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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的足音已经清晰可闻。知识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广阔而深远。知识经济引发的社会革命，将不仅波及科学技术、政治经济，而且将引发生活方式、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全方位深层迁移。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代时代递嬗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面临的将是知识的较量，经济的较量，更是文明的较量。因而，充分估计知识经济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影响，准确把握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认真研究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发展方略，就显得紧迫而重要。本文将试图就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探索和分析。
　　一
　　由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智力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依托；加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将促使任何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在世界大市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因而，智力的较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而智力的开发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给文化建设带来一系列至深至巨的影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知识经济对文化建设的影响，进而把握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以提出相应的文化发展策略。从宏观角度看，知识经济对文化建设的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加剧文明的冲突，使中国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就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在未来的世纪，“文明的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并断言，“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文明之间的战争”。（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译，1999年1月第2版。）亨廷顿不仅将未来世界文化形态概括为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非洲等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而且直言不讳地将“儒家文明”视为引起未来文明冲突的主要力量，明确提出西方应联络其他文明形态对之加以遏制的全球文化战略。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挑战，是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亨廷顿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天方夜潭，而是他看到了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只有二百年建国史的美利坚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实际上，亨廷顿的“文化战略”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冷战后国际战略决策的理论向导。美国实施的对华“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化战略理论的具体化。美国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这是它运用文化手段，实施文化战略，占领知识经济时代制高点、推行国家权力扩张的新形式。
　　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已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推进到全球各种文化力量相互激荡的国际文化关系新的格局之中。新世纪之初的文化发展方略制定，不仅关系到国际文化力量的对比调整，而且直接关系到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
　　（二）知识经济将为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增长点。由于信息化发展和知识作用的提高，知识经济时代将为文化建设提供巨大的物质财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将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对增加，生产活动的主体变成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将逐步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将逐步增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渐次缩小，每个人都是经济的主体，都是社会的主人。人们既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从事物质世界的改造和创新，又能最大程度的调动自己的情感积极性，去参与精神世界的完善和提升。同时，人们对住房、衣着、交通和日用品的需求也逐步得到满足。富则求文，闲则求乐。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强烈的精神需求必然刺激文化事业的发展，否则便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的连锁反应，必然激起新产业革命的浪潮。教育、信息服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事业等产业将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第四产业，并以投入少、产出高、增幅大、带动力强的经济效益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洪流中去。从而使文化事业发展的增长点加大，使人们的精神需求满足成为可能。目前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日本的娱乐业已经超过汽车工业的产值，就是新技术革命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明证。因此，知识经济既激发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又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在制定文化建设方略时，必须牢牢抓住知识经济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三）知识经济将对人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要求的必须是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兼备的人才。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由电脑控制的智能化机器，所作用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可再生并且是可增值的资源——知识。从生产力角度出发，劳动者运作知识的能力是发展知识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这里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素质包括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和身心素质五个方面，而这些素质的养成和发挥都离不开人文文化的作用。因此，人文文化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信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可以培养科学精神；可以拓宽知识视野；可以激发创造兴趣；可以贯通思维空间。
　　（四）知识经济对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最深刻的挑战，是人类目前的文化储备还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日益深刻和巨大的文化、伦理冲击。不断增加的电脑和网上犯罪防不胜防，不断提出的生物工程、生命科学应用将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提出严峻的挑战，不断恶化的电磁幅射、转基因成果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棘手的人类课题。
　　目前的状况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压力的不断激化，使得知识的应用根本来不及对上述问题进行严肃而负责的文化、伦理反思和解决，而对这样一种不惜以冲击人类文化赖以建立的基础为代价的经济行为，人们显然对其深重后果缺乏充分的估计，对科学应用负面影响的防范还没有切实的手段和机制。文化建设在强大的科技、经济发展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羸弱不堪。
　　此外，由于文化与科技的互相融合，物质与精神的界限打破，文化智能化、文化产业化，必然导致大众文化的无节度发展甚至泛滥成灾；精英文化（亦称雅文化）有可能会出现被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而削弱文化先锋的锋芒；主导文化（亦称主旋律文化）的支配、制约地位也将受到肆无忌惮的蔑视和侵凌。因此，文化建设的意义重大而难度增强，情势急迫必须加大。
　　二
　　作为人类社会的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有其基本的特征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同生共存，且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自然有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内在本质和外化特征。只有抓住了本质和特征，才能提出相应的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正确方略。概言之，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色。
　　（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融程度加大。众所周知，知识经济的实现是一种不断将知识融入经济活动，不断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行为。既然是社会行为就必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等诸多方面；涉及到政府机构、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等社会组织；涉及到知识生产、科学发明、科技成果转化等人的科技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与人有关，与人文文化有关。都需要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各社会要素的协调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往往是科技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产；物质中有科技的含量，文化中有物质的溶媒。先进的生产力，离不开理性的文化、民主的政治、现代化的教育水平和较高的国民素质的强有力支持。如果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理解，这些给予物质生产以支持力量的哪一个不是精神文化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协调和支持；同样，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需要物质因素和手段为承载。不论是新闻出版，还是广播影视；也不论文化事业，还是娱乐服务，抑或旅游开发、文化交流，如果不插上科技和经济的翅膀，他们又怎能获得灵动的飞扬！在知识经济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紧密融合、互为参透，较之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已是水乳交融、须臾难分。
