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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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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闻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诗人，着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笔下。但是，闻一多并不只是革命家、诗人，他还致力于中国国学研究，着作颇丰。同时，因为有诗人浪漫气质，他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一位艺术家。
21岁时，闻一多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
在清华时，闻一多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临大)。此时闻的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但妻子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闻一多途经武汉时，写信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高孝贞这才消了气，给丈夫回信。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闻一多先生满怀悲愤，“拍案而起”，亲笔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疾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父亲：“父亲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错误，敢于否定自己，他曾公开承认自己对鲁迅有过偏见。”在闻立雕眼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有很多次，他尊称父亲为“闻一多先生”。“说他是慈父，因为他对我们五个子女都非常关心。大哥学习特别好，从高二跳级直接念了大学，父亲就把一支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派克钢笔给他作为奖励。而我比较贪玩，不爱学习。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撒谎说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并说：‘你不相信去问老师嘛！’那时我家在小西门武成路福寿巷，而学校在凤翥街，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专门跑去问老师，故意说了那句话。不曾想父亲一下子就生气了，脱下脚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边跑边喊，父亲只穿了一只鞋，边追边打，母亲听到我的喊声赶快出来劝阻了父亲。”回忆起当年，闻立雕先生告诉我们，父亲并不是一个爱打孩子的人，只见过他打过两次孩子。作为父亲，他要求他的子女做人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谎。因为自己撒谎，父亲才发了火。
在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对感兴趣的课舍得下气力，加上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学生，在这类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开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诗，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爸爸有些不适应，就经常缺课。结果，毕业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收汪当助教，朱一口回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但是，闻一多却很喜欢汪。那时，闻一多的政治态度已出现转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家约稿。闲聊中，闻对汪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很快写了回信，说汪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到汪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悲悯
风度
言论
五四
眷恋
爱国
逸事
立场
诗人
为学
传道
从艺
困顿
殉难
闻一多婚后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子。相当多的研究者包括闻一多后人都认为闻一多喜欢女诗人方令孺，并且进行了诸般牵强的考证，但实际上闻诗人根本不可能爱上方诗人。他写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此地有个方令孺，是方玮德的姑姑，能写诗，手段虽嫌粗糙，但颇可调教，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世界上哪有用这种语气谈自己暗恋的美女的？何况《奇迹》里面的那个她，用一句唐传奇常用的话说：惊为天人。杨校长等在顺兴楼搞PARTY，八缺一，闻院长主动推荐方令孺，遂号酒中八仙，彼此相处，形同哥们，哪里又会是恋人的举动。
评说
闻一多说：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判激来得强，发动也来得强，也许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得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看见有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当时哪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当时的百姓本来就瘦弱，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一多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他就上去劝架，结果那个军官大骂他通。他回来气得要命，夫人就说，你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心疼！”事后闻先生对学生说，他看了这个就像心里受刑一样难受，他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同情心，他看了这个就说，为什么离杜甫写《石壕吏》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比杜甫那个时候还惨呢？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的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那个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里边写到，他像那个中提琴那个男低音，非常好。
闻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来空袭，以致停电，众人惊惶躲避。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清华虽然是按美国方式办起的学校，但在当时的学生中，也不完全认同它的一切。梁实秋就说过，因为清华是庚款学校，总觉得有一些国耻的意味。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相当尖刻，他说：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
《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闻一多还曾这样谈到节日各种艺术活动的感染力：“这时最险恶虚伪的心也能闪出慈柔诚恳的光耀；这时什么沉忧烦虑都匿形遁迹了；这时人类中男女、长幼、富贵贫贱各种界限，同各种礼教的约束都无形消灭了……”
自省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胡适，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诗？》，另一篇是《谈新诗》。从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章节。”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他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闻一多在给其父母的一封信中还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是说了很公道的话，他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
闻一多说起鲁迅：“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20岁。“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当时，他在清华学生会当文书，于是便连夜抄了岳飞的《满江红》。25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中说出了这件事，人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说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是时，闻一多对他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前后思想的变化。梁实秋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运动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还担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的书记。闻一多后来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过当年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情形，他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评价很高，尤其对清华学生的表现，更是非常肯定。他这样说：“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着，亦素所习练使然也。”
闻一多在美国只呆了3年，按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是5年，还可以留学两年，如果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他却没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断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梁实秋说过：“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在出国前夕，曾和梁实秋几次商量，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则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才终于成行。也许是闻一多过于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在美国并不安心。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说过：“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闻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办的周报上刊载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看了很是不满。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每人写了一首诗，并同时发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梁实秋认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有很大关系。梁实秋说：“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
闻一多最后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但没有得到学位。闻一多在将毕业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6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们6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梁实秋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让他爆发起来。”
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他了。梁实秋曾听闻一多讲起过这件事。梁实秋回忆说，闻一多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之后，就和他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这里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
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梁实秋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时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认为民主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5年，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七子之歌》，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闻一多因抗战而蓄须。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闻一多听到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马上跑到理发馆，剃掉了留了八年的胡须。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他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一二•一”惨案后美国加州大学发来的邀请信，聘请闻一多为客座教授，而且说明可以带家眷一起去，但闻一多再三考虑后，决定不出国。他说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昆明还有工作要做。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1943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1945年，闻一多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闻一多是湖北人，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闻一多少年时在读书札记《二月庐漫记》中就写到了这个传说；他也曾作过《闻氏先德考》，虽因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后来在北平住时，闻一多带着妻子高真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并给她讲述族谱中的记载，他告诉高真：“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闻家对子孙的教导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父亲闻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较早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他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主张送他们出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
