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之郭沫若（一）

簡體傳統

出身
　　
　　郭沫若为客家人。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的乳名叫文豹。我国的许多帝王出生时有异象，文人也不例外，例如金岳霖的父亲、罗隆基的母亲在他们出生之前都看见了蛇，于是金岳霖字龙荪，罗隆基的小名是龙仔。这次，郭沫若的母亲在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于是，郭沫若便取名文豹。
　　
　　由于在郭沫若之前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而且还有一兄两姐夭折了，因此母亲又叫他“八儿”。郭沫若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用的最多的笔名是郭沫若。1919年，他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沫若”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名号意在不忘故土。

早慧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杜邀贞的父亲杜琢璋是清末的二甲进士，他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自幼父母双亡，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天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能识文断字，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郭沫若4、5岁时每天必读《四书》、《五经》，他的启蒙老师是沈焕章先生。有一年岁末，沙湾人正在准备除旧迎新。按照当地的风俗，新春佳节很讲究猜灯谜。各家各户门前挂满各式各样的灯，灯上写满谜语。让观灯的人来猜。沈老师在放假回家过年时对学生们说：“我出几个灯谜让你们猜猜，过年好上街破灯谜。”沈先生出了好多条灯谜，都先后被大家猜中。
　　最后只剩下一条：“浑身都是疳疮子”。要求破《四书》中的一句。虽然当时的私塾里，学生成天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但一时却谁也找不出是指的哪一句。大家只好面面相觑，沉默无语。沈先生心中有数，看了看座位上的郭沫若，正埋头在书桌的抽屉里翻着什么，毫不在意。老师点名问他，他随口就说了出来：“是《孟子》》中的‘无尺寸之肤不养(痒)焉’。”沈先生一听满意地笑了。
　　
　　还有一次，沈先生又出了一条谜语让大家猜：“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居，夫人头闷难抬起，一炷香，卜告神祗。天将暮，日西沉，虽含恨佳人张生长分别，好一个白马将军把眼迷。”仍然要求用《四书》一句破谜。又把大家难住了。郭沫若把谜语中的典故一个个地加以推敲，再一想他看川戏《西厢记》的情境，突然间豁然开朗，便一下子猜中，谜底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沈焕章点头含笑。
　　
　　幼时，郭沫若很是调皮。沈焕章先生知道，郭沫若虽然十分顽皮，若调教得好，可成大器；如任其自然，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沈先生经常对他加以启发点拨，望他长大成才。有一次沈先生给郭沫若单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也》。他在审题时，一看就知道它出自《孟子》，但令他不解的是，沈先生出这个题仅仅是泛论治国之道呢?还是别有深意?面对这个太大的题目，他觉得一时难以下手。
　　放学以后，他又回去请教父亲和叔辈们，经他们一指点，才猛然醒悟了。原来郭开贞的大哥郭开文，五载寒窗，考上秀才；二哥郭开俊，七年苦读，中了举人。四川话“郭”与“国”同音，“大国”即指“大郭”开文。“小国”即指“小郭”开俊，原来沈先生是以此启发开贞，要他也学两位兄长发愤攻读，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于国家的人。老师的一番苦心，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郭沫若的心，从此他读书非常用功。
　　
　　又有一次，沈焕章以三国历史故事“邓艾偷渡阴平”为题作论，他想启发郭沫若对历史事件的独立思考能力。结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中写道：“设当日君主刘禅遵孔明之制，严阴平之守，则邓艾裹毡之兵下一而杀一，下十而杀十，而百而千而万。魏兵虽多，足几杀耶?”沈先生批阅到此处，密加圈点，赞口不绝。
　　
　　郭沫若十三岁时便不满足于过去家塾读的几本书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就偷偷跑到大哥的书箱里翻《西厢记》、《花月痕》和《西湖佳话》一类的书来读。这些书使他茅塞顿开，简直入了迷，因此常常借口头痛，独自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没日没夜的读。
　　
　　郭沫若沉迷于风月小说的秘密被家人发现后，母亲怕他把心看花了，与家人商量，决定将他送到太平寺郭沫若表兄汤光先的私塾去读书。这私塾与太平寺大庙的后园，只一墙之隔。正逢初夏，几株桃树结满红红的蜜桃。郭沫若向来调皮，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纷纷从墙脚的一个洞钻了过去，偷摘了一些桃子来吃。这事被庙里的和尚发现，就向汤先生告了状。
　　汤先生听了一点没有动声色，他来到教室里，出了个上联，让每个学生立即对出下联来。上联一出，学生们都低下了头，谁也不敢吭声，原来汤先生出的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在难堪的沉默中，郭沫若勇敢地站了起来说：“我来对，‘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胸怀大志，出语不凡。汤先生知道这位表弟日后必成大器，对于孩子的淘气，就没有再加深究了。
　　
　　 14岁,郭沫若到乐山城里读书。一次，农民挑大粪出城时，守城门的役吏却以维护卫生为名，硬要农民每人交两块钱的“卫生税”。郭沫若听了很气愤，当即写出一联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围观的行人读了，拍手叫好。役吏听了，自知理屈，灰溜溜地走开了。
　　
　　郭沫若十三岁以后，考取了嘉定县高等小学，就离开沙湾到嘉定县城读书。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在凉厅里摆上纸笔，铺开大红纸，给家里写春联。左邻右舍的街坊，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好，都围上来看热闹，并请他帮忙写春联。他满口答应，包编包写，有求必应。
　　沙湾有个叫赵明德的，此人久跑江湖，贪玩好赌，是个有名的浪子。他也赶来凑热闹，说：“八老师，请你也给我写一副吧。”郭开贞看了看他，举笔一想，很快为他写出一副春联来：上联是“大丈夫四海为家，三江五湖，趁此新春踏遍”，下联为“好男儿万方寻乐，青龙白虎，要它红口开来”。诙谐幽默，明褒暗贬，把一个赵明德的为人处世，描绘得活灵活现。对联一贴出，都说把赵明德写绝了。
　　
　　郭沫若在乐山读书，星期天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斑竹湾游玩。这儿有一座古庙，香火还算旺盛，大家就进去看热闹。游遍了整座庙宇，看遍了每座菩萨，他们发现，其余的菩萨都有对联，唯独送子娘娘跟前缺少一副。于是大家就开玩笑，怂恿文思敏捷的郭沫若给编上一副。有一位同学还摸出一支粉笔给他，只见他接过粉笔略为一想，就为送子娘娘编好一副对联，用粉笔写在神龛两旁：“雨润莲蓬，房房生子；风吹竹叶，个个添丁。”
　　在回校的路上，他们又看见路边一块“泰山石”，约三四尺高，顶上是个口衔宝剑、面目狰狞的魑魅，碑身刻有“泰山石敢当”。同学们对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戏弄了一番，郭开贞将手中剩下的半截粉笔，又在这石碑上写了一副对联：只要有脸见人，何须现身说法。

