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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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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要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而分别对待，这是当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内容之一，也是社会上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说法和做法。
　　形成这一共识的主要缘由，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教训。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即所谓“皮与毛的理论”），后来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左倾错误日甚，更把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称谓。所以三十多年里，知识分子领域是非迭起，饱经风霜，包括“文革”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运动都自文化战线肇始，都是知识分子首遭劫难。打击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法，是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即把学者的思想学术成果与阶级斗争牵强附会，以言定罪。“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彻底否定混淆政治与学术的做法，分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区别对待。
　　这固然是有利于知识分子思想学术自由与繁荣的明智之举，但宏观且深入考察之，笔者又认为这不过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保护知识分子的特殊办法。而实际上，反观历史，并参考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状况，我们发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与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关系密切，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天然地交融一体。不独中国如此，西方各国知识分子亦概莫能外。区分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实非易事。
　　　　　　二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士，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中。所谓百家争鸣，并非玄虚而无关实在的纯学术讨论，诸于百家中的大部分其实都在辨论和比较各自的经邦纬国治理政事的谋略，以适应“治国平天下”的时代需求。各学派的思想无不与政治关涉密切，诸子探究与论列的学术本身就是治国之术。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以至“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更指出：“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周秦以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夫阶层都继承了孔孟这种经世致用、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形成了忧国忧民、学术与政治一身二任的传统。从“处士横议”的汉朝太学清流与党锢之祸，到唐宋明清科举制度下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入世志向，还是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式的狂傲抱负，都表达了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不但身居庙堂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远处江湖者亦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显现了关心政治以为旨归的治学目的。
　　这种传统深深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国势阽危的近现代，更驱使一代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从救亡图存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到乡村建设、搞现代化，执着追寻自己的学问学术用于“匡时济世、扭转兴亡”的政治大业。不仅激进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左翼团体和革命政党，直接投身于政治运动，而且，原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并指责他人谈论“主义”的胡适等留洋博士，不仅一再“谈”政治，而且一度“干”政治。他1928年办《新月》，1932年办《独立评论》，涉入人权问题、对日外交方针、民主与独裁等一系列政治论争，影响很大。抗战以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尽管时常为荒疏学问而惆怅，但为国家仍勉力奔走于各国政要之间。甚至，极少数主张且固守了无涉时局的“纯学术”的学者，如文史大师陈寅恪和陈垣，虽然竭力将自己禁锢在专业的小天地里，但仍然无法保持内心良知的“超然”无愧，于是，前者深为自己只能寻章摘句无助于世而叹息忏悔，后者则与学生共勉“在史学上压倒人家”以自慰。连出家事佛的李叔同，在芦沟桥事变后也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赠人。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在西方，情况更加简单明了。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ls)一词本身，就产生于社会政治运动。1894年法国德雷弗斯冤案之后，一批作家、教授、学者坚持正义，为平反此案奔走呼号，他们言辞激昂的呼吁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als)。在俄国，19世纪末亦活跃着一些思想激进、对沙皇制度多有批判的人，被称为Интелигенция（即intelligentsia），或译为“知识界”。所以，有学者把德雷弗斯事件称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时至今日，“知识分子”在西方仍被习惯地理解为不断批判和改造现实的人，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异议为特征的”（注：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rfstater)语，转引自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知识分子》文丛之一，第1页。）；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些思想急进、时常对社会政治发表批评意见的人。至于那些拥有较高文化知识、从事医学、法律、科技等工作的人，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具体职业分别称为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而并不视为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只专注于专业和职业而不关心社会政治事务的话。
　　同样，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细密的分工使一部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关心本职以外的事，淡漠政治，虽然现在中文里仍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但按西方通行的划分，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共识，严格的知识分子概念不包括这部分人。当然，这涉及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与界说这样一个歧议纷纷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总之，尽管中西知识分子概念的界说与划分有所不同，但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热心政治，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上却并无二致。
　　　　　　三
　　省视历史与现实，可见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本来就都是交融一体的。进一步说，尽管从表面上看，某些自然科学学科与政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然而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譬如历史学、法学、政治学，要区分其学术与政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自欺欺人之谈。所以综合论之，要分清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区别对待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问题的政策，仅仅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办法。而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在笔者看来，需要两方面的努力：
　　其一，建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其开放性，关心国家大事，参政议政，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把政治与学术人为地分开，则隐含着政治是禁区、百姓不得过问这种旧观念。此乃常识，毋须赘言。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知识分子拥有较其他阶层为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因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超越局部私利的特性（曼海姆所谓unattached intellectul），知识分子可以更为宏观和深刻地认识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具有天然的参政议政的优势。所以，建设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形成开放的、宽容的制度和气氛，重视和实现知识分子的参政权利。
　　其二，知识分子自己要更新观念，摆正位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目前，知识分子应扬弃两种单向度选择的思维定势：一是因传统社会“吏师合一”造成的学术只是台阶或手段、惟当官从政才是正途的心态，树立学术是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因现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野而造成的部分知识分子疏远甚至鄙视政治的倾向，超越狭隘的一己私利和专业限制，建立关怀全社会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宏阔视野。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环境中，知识分子应有的正确态度是，站在独立自主的地位上，以求知为目的，以天下为己任，在执着追求专业学术的同时，保持一种热切的人间情怀。借用一句几十年前胡适博士的表述，知识分子应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这种理想状态，在风雨如晦的几十年前的中国自然是不合时宜和不能实现的妄想，但在今天，经过我们努力，将不再仅仅是一种奢望。
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68～69D4中国政治马宏19981998马宏　作者单位：石油大学 作者：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68～69D4中国政治马宏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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