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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从新中国成立起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回顾这半个世纪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传记文学由复苏到繁荣的新情况，研讨其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展望下一世纪的传记文学前途看来是有必要的。
　　　　　　一、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
　　1、“文革”前17年，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
　　这个时期的前一阶段，即1949年至1956年，是建国初期，主要产生了一批“英雄传记”。代表性作品有：《志愿军英雄传》，1953年编着，全书共三集，计60篇作品，写64位英模功臣，其中有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等着名的志愿军英雄；还有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1956年秋，《文艺报》召开“传记文学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对传记文学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56年至1966年，传记文学创作主要以革命回忆录的形式出现。代表性作品有：陶承《我的一家》、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等。
　　“英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中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其主题继承了建国前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宣扬革命英雄主义，对凝聚民族精神，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回忆录，作者都是怀着饱满充沛的革命激情，以第一人称叙述，语气朴素亲切，并注意了史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塑造了一批给读者留下较深影响的传主形象，其成绩应当肯定。但由于对英雄人物理想化地拔高，不可能对传主人性作较全面的描写，这类作品的生命力受到了限制。
　　2、“文革”10年，指1966年至1976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四人帮”控制意识形态，传记文学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彭德怀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情况下写成的《自述》（1982年正式发表称《彭德怀自述》）可以称道。这个作品的作者不是有意创作，却表现了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性格。
　　3、“文革”后的新时期，指1976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10余年。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传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蓬勃兴起的新局面。《光明日报》1994年8月3日报导：“传记：当代文学的新热点”。新时期以来的传记文学以名人传记占绝对多数，但也有非名人传记。若以传主的身份分，大致有七类：
　　第一类：现当代政治人物传，其中领袖传记尤为读者瞩目。这是源于中国人对现当代历史的关注和猎奇的愿望。
　　旧民主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传记有三部在读者中流传较广。它们是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李凡的《孙中山传》、李联海、马庆忠的《孙中山全传》。前一部较为质朴简明，后两部在写孙中山的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写了他的生活故事，较有文学性。
　　关于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传记，外国人写得较早。美国人R·莫里尔的《毛泽东传》，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在中国都有译本。80年代以来，中国人写的当代领袖传记，随思想桎梏的解放，日益表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和深刻的反思性。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的传记，最初以走下神坛、走下圣坛的姿态出现。其明显的特色是已将领袖由“神化”还原成“人化”，艺术表现上具有故事性和可读性。后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也出版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在史实叙述上更具有权威性。有关当代领袖的传记还在不断出现，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被评论者称为是“一部充满艺术魅力的佳作”，是“成功的超越”（《中国文化报》1996年6月16日）。
　　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使领袖传记出现了一个高潮。
　　在写当代政治人物传记的作者中，叶永烈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他选择传主多为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且没有人写过的人物。如《陈伯达传》、《“四人帮”兴衰》等。他勤于采访，也勤于写作。他自己说传记写作“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这确是经验之谈。
