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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特区功能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怎样才是共同富裕呢？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长期以来，我们对前者的理解是，共同富裕就是平均主义，就是“大锅饭”；对后者的理解是，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虽然我们从未这样直接表述过，但实际做法就是如此。这种理解和做法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以致当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差距、富裕程度差距拉开时，人们便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映，要求让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就是这种反映之一。应该说，要求缩小差距并提出方案去缩小差距，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怎样去缩小。
　　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地理位置悬殊很大。这种客观差异决定了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只能有快有慢。因此，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也一直是不平衡的，基础设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明显。这两方面的差距——客观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差距与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决定了即使在各地区实行同样的对外开放政策，但政策的效应是肯定不同的：有的地区投资者蜂拥而至，有的地区则少有问津；有的地区对外开放能很快开花结果，有的地区则会见效甚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首先选在靠近港澳台的广东和福建，继而再把步伐迈向沿海、沿江、沿边地区，逐步全面推进，这种战略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与此相联系，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地区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可能同步富裕。一部分地区的先行发展和富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过去的教训证明，追求同步富裕只能意味着共同贫穷。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去影响、带动和帮助“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是以拉开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前提的，倘以传统的共同富裕观念观之，似乎不宜。然而唯有如此，才是我国各地走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道理十分简单：只有让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了，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才有能力、有办法去帮助和支持后发展地区：“捆绑”在一起谋求同步富裕，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共同贫穷。实践证明，小平同志为我们确定的这条合乎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同样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部分地区，特别是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发展富裕起来，而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又有力地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地区走上发展和“奔小康”的道路，出现了我国各地区都在向前发展的大好局面。虽然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在拉大，但这是全局性发展基础上的拉大，是“小跑”与“快跑”、“小发展”与“大发展”的差距。比起过去那种在共同贫穷层次上尽管很小的差距来，今天这种局面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进步，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
　　那么究竟如何缩小我国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呢？解决的办法可以有多种：一是可以遏制或减缓包括特区在内的先发展地区的发展，把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后发展地区；二是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一平二调”，要求包括特区在内的先发展地区无偿支援后发展地区，重新支起“大锅饭”；三是可以继续鼓励和支持包括特区在内的先发展地区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强化它们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包括到后发展地区投资开发，同时，国家在保证不削弱先发展地区发展势头的前提下，采取扎实措施，在财政、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方面，支持和帮助后发展地区开发建设。显然，第一种办法削足适履，伤害现有发展活力，不仅有害，而且难以实施，难以奏效。第二种办法可以实现，但却极端有害。也许到一定时期，可以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一点税利，支持后发展地区的发展。但小平同志指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小平同志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③］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作法只能使我国重新走回改革开放前的老路。只有第三种办法才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正确选择，只有让能“快跑”的继续快跑，让能“大发展”的继续大步发展，国家和先发展地区才能有更充足的能力去帮助和带动后发展地区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
