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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时期是一个酝酿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认识已经积累到相当的程度，从而与旧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们再也无法容忍旧秩序的约束，冲破藩篱的激情如山洪一样爆发，理性批判的洪流无情地扫荡一切妨碍自由思想的东西。“理性”成为18世纪文明人的新的上帝，理智的进步成了18世纪新的信仰，个体的权利成了构建未来社会新的价值观基础。启蒙时代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且坚信“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道德上，人类种族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注：Henry Vyverberg, Human Natur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4.），因此创立科学的人类科学是启蒙思想家的普遍追求。
　　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并企图建立一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社会科学，这是启蒙时代的主流意识。与其他启蒙学者不同，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不满足于一般地提出这个原则，而是制定了一种可以贯通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孔多塞把“可能性”(laprobabilité)这个概念作为连接物理科学和人类科学的认识论桥梁。他利用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学说，强调自然科学和人类的自我认识都属于经验的范畴，而所有经验真理都只具有可能性。人类所有的认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类科学，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它们只有量上的差别，即不同的认识所确认的可能性大小是不一样的。在对人类社会进行认识的时候，由于人类意识的多变和社会因素的纷纭复杂，对人和社会的认识可能更加困难些，所达到的可能性也许比物理科学更小些。但是，这里的差别只能是量上的，就两种认识都是对可能性的把握来说，它们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孔多塞认为，所有经验陈述的可能性都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加以表达和评价。这样一来，尽管关于人类生活的认识在可能性上比物理科学少些，但从二者都能够运用数学进行研究而言，它们都具有科学的性质。人类自我认识还比较幼稚，其中所达到的可能性还比较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性质。实际上，即使自然科学也从未使可能性达到100%的水平。例如，气象科学仍然无法实现对天气进行绝对正确的预报，与之相类似，人们对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的运算与预测也只能停留在概率允许的范围之内。
　　既然人类行为、道德实践和政治活动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进行计算，从而获得关于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理性认识，那么这就为建立一种正确指导人生和社会活动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找到了方法。孔多塞自己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一种常见而又普遍有效的”“新的社会数学(mathemat-ique sociale)”（注：Condorcet, Oeuvres, Paris, 1847, vol,1,p.550.），可以为人们过理性的生活和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说过去人们是凭本能和情感盲目地从事各种活动的话，那么“社会数学”对人生和社会诸种可能性的严格分析，可以将人类从本能和情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从此可以过一种理性而公平的社会生活。孔多塞把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人类生活中的愚昧和荒谬行为，社会中的犯罪与冲突，与其说是邪恶情绪冲动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人们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错误运算的产物。随着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科学认识手段的发展，人类必定无限地向完善化的目标前进。
　　如果说把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都看成是以可能性概念为基础的经验科学，说明孔多塞遵循的是洛克的经验主义路线，那么，认为所有的可能性因素都能够按数学的确定性加以演算和表达，就表明孔多塞也坚持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路线。但是，笛卡尔为了确定性而把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在他看来人情世故不具有清晰明白的确定性；而孔多塞把可能性与数学的确定性结合起来，并借此把关于人类的认识也提升到科学的行列。就试图建立某种关于人类科学，使关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认识达到科学的水平而言，孔多塞与维柯是一致的。但是，就人类科学的性质而言，两个人的认识又是截然不同的：在维柯那里，为了建立认识人类的“新科学”，就应该远离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在孔多塞这里，为了建立科学的人类科学，就必须按大体一致的范畴和方法把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统一起来。维柯认为，人类的自我认识在本性上比对自然的认识更科学，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或者说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而在孔多塞看来，人类科学所达到的可能性仍然比自然科学低，人类科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当然，人类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和研究对象。孔多塞认为，“假如有一门能够预见、指导和推进人类进步的科学，那么以往人类的进步史就应该成为这种科学的主要基础。”（注：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1, p.85.）
　　启蒙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认定理性是人的本质，并且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理性不断得到解放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断启蒙和理智力量自我发展的历史。理性的启蒙就是理性的解放，它一方面表现为摆脱传统的偏见和自己的愚昧无知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挣脱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锁链。人首先通过自己的活动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再从历史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通过理性的发展而获得自由。然而，人类自由的发展，本身也是自然发展规律的组成部分。孔多塞指出：“人应该以一种完整的自由运用自己的才能(facultes)，支配自己的财富，满足自己的需要。任何社会的普遍利益，都不能强制他们限制这些活动，反而应防止这种强制；在公共秩序的这个方面，殚精竭虑地维护每个人的天赋人权，是社会的惟一有用的政治和责任，而且也是公意能够合法地对个体行使的惟一的权利。”（注：Ibid,pp.209-210.）
　　人类理性是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的需要，它是在人的其他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孔多塞看来，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有可以辨别感觉的知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理性能力发展起来。理性可以保存、分析和重组各种感觉材料。人人都有理性，但是理性能力有一个发展或完善过程。人类的自我完善就是理性能力的提高，因此，知识的发现和教育对知识的传播就是理性启蒙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孔多塞也坚持乐观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观。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中指出：“无论通过推理还是根据事实，自然界都没有为人类能力的完善化规定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除非地球毁灭，今后任何力量也不能阻碍人类完美性的进步。”（注：Condorcet, Ibid,p.77.）人类的进步史就是理性发展史的表现。孔多塞把以往的历史划分为9个阶段：人类首先从野蛮状态结合为部落，然后是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第四阶段发明了文字，产生了哲学，科学也开始出现，随后是罗马人的时代，中世纪被孔多塞一分为二（以十字军远征结束为标志），第八阶段基本与文艺复兴时期重合，第九阶段从笛卡尔开始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法国大革命之后是人类未来崭新的历史时代，因为，孔多塞相信，“人类的精神在挣脱了所有的锁链，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战胜了人类进步的敌人之后，就会迈开坚定不移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路上迅猛前进。”从此人类将逐渐实现理性的启蒙和社会的正义，实现三个重要目标：“废除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民族内部的平等进步，最后是人类完善化的实现。”（注：Ibib,pp.284、253.）于是，孔多塞幻想：到那时，暴君的残酷、教士的虚伪和人民的愚昧将永远成为历史，它们也许只能在舞台上出现；现实中，灿烂而和煦的阳光照耀着自由的人民，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不再服从任何外在的权威，所有的人都能够过平等而富有意义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孔多塞已经真正突破了人类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为人类指出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永恒进步的前景。但是，他把人类历史的进步看成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从而忽视了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不过，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是人们的活动规律，而在人类的活动中理智的运用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浪潮就证明了这一点。
《天津社会科学》51～52B2科学技术哲学韩震20012001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51～52B2科学技术哲学韩震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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