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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讲，若论近100年中国的近代史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度而言，老袁可以排在前三，孙蒋排前2，老袁排第三，老袁只做错一件事情，他不该做皇帝，毕生的英名全被糟蹋，也导致了后面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

    老袁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论品质操守（我是在领袖级的政客这个动物群体中比较），见识，后来者能超过他的还真寥寥可数 。老袁的行政才能在当时恐怕无二，孙先生在这方面就相对差点，把孙先生排第一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孙先生是推翻帝制第一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有的人以武昌起义孙先生不在场为由，否定孙先生的历史功勋，但我们不能这么孤立的看待历史,在这种逻辑里,辛亥革命好像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那声枪响的时点上.事实上我们谈的辛亥革命是从革命力量的萌芽到壮大,到最后爆发的整个过程。国父当然是辛亥革命的首位推手，从兴中会的建立伊始，中国的政治变革形态便由传统型的打天下坐天下转向现代的普世价值诉求，是国父亲手点燃了这个火种，到后来同盟会的成立，这种现代型的变革力量越来越壮大，国父发动的无数次起义，撼动了满洲殖民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其悲壮义举给沉睡的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影响遍布全国，唤醒了国人的变革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新军变革力量的转化。到最后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此时的历史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次偶然性的冲突事件就可能终结这个帝国的生命，谁在上面放最后一根稻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局已经决定。所以那种以国父当时没有在场为由，否定国父的历史功勋的人，实在是体现了对历史认知的惊人愚蠢。

第二，孙先生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他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孙先生的政治理想全部完整精确的体现在47年的宪法里头，47宪法的高度就是孙先生的高度。

我们再回到当年洪宪帝制的闹剧上来，说实话当年老袁废除临时约法，杀宋教仁，平息南方革命党的军事行动都算不上错。当然在KMT这边，发动2次革命，在道义上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政治策略来看，显然是不成熟的，以南北方军事力量悬殊，军事对抗，南方胜算太小，还不如保持力量，养精蓄锐。这次革命的后果就是导致KMT在南方的力量被连根拔除，老袁则拿到了最好的牌。

　　　　当时的中国局势和宪政土壤，搞那部临时约法纯粹是扯淡，完全是宋教仁先生书斋里的政治实践。政治就是在既定现状条件下的选择，那部临时约法完全变成了议会独裁，当时的枪杆子老袁最强大，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民智基本没开发，莫说社会的平民，那些握枪杆子的武夫有几个懂得军队国家化等现代政治理念，他们只知道服从效忠自己的老板，而不是国家。想用一纸宪法约束一个专制传统还非常深厚的前现代社会的武夫这根本就是梦呓。

　　　　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辛亥之后最合理的历史逻辑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威权精英政府主导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2次革命在本质上是袁世凯的削藩之战，由于国父的失策，导致KMT在南方的势力几乎连根拔除。

　　　　2次革命之后，老袁迎来建政后的最好局势，此时的他，只要修改宪法，建立一个形式上的三权分立架构，大权独揽，如果觉得议员太吵，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让自己的人进议会。这样，至少袁世凯的政府还能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假以时日，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慢慢树立起来，即使在日后袁世凯死后，由于法统道统都在，这样就能形成路径依赖，而不会导致军阀混战，最终慢慢过度到宪政政治。

　　　　老袁最蠢的问题就是做皇帝，一下子把自己的道统和法统搞没了，由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失落，从此中国政治生态进入丛林状态，靠的是拳头说话。当然如果袁世凯能多活10年，通过纠错还是能避免后来的事情，谁知道老袁还来不及把政治拉入正常轨道就挂了。日后的军阀混战根本不是孙先生的罪过，而是政治生态逻辑的必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各地大小军头林立，大家都窥视中枢，导致政治纷争不断，最后只有靠枪杆子说话了。那些伪自由主义把后来的军阀混战怪罪到孙先生的头上，是对历史的无知。

      当年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莫说南方，就是北洋系也不拥护，倘若北洋系拥戴这场闹剧的话，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给灭了。这只能说明，虽然共和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但帝制确实已经走进了垃圾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新的法统，这个法统必须是披着现代性的外衣，哪怕你新瓶装旧酒也行，作为当权者，你的使命就是充当这个法统的守护神，塑造自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老袁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住，反而开历史倒车，最终为天下笑，项城君终究还是个传统士人，其眼界永远只能停留在传统里打转转。