　　因此，即使单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角度看，特区的继续存在和更快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特区的继续发展对其他地区是利抑或是弊，不应当看它把其他地区拉了多远，而应当看它是有助于还是损害或破坏其他地区的发展。如果是有助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即使特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今后继续拉大，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显然，特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妨碍或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只会对其他地区起“辐射”和“带动”作用。更何况，共同发展不是共享一碗水：我分享多了，留给别人的就少了。发展是一种创造；特区的发展可以不妨碍或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出于同样的原因，取消特区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必然会大踏步发展——特区诞生以前的情况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把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与取消特区联系起来，是没有任何根据和道理的。当然，特区应当时刻不忘自己承担的历史重任，加强同后发展地区的经济合作，包括到后发展地区去投资办厂，开发利用当地资源；输送信息、技术、人才，为当地资源、产品、劳动力开拓市场，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帮助后发展地区发展致富。事实上，特区和其他先发展地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行动。
　　　　３、２１世纪：特区命运定位的现代标尺
　　考虑特区要不要继续“特”，研究特区的未来命运，固然要从我国的发展全局出发，但却不能仅仅局限于我国，更不能以我国的后发展地区作为特区命运定位的标尺或依据。特区命运定位的现代标尺应当是２１世纪，应当是２１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现代化的大潮流，应当是我国顺应２１世纪的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和国际现代化大潮流时特区所应处的理想地位和应发挥的理想作用。
　　８０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变化着的时代，虽然战争与革命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还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为了谋求发展，各国既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也开始了越来越广泛紧密的合作。作为这种竞争与合作的表现和结果，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欧洲共同市场已经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１９９４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茂物宣言》也宣布：“不迟于２０２０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经济协作和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疑有助于消除各种障碍，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除“四小龙”外，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如前所说，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已对我国２１世纪的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台湾已确立了以亚太营运中心的面目出现于２１世纪的设想。
　　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我国采取有效的应战措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华南地区以特区经济为龙头的发展势头。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普遍认为，以香港、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增长中心。保持这一地区发展势头将有利于我国在新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占居有利的竞争位置。到本世纪末，在香港和澳门陆续回归后，不仅香港、澳门和大陆华南地区经济发展会走向一体化，同时会更有利于大陆和台湾间的经济联系。若对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熟视无睹，或是采取取消特区的错误作法，无疑将对我们最近十余年初步形成的且十分有限的华南地区的竞争优势造成极大的损害，使一些本处于劣势的东南亚国家在与我国进行对外开放的竞争中占居主动地位。［④］
　　恐怕没有谁能否认，中国处于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日益深刻的世界政治经济中，是国际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及其发展状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背景和国际条件，中国发展不可能独立于或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世界的发展也不可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及时、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和趋势，并以此为背景和条件，来考虑和谋划中国的发展问题，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特点，是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原由。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当时光进入９０年代，２１世纪已指日可待之际，不少同志反而不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世界开放的新格局中去寻求特区向更高目标迈进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而是以我国中西部后发展地区为参照，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理由，以平等竞争为借口，谋求让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这种思维方式和战略目光是一种进步呢还是倒退？这样做对我国２１世纪的全局性发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实在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无论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全局看，还是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看，无论是立足于国内，还是立足于国际，都找不到应该让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的理由。特区还要继续“特”。特区应当在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水平上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的作用，成为我国能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城市或世界级区域中心。在党的十四届五中会全上，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央对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要把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办得更好。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在改革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这是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的历史期待和历史选择。
