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孙子》 第三讲 (始)计第一 (始)计第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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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第一(5)
    关于“势”,后面还要讲。这里只有一句话,“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利”就是上面讲的“计利”,就是计算的优势。“权”本来是秤砣,古人说“权衡”,“权”是秤砣,“衡”是秤杆,用作动词,就是掂量轻重。“权”指权变,就是从加权平衡、调解力量分配一类含义发展而来。它的意思是发挥优势,制造机变。势的变化,都是因应敌情,随时随地调节,没有固定内容,这是它与形不同的地方。
    然后,作者说了一句话,“兵者,诡道也”。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诡道”不仅是“势”的特点,也是“兵”的特点。兵不厌诈,是典型的中国智慧。但诡诈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克劳塞维茨讲战争,他也承认,战略一词,从语源上讲,本来就与诡诈有关。
    西方的军事传统,比我们有贵族气,但战争不是贵族决斗,扔白手套,鲁迅说的费恶泼赖(fair play)。现在,美、英等国的政治家说,恐怖分子是胆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跟他们决斗。开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当肉弹,怎么还胆小?李敖说,大卫胜哥利亚,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
    其实,兵法的产生,和兵不厌诈直接有关。弱者不择手段,用糙招,这是战术,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项羽想学的“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万人敌”,不是决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团间的殊死搏斗。这种艺术,它的产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贵族传统:什么招儿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
    中国的贵族传统,崩溃特别早,基本上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兵法,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比如《左传》,它有一条凡例,叫“皆陈曰战”,即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战”都是双方摆好阵势,不用“权谲变诈”,“坚而有备,各得其所,成败决于志力”(《左传》庄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这就是贵族式的战法。
    贵族战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贵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军人多,宋军人少,司马子鱼劝他,何不趁楚军半渡未陈,发动突然袭击,他不听。半渡,他不让打;没摆好阵势,他不让打;非等楚军上岸摆好阵势再打,干等着挨揍。结果是,他的大腿让对方砍了,伤重不治,身死兵败,为天下笑。当初,他不听司马子鱼劝,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些道理,其实是贵族的老礼儿,比如《司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马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它讲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实就是“不鼓不成列”;“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其实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比较文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唐吉诃德”,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和司马子鱼的争论,是时代性的争论。《荀子·议兵》篇,记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还是争这一问题。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点,是春秋时代,由齐桓、晋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战国的“盗兵”,即临武君推崇的“攻夺变诈之兵”,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但荀子反对的东西,正是当时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也接触到这个话题。他说,成濮之战前,舅犯(即咎犯)主张用诈,雍季(即公子雍)反对用诈,晋文公用舅犯谋败楚,归而论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战国兵家,大家有共识,庙堂之上,我是谦谦君子,战阵之间,却不厌诈伪。不合规矩,现在反而是规矩。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兵不厌诈”一词的出典,《史记·田单列传》索隐、《北齐书·高隆之传》已经使用这个词,明清小说,更为常见,现在是成语。春秋战国,礼坏乐崩,贵族传统大崩溃,本来意义上的贵族,秦始皇是最后一人。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历史新纪元。但项羽是贵族,刘邦是流氓,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才是贵族传统的句号。
    《孙子》尚诈,除这一句,还有《军争》篇的“兵以诈立”。上面说,宋襄公反对“半渡而击”,但后世兵家,说法相反。《孙子·军争》说“令半渡而击之利”,《吴子·料敌》也说“涉水半渡可击”。“兵不厌诈”,是军事学上的大革命。
    下面的话,都是讲“诡道”。
    我说,形是看得见的东西,势是看不见的东西,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干。形是摆在前面,势是藏在背后。摆在前面的东西,还是有形可睹。比如这里讲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泽东称为“示形”。“示形”,就是制造假象。它是势的表现。摆出来的样子,是伪装。伪装也是一种形。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春秋晚期,吴国采用类似的战法,“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逗楚国玩。“亟肆以罢之”,是趁敌不备,不断骚扰他。你不留神,我就来;你一注意,我就跑。来回来去,溜你涮你,让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误之”,则是千方百计,引导敌人犯错误。春秋晚期,南方各国,楚为大,伍子胥叛逃,给吴国支招,让它派三股部队,轮番骚扰,把楚国折腾得够呛,最后,破楚入郢。这种战术,弱者对付强者,尤其有效,很像苍蝇、蚊子,白天黑夜骚扰人。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是名言。它的特点,就是处处跟敌人拧着来,变着法儿地让对方不痛快。打仗这件事,就是成心跟敌人找别扭,敌人怎么难受怎么干,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地方,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时间,使劲收拾他。这里的“无备”和“不意”,很重要。因为再好的计,也要取决于对方。
 


李零 2013-08-21 15: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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