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辛亥百年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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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国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扞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扞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匡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党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国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党、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国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党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阶级，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