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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鲁迅无疑做出了最为伟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他所阐述的许多见解，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先进文化的努力追求，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先进文化，必须深刻地认识和掌握整个世界向前演变发展的规律，进而去思考和谋求广大民众如何能够获得完全与彻底的解放，过上一种合理、健康和幸福的生活。鲁迅最为杰出的表现，正是在于他整个的思想轨迹，始终保持在极端深刻的高度；与此同时鲁迅还毕生都燃烧着对于广大民众强烈的同情和深沉的挚爱，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总是从保障他们根本利益的视角出发，具体地提出促使广大民众真正获得解放的正确途径。
　　鲁迅极端深刻地致力于对中国的历史与未来进行整体性的思索
　　大凡真正称得上是深刻的思想家，总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渊博知识，全面系统地思考许多关于社会人世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启发人们高屋建瓴地去观察和解决所面临的矛盾，而决不会玩弄与炫耀一些知识的碎片，或者是沉溺在细枝末节和境界低下的争论中间，非常热衷地以此来误导大家的兴趣，使之沉溺于平庸、琐屑和无聊透顶的氛围里面。鲁迅毕生都反对这种苟且偷安的“‘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寻开心”》），而总是严肃认真地启示整个民族，在面临此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时，必须寻觅和找出具有关键意义的“本柢”与“真谛”来，正因为“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所以他坚持“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科学史教篇》），只有不怕艰难地抓住了这种“本原深而难见”的“根本之图”（《文化偏至论》），才有可能真正地去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像鲁迅所坚持的这种思索的线索与渠道，及其所提供的若干有利于认识整个世界的方法论的启迪，必定会影响着大家也去做出种种独创与深刻的探讨。
　　鲁迅毕生都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未来前途，焦灼而又无畏地呼吁着要改变长期以来专制王朝残暴的统治方式，阐述和控诉着此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基石的社会体制，只能造成整个生活的停滞和民族精神的衰退。他引证《左传》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生动描绘，指出整部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灯下漫笔》）。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确实在于长期都维护与巩固自己从中诞生的等级特权体制的社会结构，以及矗立于其顶部的皇权主义的统治方式，因此就必然会散布出麻醉与虐杀广大民众思想与精神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的，“这文明”“早使中国一切人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将来”（《灯下漫笔》）。此种以严格的等级特权为基础的专制皇权的统治方式，在历代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的庇护与强化底下，获得了巩固的确立与渗透，牢牢地支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使得大家既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又有奴役别人的机会，因此就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从而都其乐融融地沉溺和陶醉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氛围中间，加剧了民族精神长期都无法改变的堕性。
　　正是在此种传统的思想文化氛围中间，“圣人和圣人之徒”规定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广大的民众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却受尽奴役和蹂躏，“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正是在此种残酷得趋于十分畸形的社会结构中间，“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鲁迅在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不断的深刻的观察与剖析中间，愈益发现了处于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其命运是最为悲惨的。
　　此种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的思索，实际上正是他致力于考察与分析全部客观事物根本动因的收获，这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鲁迅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着这些有关的根本和重大的问题，明确地指出人类任何一种活动的关键，是在于“寻其根柢”，“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憔悴”（《科学史教篇》）。而在人类的全部历史进程中间，最为重要的“本根”，正是在于他一再阐述过的“立人”的课题。人是推动历史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最终的动力，因此“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如果人们没有在思想文化素质方面的大幅度的提高，确实就很难完全地去改变那种残酷的历史，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的彻底变革和重大发展。鲁迅这种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以及像这样发表出来的思想见解，震撼着多少代人们的心灵，真是太值得我们体察和借鉴了，如果人们都能够达到这样深刻的思想水准，纯熟地把握住历史的往昔与未来，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就一定会获得极大的升华，这样的话又能够群策群力地做出多少辉煌灿烂的事业来啊！
　　鲁迅在20世纪初期以“五四”为标志的那场启蒙运动中间，提出过不少振聋发聩的思想主张，不仅于同时代的先驱者里面显得分外的巍峨挺拔，甚至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也完全可以说是异常卓越和辉煌的。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本世纪中国思想的历程，已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却还远远地没有发挥完毕。这是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对他那些思考民族命运和提高大众精神素质之关键所在的见解，还显得十分的陌生，并未获得广泛的知悉与理解。而如果能够将鲁迅这些杰出的思想见解，有效地传播和扩展到广大的人群中间去，让更多人的精神境界也逐渐提高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不也就可以远远地超越那种滞后的状态了吗？这确乎是有待于在21世纪中获得更好地完成的。
　　鲁迅对于广大民众的强烈同情和深沉挚爱