　　（二）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它包括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卫生体育、文化娱乐等。文化产业伴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而发展，被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朝阳产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突出特色，文化产业更将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所谓文化产业，是指人类社会为人们有效地参与物质生产而构筑起来的物质技术舞台，是由日益高级化技术和物质资料发生一切可能的联系组织起来构成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必将带动文化产业的极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有独特生命力的产业。以前人们习惯按三种产业划分，90年代各种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与各类高科技迅速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后，人们又提出了第四产业的说法，而电影、电视、图书、出版、演出、娱乐、旅游等文化事业完全符合成为第四产业的因素，并且都可以在信息传播技术和各类科技的介入和推动下走上产业道路。使精神产品进入市场，既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消费，又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才有的社会现象，是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作用的结果。
　　（三）文化向全球化、开放性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伴随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而走向开放。
　　1994年美国正式向全球首倡“信息高速公路”之后，既开启了知识经济时代之门，也拓宽了知识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广阔渠道。光讯、星讯、卫星电视、激光照排、电脑传真、光子图书馆，特别是英特网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获取的信息量和知识量不仅总量呈几何级数地增加，而且获得的时间空前缩短，获得的空间可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因此变成了“地球村”。经济、科技一体化、全球化，必然带动文化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凭借发达的载体和传媒，文化交流的频率提高，范围扩大，深度加强。东西方文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渗透和碰撞在所难免。各民族文化将以开放的气度和精神，珍摄世界先进的、理性的文化，在各种文化的整合中，建立起既是世界意义的又是民族意义的现代化文化。
　　（四）大众文化空前活跃，文化消费多元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全面发展、人类综合进步的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众传媒渠道的畅通，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以及社会观念的普遍开放，必然给大众文化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因为上述因素是非常契合大众文化的本义的。大众文化顾名思义是大众的文化，即反映着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和取向、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它兼有数量、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即数量庞大，大量复制，消费对象或受众人数众多。时间迅速，音响文化、网络文化代替了印刷文化、实态文化的地位，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广泛传播，使过去文化消费的“读”和“想”变成了“看”和“听”，传播速度极快；空间广阔，大众文化辐射范围极广，超越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等等的界限，为大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
　　由于知识经济是分散文化生产，职工可以在家里或分散的小办公室里工作，欧美正在流行的SOHO，就是“小办公室”或“家庭办公室”的生产方式；所以，人们在接受大众文化时就呈现出一种个体化倾向。加之大众文化的超空间性和文化消费方式的先进，因而不同的民族阶层、职业、年龄、素养，就会有机会而且有条件确定不同的文化消费选择和各异的文化价值取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消费也便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况。
　　（五）文化精神的深层次裂变和多维性递嬗。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形态的出现，都会引起从社会政治到观念意识的一系列深层次变革和转换。知识经济的扑面而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化、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也会引起人们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文化精神的深层次裂变和思想观念的多角度转换。由于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而人们的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意识增强，将力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亲合；由于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在智力和知识的占有上，所以在价值取向上，人们更崇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脑体倒挂得以缩小，人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法制意识增强，个性意识觉醒，人格精神得以张扬，理念色彩为之鲜明。
　　但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很不平衡，人们对知识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将难以很快适应，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必然会经过过去与未来、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的彷徨、迷惘、挣扎和煎熬。此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和网络空间（或称“赛博空间”）的出现将使人们的孤独感加重和精神虚拟化，从而造成社会涣散、精神空虚、人类生存质量下降。而类似“克隆”、试管婴儿等生物工程的出现和电脑犯罪，将使人类面临潜在的灾难。知识经济给人类带来或喜或忧的深层次文化激荡也许不止这样的且深且广。
　　三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使文化建设具有了不同于农业和工业经济的时代特点。因而，根据时代特点作出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已是社会发展关键时刻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为此，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一个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审时度势作出的清醒和正确的判断。制定文化建设发展方略，是一个复杂的决策系统。这里试图围绕十五大报告的文化建设方针，结合知识经济的时代特点，提出如下既考虑当前，又着眼未来，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知识经济文化发展方略。
　　（一）明确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从知识经济的文化特征来考虑，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一个社会的公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健康的、积极的、远大的理想，是反映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因为理想目标的追求所产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会凝聚为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反作用功能系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柱。这种共同国民理想和民族精神，构成一个民族最闪光的文化内核，深潜在文化层面的社会意识深层，是一种无形的但又最有力的文化能源。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延续不绝，而不似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中绝、异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因而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国家遏制、挑战的首选目标。所以，要占领知识经济时代的世界制高点，要在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激荡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终极关怀。而今天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精神支柱，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
　　2.致力于人的现代化，为发展知识经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是创造价值的根本力量，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从价值的源头做起。有关知识经济的理论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的知识水平和素质已成为生产函数的内在成分，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且经济越是高级化，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份量和影响就越来越重。我们常说实现现代化，知识经济时代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实现就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经济增长的高度发达和社会进步的全面提高。或者说，现代化的实现有两层含义，一是现代化要靠人来实现，二是现代化的根本要素是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理想目标，其核心在‘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注：徐雁等：《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报》1998年11月26日。）毫无疑问，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大智慧、也有可能孕育大智慧的世纪”（注：何中华：《中国文化走向与哲学使命》，向文华：《世纪末的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365页。）。知识经济就是人类智慧的大汇聚、大展示，发展知识经济需要智慧和具有智慧的人，需要“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因而，培养“四有”新人，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向，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为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是文化建设责无旁贷的重任。