　　　　三、特区命运存续于恒久的创造
　　　　１、特区自有“特区势”
　　特区地位和作用的继续保持虽然面临一系列国际挑战，但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特区优势虽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且一些优势在减弱，另一些优势又在增强。特区有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特区这些有所减弱但没有完全消失、有减弱也有增强的各种独特优势的综合统一而形成的特殊态势，我们称之为“特区势”。特区已经形成了“特区势”。
　　特区势之“势”，即可理解为“优势”的势，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优势”，它是各种优势综合而成的一种客观态势；也可理解为“势能”的势——势能在物理学上是指事物由于自己的地位而生成的一种能。概括地说，特区势，就是特区由于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历史地位而能够产生很强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那样一种客观态势。这种态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特区势是特区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政策优势、体制优势、人才优势、文化观念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经济实力优势等等综合统一而成的，不是某个方面的单一优势。就某个单一方面来看，特区在这方面也许不占多少优势，但从综合的整体态势来看，特区之“势”就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了。另一方面，特区势来源于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的特殊地位。这种地位使它与内地的开发区、开放区区别开了。内地的开发区多半面积不大，功能单一，而且是新砌炉灶，开放区又散无定数，因而它们在短期内难以形成特区这样的吸引力和开发规模。而特区则是以省、以市的规模出现的、以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超常规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单元，它能激发投资者长期的且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由于特区势的存在，尽管内地的开发区、开放区也可以吸引一部分投资，但特区终究是特区，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始终是巨大的——只是需要附加一个前提条件，即不要总是制造要让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的舆论，以免投资者对特区趋势和命运捉摸不定而徘徊观望。
　　现在我们稍微具体地分析一下特区势的各种构成。
　　特区优惠政策虽然被取消了一些，但仅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些，而主要是进口关税方面。特区的大部分优惠政策并没有变，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不变，外资利润自由汇往境外的政策未变，外商落地签证政策未变，特区经济自主权未变，等等。因此，特区政策优势较之当初虽然减弱了，但优势仍然存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增强特区政策意识，用好用足这些政策。
　　特区体制优势虽然由于全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有所减弱，但无论在市场体系、市场规范、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政府处理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方面，特区相对说来要成熟得多。特区“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至今在全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全国人大赋予广东、福建、海南以及深圳、厦门的特许立法权，为特区发挥和再创体制优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人才方面，特区１０多年来吸引和积累了大批开拓型人才，这是特区最宝贵的财富。一切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的最宝贵之处在于创造。积聚在特区的大批人才，经历过１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经历过１０多年市场经济风雨坎坷的磨练和摔打，变得更加清醒、成熟、务实，视野和胸怀更加开阔，对外开放和驾驭市场的经验更加丰富，更富于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些人才优势，特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诗篇。
　　观念文化优势是一种特殊优势。多年来人们有一种误解，似乎特区经济建设上去了，观念文化建设却滞后了，甚至堕落了。实际上，特区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比较接近的观念文化氛围，正是这种氛围，使各种“左”的思想观念和封建主义东西的市场日益缩小，激励人们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推动人们去拼搏和竞争，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先行致富受到最少的忌妒和非议，投资者较少受到各种不应有的精神压力，各种旨在破除传统体制的改革措施（例如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等）比较容易得到普遍认同，个人隐私得到较多的尊重，人际关系的“内耗”现象比一般要少。总起来说，特区的观念文化氛围是一种催人求实、开拓、创新、竞争、奋发向上的氛围，是一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氛围。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育造就了特区这种观念文化氛围，特区的观念文化氛围又推动着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两者形成了比较好的互动关系。我们预料，特区的观念文化将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独特优势。