闻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名字只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少年闻一多，读过不少梁任公（梁启超）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但他的其他功课却平平，因此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读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华的10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同学，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没有闻一多激进。
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闻一多教子方法也别出心裁，堪称一绝。据曾经跟闻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先生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 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后来，马学良先生才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
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着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世人皆知毛泽东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学图书馆。江青原名李云鹤，因机缘巧合，被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由于她颇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进学校的海鸥剧社，并与剧社社长俞启威由恋爱而同居。江青在青岛参加共产党，因革命形势变化去了上海，遂与俞启威分手。后来，俞启威改名黄敬，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去世。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在教授会议上，傅斯年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诉国民党这是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当着冯友兰等教授的面，痛骂蒋介石：“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闻一多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他提倡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表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
闻一多从结婚时起就着手实施“诗化家庭”的计划，即使在后来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活动也不曾中断过。闻一多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他的孩子们坐在旁边，他像讲课一样一篇一篇讲，中间偶尔停顿，让孩子们说说是什么意思。听孩子说完之后，他就再说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讲完之后还要他们背诵，如果背不下来的就罚捶腿。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臧克家进入青岛大学学习，最初报考的是梁实秋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兴趣读中文系，而中文系主任则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在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但是，想转到中文系的人不少，都没有成功。于是，臧克家便去找闻一多先生自报姓名，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他一眼，高兴的说：“你来吧。”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得诗，便跑去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传来的枪炮声打断了闻一多教书、做学问的惬意生活。北京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闻一多不得不带着家人撤离故都。这时妻子正好不在身边，从不打理家务的闻一多对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他只带了两本书离开了北京。当时，闻一多在车站上又遇到正要赶回山东临清的臧克家。臧见闻一多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他亲的四壁图书，便问：“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收到通知书。注册报到时，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闻一多讲课有两个癖好。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他主讲的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等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
学生秦泥回忆老师闻一多：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窗外窗里都站满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有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图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闻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而下面的抽烟的学生。汪曾祺对闻一多教的古代神话课，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讲这门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也觉得值。
汪曾祺对闻一多讲的课印象最深的是唐诗，他不止一次说，能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现世无第二人。因为闻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也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汪说闻讲晚唐诗人时，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对闻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闻一多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闻一多擅书画。“七七”事变后，从长沙到昆明全程3300多里，有的教授开始写日记，而闻一多却拿起了画笔，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沿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抗战爆发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水平从此一落千丈。无奈之下，他只能卖书。到后来就把自己最心爱而且最必须用的几本书给卖掉了。闻一多卖书的时候想，我只卖给学校清华图书馆，等到将来我有钱我还能收回来。卖完了之后他对夫人说，教书的卖书，心里好难过哦。
闻一多学美术出身，早年搞过篆刻，加上对古文字很有研究，朱自清等好友建议他挂牌刻图章。闻一多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戏称自己为“手工业劳动者”。而一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闻一多刻图章。吴晗曾说：没有章子来的时候着急，家里人吃饭成问题：有章子来的时候也着急，那么多章子来了一下子刻不出来人家顾客不答应。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紧急声明中关于闻一多先生的遇难这样说：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李闻两同志惨案连续发生，相隔不及四日，而闻一多及其长公子之被刺，时间更在白昼，地点则为通衢，凶手达数人之多；并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那一段时间昆明的白色恐怖简直言语无法形容。有一个女特务，她直接来到闻家，穿着一个灰的长袍，菜绿色的脸，长指甲。她拿着一本圣经，利用圣经来威胁闻一多。她说主说的怎么怎么的，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再不改悔你命在旦夕了。她还带来一封恐吓信，直接闯到闻一多的窗前，在那儿大叫大骂。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就杀害了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当天晚上闻一多就要去，家里人叫他不要去，怕晚上出事情。结果第二天五点天还不亮他就去了，去的时候李公仆已经死了，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大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获知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要作报告的消息，亦要参加大会。闻一多夫人高贞与其他人一再劝阻，他断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的报告会上，发言的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混进场内的特务趁机起哄怪叫。这时，闻一多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扶起李夫人坐下，怒目注视着起哄的特务，说道：“特务们，站出来！你们还有几天了！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牺牲！”
在大会上，本来再三约定不发言的闻一多，站起后即席作了着名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讲演。闻一多说：我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不准备跨回来了！我们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
在闻一多讲演的时候，那个女特务也来了，她扔下一封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并说是你们命在旦夕了。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
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完了就把拐杖往门上一挂，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镇定。恐吓信也给他看了，看了以后一揉就扔到纸篓里去了，他照样干他的。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是无法劝阻他的，由长子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的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了，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闻名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候小孩嘛，我们就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陈达教授家里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呢就拿着个毛衣在那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谁也心不在焉。就是正在这个时候，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十几声了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啊，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年仅47岁……
悼念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朱自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着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称高真的舅舅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家大排行第七，闻一多称她七妹。闻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高真的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高真的父亲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退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是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高承烈喜欢闻一多，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八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闻一多呵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闻铭问母亲，还记得父亲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闻一多的八哥来开导弟弟。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而父亲却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闻一多却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在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他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闻一多对于这门亲事极其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着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着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阉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绊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认为闻一多爱上的是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就加入南国剧社，演戏是一流，是青大校花。沈从文作小说《八骏图》，其中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则可能暗指赵太侔。至於主角达士身上就有闻一多的影子，被黄衣女子的风情打动，向自己的未婚妻撒谎迟归。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俞珊，据说，在闻诗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诗人曾亲自来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
毛泽东、朱德同志对李公朴、闻一多的称赞：“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闻一多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臧克家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着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杂谈 2013-11-28 2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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