      而且以传统道德来看，老袁叛变清室，已是乱臣，今日颠覆共和，更是贼子，此等三姓家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毫无道德力量，其统治权威彻底破产，遭到传统力量和新潮流力量的一起抛弃，老袁焉能不败？

　　　　替老袁计，当年削蕃之战后，就马上改组国会，以内乱的名义，将异议者从国会剔除，修改宪法，大幅缩小国会的权限，主要是修改立法机构对行政权的侵蚀这块，扩张行政权。比如议员的产生程序，设立考试院，归总统府管，考试院的人员由总统提名，主要由社会贤达，还有一些从地方军头砍下来养老的人组成，专门负责官员的考察及选拔，国会议员的50%，由考试院推荐，另外50%由地方政府推荐，如此就保证自己人在国会占多数，继承人机制，由总统提名2个，国会投票，得票多者通过。当然国会也不完全是橡皮图章,比如,国会的监察权就一定要保留，国会的立法权也必须要有,和总统共同分享,因为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 。

　　　　对地方政府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正好借KMT大败之机，现在南方推行，进而全国。

　　　　司法上，大理院(司法院),也是由总统提名,在大理院的设计上,还是必须朝司法独立的方向走,建立一个虽然不民主,但有法治的精英政治.

　　　　在地方治理这块，其实咱们有很好的优势，几千年以来，咱们的皇权只是到县一级，广大的乡村一直是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我们尊重这个制度，添加一些现代性的元素，比如乡镇行政长官的产生，可以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选举竞争产生，至于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暂时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产生。省级行政长官的产生,则由中央的考试院提名,总统任命,地方的民意机构,可以由当地通过选举和其他方式结合产生.

　　　　通过如此一番技术操作，即保证了总统对中枢的控制，又让象征法统的民意机关继续存在，这样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外衣。

     其实所谓民主，只是一个权力产生的程序而已，指向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代表的是主权在民，但在当时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多少，中国的传统政治土壤之深厚更不用说，民众认同的是一个有权威的首领。所以，当时建立一个有自由，有法治，但无民主的威权精英政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日后演变到宪政政治也是水到渠成,中央权威的树立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的道统和法统自然会形成新的认同。辛亥之后帝制权威的道统被打破，袁世凯倘若具有现代政治眼光，根本不需要回归帝制，只要做好这个新国家的道统守护神，将临时约法改成总统制，解决上层的继承人问题，形成制度化，中间层面就是削藩，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宪政之路出来。

   可惜老袁终究视野所限，为了操弄权柄，居然会想回归帝制，太蠢了啊！坦白的说，2次革命的削藩之后，老袁手上的牌是最好的，奈何最后的愚蠢导致万劫不复之境地。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让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倘若没有这样的蠢行，即使老袁死后，按既定的程序产生新的总统，还是能维持一个也许弱势，但至少得到大家认同的中央政府

    辛亥年之后中国初生的宪政格局其实就是建立在沙滩的上的建筑，宪政土壤极其贫瘠，没有根基，无论民众的对现代文明的认知，还是司法体系，或是经济体系都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宪政体制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是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问题。

当时虽然中国民众的意识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但我们的优势在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人文道德以及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保证了社会基层的稳定。所以虽然辛亥年上层政治架构发生巨变，但社会整体并没有天翻地覆的激荡，整个社会的基层还是平稳的。变革最好的环境就是要保持社会基层架构的稳定，后面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除了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外还有就是随着西学东渐，基层加入这个变革过程的力量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全民泛政治化的局面，而上层又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制度安排，导致我们的宪政之路越来越艰难。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社会变革方面一定不能太极端，走循序渐进之路，尊重传统形成的一些制度，加以现代改造即可。当时老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自己当时的威望把上层的传统型父爱政治架构转变为现代型的父爱政治架构，树立新国家的道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中间层面就是削藩。