　　鲁迅对于广大的民众确实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同情和深沉的挚爱，正因为关心自己民族千百年来受尽压榨、奴役、蹂躏、禁锢和麻醉的命运，才会如此执着地致力于对中国历史进行整体性的思索，找出问题的关键是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的统治所造成的愚昧与奴性习气的蔓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迅速前进，而最为有效和彻底地改变此种情况的途径，是必须沿着人性解放的道路，让人们获得平等、自由与独创个性的发扬。鲁迅这些杰出的思想见解，由于在20世纪之内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获得广泛的认同，所以应该在21世纪继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鲁迅在观察与分析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将广大民众生存的状态、命运与前途，作为自己进行阐述的出发点，从中得出引人深思的结论。譬如在1924年11月初发生的前清逊帝溥仪，被冯玉祥所指挥的国民军驱逐出宫的事件，无疑是一桩应该加以称颂的正义的行动，但当时却还有多少愚民愚妇们关心着已被废黜的皇室的安危。鲁迅针对此事发出了深深的感叹，“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华盖集·通讯》）。这个王朝榨取了多少的民脂民膏，被推翻的龙子龙孙们还依旧过着奢华淫逸的日子，这是多数的民众在梦中都无法想象的。他们丝毫都没有关心过平民百姓的命运，为什么还有芸芸众生要如此虔诚地惦念着他们？鲁迅痛心疾首地感叹着他们的麻木与愚昧，真所谓是“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期盼着他们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应有的觉悟，摆脱此种奴性主义的状态，掀翻困厄与痛苦的生活，为此他终生不懈地发出了呼号。
　　像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才真正值得引起整个民族的尊敬和骄傲，而那些谄媚帝王权贵和藐视底层广大民众的作家，在他们洋洋洒洒和铺锦列绣的篇章中间，总是透露出丝丝缕缕的宣扬奴性崇拜的气味，这其实是一种十分可卑的行径。令人担忧与愤懑的是像这样含着毒素的罂粟花，却往往能够迷惑和戕害不少天真幼稚的读者与观众，让他们永远沉溺于麻醉和昏迷的精神状态中间。而广大的民众如果永远像这样浑浑沌沌和无所作为，不能发挥出自觉的公民意识来，那么想要在21世纪中消除压迫、欺诈、抢掠和西方霸权主义屠戮的行径，让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得更为自由和平等、更有道德以及更为和谐与美好的目标，就难于得到普遍的实现。
　　怎样才能够敏锐和准确地鉴别什么是有益或有害的作品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深切地感受与把握它们对于广大的民众究竟抱着何等样的态度？鲁迅正好是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们最为强烈的启迪。在一部漫长和悠久的中国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关怀民众，以及为了整个民族的福祉而献身奋斗的伟大人物。鲁迅继承和发扬着他们这种美好的情致与理想，还尽力向着一种高旷与深邃的精神境界升腾。像他在《长城》里所吟咏的“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就可以说是远远超越了当今许多人们对此的认识。我们在许久以来总是将长城这巍峨雄壮的建筑，当成自己民族的象征，从而引为一种极大的自豪，像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完全准确的。然而鲁迅在70多年前所发表的见解，比起我们的看法来明显是深入了一大步。他也由衷地称赞着长城不言而喻的“伟大”，却又对此发出了深沉的“诅咒”，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它“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帝王和大臣们发下筑城的号令后就一身轻松了，守城的将官们将可以从中获利和升迁，最为可怜的是处于底层的劳苦大众，日夜都在沉重的折磨与凶狠的皮鞭底下，打发悲惨的生活与迎接死亡的来临，然而由他们所筑起的长城，却从来也阻挡不住异族军队的入侵，真是斫丧了万千人的性命却依旧徒劳无益。深谙历史和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鲁迅，在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的时候，总是在衡量着类似这样的举措，究竟是否符合抑或损害最底层和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还曾感叹于自己“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灯下漫笔》），感叹于“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然而“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有舐”（《马上支日记》），其间的悬殊实在太巨大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都是炎黄子孙，都是父母所生，何况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家都已被号称为平等的公民，竟还保存着如此天壤之别的生存状况，确乎是太不合理了。鲁迅异常坚定地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充满了历史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面对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而大声疾呼，还从强烈的对比中谴责那些盘剥民众的家伙所过的奢侈淫逸的日子。鲁迅这种同情与热爱广大民众的博大胸怀，跟他自己憎恶和唾弃专制王朝统治的精神，是相辅相成地融合在一起的。鲁迅从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层面，深刻地揭示出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广大民众所施行的剥削、蹂躏、禁锢与荼毒，铸成了广大民众肉体的痛苦与心灵的创伤。尽管如此，他还又满怀信心地阐述着中国的“国民性”，“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
　　正是出于支撑自己民族进行着艰苦搏斗的强烈的责任感，促使鲁迅为此而坚持不懈地贡献出自己珍贵的一生，诚如他十分谦逊地表白的那样，“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1936年8月2日致曹白信）。这种对于中国广大民众全身心的关切与挚爱，就必然会形成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让“中国大众的灵魂，反映在我杂文里”（《准风月谈·后记》）。正因为他既深刻地理解了历史的本质，又全身心地为着广大民众而献身，像这样自觉地处于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境界上面，自然就会心心相印地跟谋求推翻腐败与暴虐的国民党政权、争取实现民族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和动人的友谊。如果我们今天都能够更好地领略与贯彻鲁迅如此热爱自己民族的精神，为谋求广大民众的幸福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国家的前景肯定会变得更为辉煌灿烂。
　　鲁迅关于人性解放的主张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统治下那种残酷而畸形的历史面貌，鲁迅认为最为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将广大的民众从被他们所扭曲和凝聚而成的奴性主义状态中间解放出来，“合理的做人”，“成一个独立的人”和“觉醒的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正是通过人性解放的艰苦努力之后所得出的结果。