　　（二）坚持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1.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前就表现为，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促进和保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知识经济的成熟和发展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文化建设依赖于经济建设，同时又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和智力的支持，当然也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2.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已经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定社会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开放化，决定了文化建设更应该空前地突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和鼓励人们大胆探索、自由争论，保障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进而使精神生产者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推动意识形态的进步和完善。
　　3.重在建设，重在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全球格局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作为给经济发展和进步以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文化建设，就要培养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为建设知识经济时代思想体系和文化精神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这里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文化事业的建设，一是文化理论的建设。前者是硬件建设，后者是软件建设。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软件建设。理论建设关键是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积累、总结文化成果，要引导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要建构知识经济时代特有的思想文化体系，要及时跟踪和研究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发展、新格局、新问题，要创造性地提出应对性的发展新思路、新方略、新举措，发挥文化先锋的重要作用。
　　（三）确立文化新体系，构建中华新文化。面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全球化的趋势，东西方文化都面临着冲突与融合、反思与超越和构建新文化体系的世界性话题。面对这一文化背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应是构建新文化的基本路向，而构建中华新文化的方略应是继承、吸纳、整合和创造。
　　1.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绵亘数千年，创造了灿烂辉煌而博大精深的的中华文化，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升华，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争论的文化课题。在建设知识经济时代中华新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个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惟一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是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批判地继承。具体一点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必须立足于改革的现实，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然后决定取舍。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能否适应知识经济作为传统文化的首要标准，进而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这种转换要把握住两点。一是着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要素。比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是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建设中永远不能丢弃的民族精神。又如自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也使传统文化发展的后期具有了新鲜的现代气息，这是不可否认的。二是以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因素加以改造。用马克思的“自然的人论”观点和历史唯物论观点去升华改造传统文化基本内容之一的“天人合一”论，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乃至人与宇宙的协调与统一；又如可以在传统文化另一基本内容的“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2.大胆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曾有过第一次外来文化的成功引进和消化，即纵贯汉唐十个世纪的对外中西亚文化和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其中最典型的是佛教的中国化。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自16世纪肇始，至今仍在继续的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消化。时值世界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开放时代，闭关自守，对西方文化采取拒绝排斥的主张，已经显得荒唐愚昧；而不加分析，全盘西化，也是丧失民族文化独立性的荒谬之论。关键是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大胆拿来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如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联系的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科学和个性观念等等，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不可少的思想元素。
　　3.整合创新，中国文化世界化。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反思、批判、继承，对西方文化进行考察、引进、选择、吸纳、实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中国化以后，接着要进行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即建立中华文化新体系，实现中国文化世界化。正如当代文化学大师张岱年所言：“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注：张岱年：《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建立健全的文化体系，首先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即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如果丧失了主体性，这个民族就会沦为他国的附庸。其次，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在保证文化主体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兼容并包，允许各民族思想、各种文化意识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充满活力，才能激发创新精神，才能适应开放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四）弘扬主导文化，带动文化形态多元协调发展。这就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主导文化体现和引导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根本文化方向，规定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性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华文化也不能没有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所以必须弘扬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1月24日。）用主导文化引导、影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受主导文化制约和影响，但它又不是被动的，它是文化的主流。它一方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一方面又反作用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承担着创造进步文化、传播先进思想、开拓科学技术的重任。它应是主导文化的破冰船，也是大众文化的引航员，还是沟通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2.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非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中华新文化就是包括香港、澳门甚至统一后的台湾的中华民族文化。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只有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应该有涵融各种文化背景生成的文化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是政治概念，也应是文化概念。尽管各种意识形态不可统一，但却可以和平共处。不论你信仰何种主义与学说，都可以团结在中华文化精神——爱国主义的旗帜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30～36G0文化研究赵秀忠20002000赵秀忠　河北经贸大学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30～36G0文化研究赵秀忠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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