叛逆
　　
　　 1892年农历9月27日，郭沫若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郭沫若的故乡在大渡河西南岸的沙湾镇，大渡河沿岸的土匪头领大都出生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盗也有盗”，为这个土匪头领们的故土家园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郭沫若的成名作之一的《匪徒颂》，酿造了一种最为本真的原始情绪。
　　
　　据郭沫若的第一位红颜知己、几乎要成为他的妻子却偏偏阴差阳错地成为他的五嫂的王姓姑娘回忆，在她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中，最令她动心倾情的就是郭沫若：他人又小，要去站在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身子……那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他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

病疾
　　
　　 1908年，郭沫若在乐山读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他，肠伤寒让他持续高烧达一个月，损坏了他的听神经，造成双耳重听。双耳的残疾也直接导致他在日本中止学医，他甚至想自杀。后来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耳朵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
　　
　　郭沫若在日本学医时，耳聋严重影响了他的听课和临床实习，急得他无法忍耐，一连三个月没下楼。可是，耳聋却促使他大长学问。因为失聪，他就努力发挥视力和思考力的作用，潜心钻研文学和史学，使得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得出一条经验，就是生理有缺陷照样可以取得成就。只要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方法补救自己的缺陷。”
　　
　　 1946年，在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他风趣地对有残疾的学员们讲道：“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而悲观。请看，你们的聋子大哥在这里！”
　　
　　郭沫若喜用静坐养生。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由于用脑过度，经常神经衰弱和健忘，心中十分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王阳明文集》，发现有“坐忘之说”，他想到静坐可能对调节神经有帮助，于是又买了本《冈式静坐法》，开始练习静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睡眠时间延长了，噩梦减少了，而记忆力大大增强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我的精神在贫困中也还静定，这和我练静坐有一定关系。”

才情
　　
　　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1913年末，郭沫若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1914年6月，郭沫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1915年秋，他升入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在日期间，郭沫若在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的影响，同时受到泛神论的影响。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中国新诗发韧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集。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1941年11月，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星岛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由杜宜根据郭沫若事迹编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演出开始时的大合唱。即为田汉作词的《南国之什》。在纪念会上，田汉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没有你，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没有你，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没有你，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没有你，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将失去紧密联系。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中国有着你，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41年至1943年间，郭沫若文思如涌泉，创作了6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批风格独具的历史剧作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继“五四”《女神》以来，创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当《屈原》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桂林，田汉欣喜若狂，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以示祝贺。他赞美郭沫若的才情：“江人麦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
　　
　　 1941年，郭沫若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包括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演出中，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地躺在台上一动也不动。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郭沫若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演职人员的敬佩。
　　
　　郭沫若在1942年的1月2日至11日，仅用10天时间，创作了气魄宏伟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剧本完稿后，在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上连载发表。金山、白杨、张瑞芳等艺人日夜排练。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别具一格的“空前”广告：“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4月3日，重庆的“国泰”大戏院如临暴风骤雨，台上台下热血沸腾。连续公映了17天，产生了少有的轰动效应。演出期间，场场爆满，观众如潮水般涌入剧院，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重庆各新闻媒体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屈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

