅甸南部孟族人或者印度的印度教徒。辽金元清最初和鲜卑人建立的隋唐没有区别，但他们对华夏传统的尊重远不如隋唐。隋唐愿意假装自己是汉族，而辽金元清坚持中亚过去的传统，公开把南方人贬到帝国底端，政权的核心是保护中亚传统。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清灭亡以后，如果准噶尔人或者其他中亚民族顺着原先的道路再次入侵东亚的话，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延续儒家的传统是个问题。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波斯以前的利比亚人还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再也不这样了。大清帝国建立内亚体系，很可能是中亚愿意延续儒家思想传统的最后一代。

网载 2015-08-23 08:4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