说到这里，估计有很多民主斗士要骂我是威权政治的拥护者，但他们没有明白的是，无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没有改变政治的实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改变的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官僚系统无论是在民主政治下还是专制政治下，都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和自利主义，公共管理的专业性，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都注定了这个系统的诸多问题，所以不要指望政治民主了就可以一劳永逸，这些都需要制度的精妙设计，即使制度设计精妙，还需要人去执行，更何况当时的中国面临诸多的转型难题，所以辛亥年后的政治格局理想状态是把这些专业性的东西委托给有道德力、智识力的领导者去管理，造就一种有德性的哲人王式的精英政治，威权政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可惜袁世凯不成器，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根本不值得同情。

    人类的政治体制的权力继承实际上就三种类型，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君主制的权力继承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民主制源于自由选举，来源于民众同意。这两种政治体制统治者都是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权力的。而僭主制不同，是统治者没有合法程序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与君主制相同的是两者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的是君主制的权力体制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使人更易于归顺而得到民众认可，因而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家对权力的窥视。而僭主制的权力取得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所以他们其实是极度自卑而又极度暴戾的，他们需要残酷的杀戮来维持对反对力量的震慑，需要不断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塑造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因为僭主们的权力既非世袭又非民选，他们的权力变更是非程序性的，是没有公信力的。这种尴尬地位导致僭主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者即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也无法说服他的同志为什么是他成为老大而不是其它人。

这里，我们再继续往下推演：

1、老袁不称帝，专心搞威权精英政治

2、即使这样，威权政治基于权力的代际递减规律，延续到三代时，威权政治仍然要出现大麻烦，所以很多这样僭主政治基本是三代而亡

3、所以老袁的威权政治即使能搞下去，到他下面的第三代时也要面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合法性的问题将重新拷问这个政府

当然这里可能还会有些例外，威权政治的延续时间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影响，比如：

1、当时民智的开发程度，如果绝大部分民众继续处于蒙昧状态，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政治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2、僭主们内部的规则，也就是组织伦理是否比较完善，如果僭主们的组织伦理非常完善，虽然他们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但在体制内部能达成一致，保证了内部人的认可，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体制也能持续更久。

3、但不管技术性的统治技巧如何精妙，僭主政治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其最后归路却是已经注定了的。

结局已经决定，过程却是多样。

    正是基于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条件，孙先生后来提出了一条很明确的宪政之路，那就是军政，训政，宪政，政治家和书房里的空谈家不同，空谈家从来不会考虑事实判断，喜欢用价值判断来衡量一切，所以后来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国民政府的专制，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的求解，根本没有最优方案可行，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只有稳妥的选择一种次优方案来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改进。我们再往后看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那么我们如何来审视这个政府呢？至少我认为：

    国民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精英威权政府，期翼通过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正如我前面所说“从历史的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尤其是在20世纪极X权主义风行世界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宪政土壤又极其的贫瘠，仓促的建立宪政政府，最后的结局仍然避免不了魏玛民国的民X运。我们的选择不多，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威权政府，保守民众的消极自由，在训政过程中培育宪政土壤，培育市民社会，进而过度到宪政政府。KMT的政治理想之一原本就是要建立宪政，与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是重合的.

    对孙先生的这条宪政之路，目前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大加批判，来了个华丽丽的转身，拜军阀政治的码头，他们认为军阀们的联省自治才是中国的宪政之路。这种狂悖的伪理性僭越历史情景，在草纸上画图，真让人汗颜！那么军阀们的联省自治真的是中国的宪政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1、从地缘政治看，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糟糕，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呼唤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当时陈炯明提出的所谓联省自治只是一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存在太多的变数，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私家军队 ，军队国家化这条起码的宪政原则就无法做到。当然如果外部环境缓和，也许经过100年的历史演进，可能会初具宪政规模，但更可能的是这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在30年代被日本各个击破，中国再次亡国，或者在俄罗斯的渗透下，内乱不已，分裂成几个国家。是国父的及时调整战略思路，才有后来的北伐和国民政府，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整合国家资源，避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可能的一次亡国危机。

2、当时中国的经济及国家建设由于军阀割据而停滞不前。1928年前的民国，类似于霍布司的丛林状态，中央权威已经失落，形成地方割据局面，大小军阀互相厮杀，市场分割，币制不统一，各项法制建设或处于空洞或无法执行，商业活动之社会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且有限的社会资源大部分浪费在军事活动方面，国家建设严重滞后。而现代的市场化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KMT的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市场，统一币值，建立现代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过程。

历史不能假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呜呼，如此而已！

书海飘香的博客 2017-05-14 04: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