治学
　　
　　在日本时，郭沫若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转行研究甲骨文，那时，罗振玉、王国维已经是这方面的名家，但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震惊了许多人，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郭沫若翻开罗振玉编着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靠着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郭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花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
　　
　　郭沫若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郭沫若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郭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往往猜中的最多，郭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
　　
　　温相的文章写道：有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一位老同学说起郭沫若，他说北京近郊原来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亭子，去的人很多，看到也不觉得什么特殊，亭子里面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几乎无人留意，即使留意，也不知所云。有一年的秋天，一位老人去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文物局，在后来，从亭子的周围开启了很多关于金刚经一类罕见的佛教密宗典藏的书籍。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郭沫若事后拒绝了领取应有的奖金。
　　
　　郭沫若利用出土文物为佐证，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难，是方法上的进步，至今仍没有充足的证据完全驳倒。
　　
　　五十年代，毛泽东从别人手里得到了一件古玩，这件古玩不少方家都论证说完全是真的，毛当然相信了。后来毛趁着高兴的时候拿给郭沫若看，别看郭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毛亦步亦趋，可看到古玩的时候，郭的“倔劲”上来了，郭说这东西是假的，而且是大约什么时间造出来的，用什么样的手法造出来的。毛还有些不信，到了七十年代，这桩公案了结了，郭当年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风雅
　　
　　陈铭枢，字真如，是当时着名佛学家桂百炼先生的弟子，对佛学颇有研究。1938年，他和李济深、黄琪翔、余心清一齐造访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正在磨墨写字的郭沫若谈笑。陈铭枢说：“听说沫若兄善对嵌字联，今天要劳驾你了，有人用梵文两句将我的字‘真如’嵌了含真字的上联，尚无下联，请你也用梵文对如字的下联吧。”郭沫若笑着说：“你是故意来找麻烦的，梵文我已多年未涉猎，手边又无书可参考，怎么对呢？”
　　李、黄、余见有此雅事，就叫陈赶快把上联念出来，都说沫若兄一定能对好。陈于是念出上联“真有人古，谁为真宰”，嵌了两个真字。郭沫若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曰：“如是我佛，此即如来”，也嵌了两个如字，自然浑成，珠联璧合。大家一齐鼓掌叫好。陈又要求写成条幅，郭亦不推辞，一挥而就。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郭沫若曾生过一场病。陈铭枢来看望他，跟郭沫若谈论起桂百炼充满佛教哲理的辞世诗，趁机又要求郭将他的字再嵌一联。郭沫若思索片刻，挥笔写下了“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顶格嵌了真如二字，上联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坚定信仰，下联以哀悼桂百炼先生，虽然明白如话，却是工整贴切。
　　
　　 1941年3月，郭沫若与田汉相约，过江骑马登南山，春游3日。春游结束，田汉乘舟东下桂林，郭沫若题一首七绝送别，中有“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华骝”句，以此共勉。
　　
　　 1945年1月的某一天，郭沫若和柳亚子在重庆一同经过一家豪华酒楼，柳亚子见不少国民党权贵成群结队来酒楼摆阔，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十分气愤，说：“这些吸血鬼刮尽民脂民膏，只知花天酒地，祸国殃民，我要革他们的命。”骂罢又吟了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一听，觉得这是一句现成的好上联，于是马上对出下联：“诗人毕竟是英雄。”柳亚子十分佩服郭沫若的才思，立即请金石名家曹立庵把这两句联语刻成一枚印章，以资纪念。
　　
　　 1948年，史学家侯外庐在沈阳一家古玩店购得一枚印章，上面镌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觉得意蕴很深，便拿去与郭沫若共赏。郭沫若一见便爱不释手，连声叫好。侯外庐便把此章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表示要送点什么作为回报。侯外庐便请郭沫若题赠一副对联。郭沫若略加思索，便以印章上的六字作上联，另集６字配上：公生明，偏生暗；智乐水，仁乐山。原来，印章上的“公生明，偏生暗”乃《荀子•不苟》中句。郭沫若用《论语•雍也》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略加不伤其意的简化相对，竟成了一副意蕴比原句更为隽永的集字联。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メ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メ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メ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メ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于是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李真真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郭沫若！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给许多名胜撰写过对联，十分贴切，高度概括。郭沫拖题武侯祠：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题聊斋：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题杜甫草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题司马迁祠：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郭沫若的书法汪洋洒脱，雄浑豪迈，个性张扬，“中国银行”、“黄帝陵”等均为他所题写。

逸事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国民党时期，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郭沫若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胡萍等人为郭沫若洗尘。之后，郭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剧场上演时，他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1945年，我国着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2年除夕，严寄洲和一些朋友去郭沫若家拜年，告辞时，严寄洲讷讷的说“郭老，请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几个字作记念”郭老慨然应允道：“我立即给您写。”并说：“再过一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即答应给您写几个字，哪能拖一年呢，我可没那么大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