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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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字龙荪,湖南长沙人,祖籍浙江诸暨,着名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于欧洲诸国,后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着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着作”。而《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着名学者皆出于金岳霖门下。金岳霖终生未婚。为纪念金岳霖先生,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深情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恋之情,终身不渝。但因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金只能将这一真情隐藏心中,并与梁、林二人结为终身挚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妙语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1914年,金岳霖赴美留学前曾就专业问题征询家人意见,他五哥建议金学习簿计学。到美后,金先是读商业科。后来因提不起兴趣,而该学政治学。他在给五哥的信中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有一学生感到逻辑学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之曰:“我觉得它很好玩。”


吴宓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有一同事觉得不妥,便请金岳霖去劝吴宓。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争辩说:“我没有说你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后来金回忆此事,感觉自己当时说的话“确实不伦不类”。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 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1963年,金岳霖为毛泽东祝寿作了一副对联:“以一身心系中国兴亡,人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三十亿焉。”


真趣


金岳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但是过得怡然自乐。家中有一男佣,专门给金做饭。金养了一群大公鸡,没有一只母鸡。其中有一只很大的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在一个桌子吃饭。金还喜蟋蟀,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有一大箩,老王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到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金岳霖年轻时视力不佳,他举例说,“比如前面来个汽车,因为我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满身“童趣”。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闲暇时间便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与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1949年,金岳霖受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他听到毛泽东以他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兴奋地几乎跳了起来。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经八十岁,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金岳霖晚年写回忆录,开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82年,87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风度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那时的金岳霖只有32岁。


金岳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一日,金岳霖登台演讲,讲到得意处时,忽然停下,对学生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然后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中细看,表情甚为得意。


授教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当年,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的很满。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


学生喜欢向金岳霖提问题,金不论问题难易深浅,总是有问必答。有一华侨学生,名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怪异常。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Lin Guo Da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意谓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当时就被问住。因为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一直没有笑容。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昆明,人们便要常常“跑警报”。这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着述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最早的一本着作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惟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福生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据金的一位学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殷福生找他聊天,看到桌子上放一本金岳霖的《逻辑》,“殷福生拿起这本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这时他突然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接着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遗言


1984,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月旦(月旦评,东汉末年由汝南郡人许劭兄弟主持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等品评、褒贬的一项活动,常在每月初一发表,故称“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因而闻名遐迩,盛极一时。)


徐志摩曾说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


张岱年回忆说:“我的家兄张生辅先生说过,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界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冯友兰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金岳霖说:“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又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应。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今人或论金岳霖:“不是真诚,而是非常真诚!”


来源:北大校友网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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