　　鲁迅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致力于思考广大的民众如何才能够确立自觉的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而将自己的国家推向辉煌灿烂的前程。针对着晚清时期“兴业振兵”和“立宪国会”这样的一些主张，他坚持地斥之为“抱枝拾叶”，甚或是为了“遂其私欲”，而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首在立人”。他在当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欧美之强”的“根柢在人”，因此强调“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并未做到充分地“立人”，并未发挥出人们处于平等氛围中间的自由与独创的精神，“兴业振兵”与“立宪国会”这样的措施，肯定也是无法获得完满的实现的。而只有在经历了充分与完整地“立人”之后，人们的素质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能够自由与独创地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得以站立在整个世界的前列，去积极地“角逐列国是务”，这样才有可能翱翔于整个世界的顶空。
　　鲁迅还进一步阐述了“立人”的关键，是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从真正能够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而言，就应该都能够在一种合理、健康和有序的体制中间，充分地发挥出高度的聪明才智与独创个性来，而绝对不能够只由某个独裁的帝王来发号施令，亿万的人们却只能匍匐在地，点头称是，歌功颂德，高唱入云。像这种生存状态底下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虚假与空洞的符号而已。鲁迅正是根据自己“立人”的想法，又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性，都获得了健康与美好的发扬，都充分地实现了个性的解放，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就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获得积极向上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提高和升华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精神，既具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又掌握完整的法律意识，自然就成为一桩水到渠成般的事情了。而如果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人们都深受压榨与蹂躏，滞留于精神状态的麻木与愚昧之中，当然就无法出现“群之大觉”的局面。
　　鲁迅概括出来的这个深刻的命题，无疑是包容了西欧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内涵，也十分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实现“人各有己”，大家只像应声虫似的生长与蠕动着，不加思索地服从来自上峰的命令，像这样纠合而成的集体，就绝对说不上会有什么真正的集体主义。真正的集体主义必须充分和有序地发挥出每个公民的思想与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冒充的”和“虚幻的集体”所作出的严肃批判，在这方面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大声呼喊着“集体主义”的口号，却阻止人们获得自由的发展，不让大家去做到“人各有己”，那就必须是延续着专制王朝统治的一种法术。远在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早已揭露了专制王朝统治的暴政，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假借“大公”的美名是很容易做到的，连德国纳粹党的头目杀人魔王希特勒都是这样标榜自己的，却无法改变专制帝王自私与残忍地统治人民的本质。广大民众的根本出路是必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做到“人各有己”，在人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再形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社会群体的“大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整个国家获得真正的前进和发展。
　　鲁迅在青年时期所提出的这个杰出的命题，确实是抓住了整个中国奔向现代化的根本关键，他毕生都为此而进行奋斗。譬如于“五四”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成一个完全的人”（《随感录·二十五》），“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四十》），认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坚壁清野主义》）等等，都是此种主张的进一步的发挥。他所主张的“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也正是为此而从事的具体措施。而在他后期的思想生涯中，由于熟悉、服膺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又提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与“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此种清醒与通畅的思想逻辑，相辅相成而又十分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就达到了一种崭新的辩证的境界。人性的解放必然会促使社会的解放，而社会的解放又必然会进一步促进人性的解放，这样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当我们的整个民族正为着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美好的精神品质，为了追求和实现人类最先进的文化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时，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和获得升华，必将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的宏伟征途上，鲁迅许多深刻的思想主张，确实都是异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与借鉴，而决不应该很轻薄、浮躁和弃如敝履似的对其任意贬抑，否则不真就像屈原在《卜居》时所说的那样，成为“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般惊心动魄的堕落行径了吗？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地加以注意和改善的。
《中国文化报》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非20012001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 林非 作者：《中国文化报》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非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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