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郭沫若（二）

簡體傳統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直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25年诗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创作了剧本《聂莹》，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对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1926年7月，他参加北阀军，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职务。随军由广州到武汉，由武汉到南昌。1927年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又转道汕头，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也是当天上午推选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部队里。起义的消息传来，大家反应不一，郭沫若想说服张发奎一起去南昌，张发奎却想让郭沫若同他一起远走日本。结果二人分道扬镳，张发奎没有阻拦郭沫若，反而劝他趁今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郭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国。
　　
　　郭沫若后来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日本报纸报导后，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着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时至1937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1944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轮到郭沫若演讲，他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
　　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沫若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何应钦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郭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郭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于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郭沫若的世界观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思想变化：早期提倡主题“天才、灵感、神会”到强调文学为第四阶级工农大众服务。

变异
　　
　　 1927年,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向蒋委员长忏悔了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他们办《文学旬刊》。当时郭沫若许诺“尽力帮忙”。
　　然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几天后，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1928年1月，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联写道：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在上海初次会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当时郭沫若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在几天前刚刚出版。据胡适日记记载，当日是商务印书馆的周颂九、郑心南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但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根据他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郭沫若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拜访胡适的这件事。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也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
　　
　　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而胡适1923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了一阕《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郭沫若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治学篇补遗：
　　
　　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着名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民国史学研究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
　　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着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译方面成就显着，他翻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河上肇原着《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翻译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郭沫若还将“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当作自己翻译的另一个方向。他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念念不忘让古代文献通过自己的手再现风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着述。

逸事章里补一个：
　　
　　 1939年其父病逝举行家祭的时候，中共核心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国府主席、党军领袖”蒋介石等的挽联，同时并列灵堂左右。自两党成立以来，有此所谓殊荣者仅此一例。

阿附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就不再有了。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
　　
　　 1945年重庆谈判后，在重庆乃至全国围绕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沁园春》的词牌为唱和形式展开的这一场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了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大肆“围剿”毛泽东的咏雪词。郭沫若首先在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首和词。在郭沫若的带动下，许多人士也奋起反击，在重庆一时出现了一场以《沁园春》唱和词的形式展开论战的激烈斗争。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巅，如削绝壁上出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长宽约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相当于15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五个字，是巫山县委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以“摘帽”为精神鼓励，驱使本县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来的。工事进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饥饿或被殴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过巫峡，看到这绝壁鬼斧，心情激荡之下赋诗云：“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可是，来年春草重生，百卉竞发，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他）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文革开始后，章士钊的家被抄，章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被抄的东西发还赵士钊。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李白与杜甫》里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被普遍视为一本附和之作，令人不齿。但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李力研认为里面有曲折反抗意。
　　
　　毛泽东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和诗也是一首七律：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借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言说
　　
　　郭沫若说：“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我便做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
　　
　　郭沫若说：“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郭沫若说：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郭沫若自省：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晚年，郭沫若说：“我……自惭形秽，但心中总是憧憬着那诗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时很不服老，但现在只得承认，我老了，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岁就喜欢他嫂子（《叶罗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识，后来诗集《女神》、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虚构人物，婵娟）、《蔡文姬》等剧作中都得到表现。
　　
　　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郭沫若的“性的觉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却意外的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样子。……郭沫若本打算走开，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他竟痴痴地望着，无暇顾及其他了……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郭沫若儿时有女性特质，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讲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时候和自己“渐渐接近起来了”。事情逐渐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现出了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郭沫若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之产生过暧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是在与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这样说：“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同时，《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位男性同学的交往。
　　
　　宗白华也谈到郭沫若的同性恋问题，他曾说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