　　特区的基础设施，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集中投资建设，获得了飞速发展，交通、电力、通讯和各种市政建设，早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区的经济实力普遍增强。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去展望特区未来，难道会比特区创办当初更令人泄气、沮丧吗？！
　　特区还有一些优势，如靠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日益增多的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优势，“特区”本身的影响力、感召力优势，等等。所有这些优势的综合统一，构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体态势，即“特区势”。它是特区得以继续大踏步前进的条件或资本。
　　既然特区自有“特区势”，因此我们对于特区的前景不必失落和焦虑。特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不行，信心少了也不行。
　　特区常常有人表现出失落和焦虑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全面认识“特区势”。他们往往把特区简单地等同于优惠政策，一旦某些优惠政策被调整或取消，就认为特区不“特”了，特区优势没有了。这里涉及到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即应当如何理解特区和优惠政策的关系问题。
　　首先应当肯定，对特区来说，优惠政策越多，对特区的发展越是有利。因此，努力保持现有的优惠政策，尽力争取新的优惠政策，是特区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对此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在特区。人们对特区认识的种种偏差及由此而产生的要求让特区不“特”的主观态度，其影响不可小视，不是我们认为应该消除就能消除的。因而，对于特区优惠政策的不断调整，特区必须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特区发展的不同阶段，优惠政策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特区发展的初始阶段，优惠政策如同特区的生命，没有这些政策就没有特区。没有这些政策的激励，特区就产生不了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此时，特区除了优惠政策之外就什么也没有。虽然广东、福建的四个特区的所在地都靠近港澳台，但没有兴办特区的举动和与之配套的优惠政策，这些地方就只有“区位”而没有“优势”。优惠政策此时对于特区的最重要的意义与其说是给投资者“让利”，不如说是对投资者“造势”，即造就最初的“特区势”。这种最初的“特区势”的最大作用在于：海内外投资者立刻通过它而意识到，特区将是中国的一个充满魅力的特殊投资区域，尽管此时特区仍然是渔村、荒滩和坡地。于是政策优势创造了区位优势。特区凭这两个优势起步，再把体制优势从设想逐步变成实践，从此一步一步，年复一年，渐渐积累起人才优势，观念文化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经济实力优势，以致发展到今天，政策优势在“特区势”中所占的“份额”已从当初的“唯一”变成了“其中之一”，投资者看好特区的，已不仅仅是优惠政策，甚至主要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它的良好的基础设施，日趋成熟的体制和市场机制，高素质的人才和其他良好的人文环境。特区今天虽然还离不开优惠政策，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优惠政策对于特区已不再具有“生命”的意义。特区在优惠政策这个“第一推动力”运行起来之后，已逐步接近自我运行的轨道。只要特区继续努力创造，以国际标准为目标建设好“软”、“硬”环境，特区终有一天会成为即使没有优惠政策也依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理想投资场所，正像许多发达国家从不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什么政策优惠，但外国投资者依然趋之若鹜一样。
　　因此，特区目前虽然仍要尽力争取优惠政策，但不必过分注重优惠政策的调整与变动。而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创造上。特区的生命在于特区自身的持续创造。我们不仅希望特区的各级干部懂得这一点，也希望海内外投资者们懂得这一点。
　　　　２、特区优势生成于持续的创造
　　优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特区今日之“势”不能说明和保证明天还有这种“势”。特区的优势生成于持续的创造，特区的命运存续于持续的进取。因此，增创特区新优势，已成为普遍的共识。问题在于，谁来创造新优势，创造什么样的新优势？
　　谁来创造特区新优势的问题亦即谁是特区实践的主体的问题。毫无疑问，特区的实践主体首先是国家，是中央。特区是小平同志倡导、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创办、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来的。因此，增创特区新优势，除特区政府和人民要发挥自己的实践主体的作用外，还需要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发挥自己的实践主体的作用，研究和制定增创特区新优势的思路和措施。［⑤］现在，各个特区及学术界对增创特区新优势问题提出了种种设想，例如，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在特区“再造社会主义香港”；深港对接；按照国际惯例逐步把特区变成海关监督下的非关税区，即逐步实现特区由关境内的特区向关境外的特区的转变；根据５个特区的基础和条件对特区进行分区别类，分类发展，有的继续发展以高科技工业园为主的综合性特区，有的发展出口加工区，有的拓展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区）；给特区更大的改革试验权，对我国将要实行的符合国情的国际惯例在特区先试办，对我国“复关”需要调整的政策，在特区先试用，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改革措施，在特区先试行；等等。但所有这些设想绝不是特区自己所能决定的。特区热切期待中央研究和制定增创特区新优势的新举措，使特区在我国走向２１世纪的发展全局上，不仅能够把现存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而且能够创造和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毫无疑问，增创特区新优势的出路并不唯一地决取于上述设想的全部实现或部分的实现。在中央没有出台特区新举措的情况下，在现有政策条件下，特区政府和人民作为特区的又一实践主体，仍有很大的创造潜力和活动空间去增创特区新优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央所要求的“特”，中央所允许的“特”，特区还没有完全“特”到位。同时，一度已经“特”了的，又出现了某些复归现象。因此，对特区来说，增创特区新优势，就是要进一步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要求，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努力创造，在“特到位”上下功夫，在“特到位”上做文章。这个“特到位”，主要是“体制到位”。
　　正如前面所说，特区创办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行政体制方面，敢试敢闯，取得了领先于全国的重大成效。然而，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完全到位。例如，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都还不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没有全部活起来；特区运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有待加快步伐。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政府至今仍掌握着许多早就应该放弃的权力，仍习惯于用传统的手段和方式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尽管采取许多措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办事难”似已成顽症。特区创办初期那种“特区特办”、“特事特办”的气魄明显有所退化，改革创新精神明显有所减弱，用非特区的方式管理特区，常有所见。我们曾经肯定，较之内地，特区体制优势虽有减弱，但仍有优势，然而与特区的地位和要求比，特区体制还远未到位。因此，努力进行特区体制创新，使特区从初创时的“政策吸引”转化为新时期的“体制吸引”，是强化“特区势”的重要工程。特区命运将紧紧维系于这一特殊工程。鉴此，我们可以把体制创新视为特区的第二次创业。
　　新一轮的特区体制创新，要重新唤起当年“特区特办”、“特事特办”那样一种气魄和开拓创新精神，紧紧围绕开放，按照开放的要求，以国际惯例为参照去设计和构思，进一步突破国内体制的现有模式和框框，使特区按国际惯例改革，按国际惯例开放，最终实现按国际惯例运作。对此，本书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详细论述了。
　　特区体制创新的基本目标，一是经济关系市场化，即特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市场作用为基础，让市场作用涵盖一切经济领域，取消经济活动中大量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等级制度，是终以横向的市场经济联系取代纵向的行政依附关系。
　　二是经济运行自主化。特区必然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经济自主”，包括自主的企业制度、自主的竞争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等内容。然而，经济自主不是不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居非主导地位，一般多发生在宏观领域，而且以不破坏经济自主为前提，不仅如此，政府干预的最终目的则在于保障经济运行长期的有秩序的自主化运作。
　　三是经济发展开放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而开放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生产要素总是向利润率最高的地区流动，特区经济运作机制必须有利于特区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合理流动。
　　四是经济管理法制化。经济自主不是不要管理，但管理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尽快消除编好用政府红头文件、内部规定实施管理的旧习，强化市场经济立法，建立健全规范市场运行及其市场活动的各种规则，形成依靠法律推动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并维护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特区体制创新的重点内容是合理构造企业、政府、社会、市场这四大方面的内部体制，科学建立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社会和市场、企业和社会这六大基本关系。［⑥］这当然需要专门研究和设想。本书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
　　以体制新优势为主体，以政策优势、人才优势、观念文化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经济实力优势、地域区位优势相配合，特区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迈入一个新阶段，特区在我国的发展全局上就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３、特区命运的终结：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正像任何事物有生有灭、有始有终一样，特区的命运也有终结的一天。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特区是一个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特区也不可能是一个永恒范畴。
　　中国的特区还要存在多久，现在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世界上的特区已经存在了４００多年，至今仍方兴未艾。
　　不过我们可以断言，既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那么特区至少也应该坚持办一百年不动摇。特区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共生，也应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共存。
　　当中国不再需要特区，特区对中国不再有用之时，便是特区命运在中国的终结之日。
　　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如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主观随意地提前终结它，或主观随意地故意拖延它，都是违背规律，因而，也都将有百害而无一益。
　　只要特区在中国尚存一席之地，我们都应不遗余力地推进它，办好它，以不污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光辉大业作出不朽贡献的特区的声誉，以尽特区的实践主体的应尽之责。
　　中华民族，将沿着特区探索出来的道路，登上世界现代化之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条道路，也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４页。
　　④参见林凌、唐杰：《特区在新时期的任务与新时期的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海口，１９９５年４月）会议资料。
　　⑤参见于光远：《要对五个经济特区的问题进行深刻的研究》，“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海口，１９９５年４月）会议资料。
　　⑥参见郑海航、李海舰等：《特区经济发展机制创新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海南特区报8海口003F14特区与开发区经济周文彰19951995 作者：海南特区报8海口003F14特区与开发区经济周文彰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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