　　第二类，作家、艺术家和着名学者传，这类传记多为研究专家所写，材料翔实，注重真实性，力图用文学手段再现传主的性格和人格，同时也表现了作者自己对传主一生的独特理解。这类传记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读者群，如李辉的《萧乾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其中《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传记文学作品在96年最为引人注目，这本书写出了一位国学大师特殊的命运和特殊的灵魂。书一出版，就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随此书的出版，紧跟着有关陈寅恪的传记，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学人魂·陈寅恪传》、《吴宓和陈寅恪》等也颇受读者青睐。何以这本传记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人们不仅仅是同情陈寅恪一生的坎坷经历，感叹他的晚年不幸遭遇，也不只惊讶他的博学和在双目失明情况下着述的硕果，而更为钦佩的是他的坚定不移的文化信仰，他所特有的人格，从他身上似乎发现了一个正直而潜心于学术的文化大师的永恒的价值。
　　第三种是各种明星传。主要是影星、歌星、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传记。对这类传记不能一概而论。倪振良的《赵丹传》、《白杨传》是两位电影表现艺术家的传记，赵丹、白杨当属电影巨星。诚如阳翰生、陈荒煤在序文中所说，这两本书“属严肃、求实、灵动之作”。作者为写书，所积录音带达300多盒，文字材料重达50多斤，所花心血可想而知。从传记文学角度看，通过写二位传主的经历，同时写出了解放前的左翼影剧运动和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写出了二位传主的个性特点，赵丹“长于形象思维，说话不注意分寸”（阳翰笙语），白杨能“把准方向，不沉沦，不断有所建树”，表现了更为刻苦与坚韧；写出了给人有所启示的深层意蕴：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而生命长青。好的明星传不靠探奇掠艳而具有文化品位。
　　近10年为国人为影迷所注意的是一批当代影星、歌星、电视主持人的自传。轰动一时的有刘晓庆的《我的路》、《我这八年》、《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那样的作品，由于其在影视界的知名度和自身生活充满波折，引起读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从自传文学角度去衡量，《我的路》、《我这八年》，更为真诚。而《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写对金钱的欲望，自说自夸，炫耀之情流于笔端。这部作品对刺激明星传的兴盛有一定作用。总的看，其作品尚停留在披露“自我”的隐私为满足的层面上，缺少对自传作品艺术性的经营，更少对人生的启迪。相对而言，一些着名电视主持人的自传，如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较有文化内涵，更耐看一些。
　　第四类是历史人物传。中国历代的史传都以短篇形式为着名历史人物作传。但时代的发展，往往会对历史人物做出新的评价，新的认识。新时期以来产生了一大批长篇历史人物传，有的从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的角度或从新的认识角度，重新审查研讨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得出新的结论。如宋衍申的《司马光传》对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争论，做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该书作者指出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批评是有道理的，决不是感情用事，故意对立”。司马光所说的“祖宗之法”，是指北宋王朝在初期处于生机勃勃上升阶段时的“法”，对这样的“法”既不能轻易否定，又要看到社会情况不断变化，“法”也要随形势而相应变化。近十多年中出现的新写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有的能较好地处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如赵克尧、许道勋着《唐太宗传》、袁英光、王景云着《唐明皇传》等传记作品有一定的可读性。但也应指出，有些所谓中国历史皇帝皇后全传、中国着名后妃太监全传，不敢说它们毫无史学价值，但从传记文学层面去看，则与要求相去甚远。
　　第五类是海外人物传。这类传记包括由国人撰写的外国人物传和由外文翻译过来的外国人物传。解力夫是近年写作外国要人传记较多的作家，其作品如《纵横捭阖斯大林》、《身残志坚罗斯福》、《临危受命丘吉尔》、《坚韧不拔戴高乐》、《大器晚成艾森豪威尔》等。近年出版的刘德斌着的《撒切尔夫人传》，是一部完整叙述和分析撒切尔夫人从出生到1995年的传记，它向读者展现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出身、成长、追求及社会政治外交活动、家庭生活与性格特征，而且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她的功过是非。作者到英国访问过，掌握了大量有关传主的资料，因而内容可靠，又加文字生动活泼，不失为一部清新朴实的传记佳作。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外国人物传，90年代初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影响较大，已先后出版了三辑36种以外国文学家、艺术家为主体的名人传记。
　　第六种是现当代企业家传。这类传记突出的现象是数量多而真正受读者注意的少。有些当代企业家出钱让作者写并自费出版，带有广告性质。作者也多为换稿费而为，内容多为替传主作宣传，结构公式化，无文学性。这类书出了印刷厂上不了书店书架，只好随便赠送。少数作家严肃创作的企业家传，如桑逢康的《荣氏家族》、傅子玖的《陈嘉庚》等，有自己研究的深度和创作的风格。
　　第七种是普通人传记，即非名人传。这类传记为数尚少，但反映了普通人在当代的生活和心态，它们在当代传记文学应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近年出版的朱东润生前着的《李方舟传》就是这类传记的代表作。这是着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20多年前在家破人亡的情景下，独居斗室，于悲愤中为纪念含冤去世的夫人而写下的追思之作。传主是一位寻常的妇女，但“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朱东润语）这样一个富有真性情的生命的不正常的毁灭，人们会从中有所感悟。这类传记还有贾植芳的《狱里狱外》，邵燕祥的《沉船》等，具有当代回忆录、自传的性质，但都写出了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故事，是民间的档案，其价值也正在此。
　　　　　　一、当代“传记热”的原因、特点与危机
　　当代“传记热”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到书店看看，不断摆上书店柜架的新书有一大批是传记类作品，尤其是名人传记。从影视歌星的个人传记到国内外富翁的个人发迹史，从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到文化人的生活经历，传记作品五花八门，吸引了购书的人。不仅如此，传记刊物一下子出版10种以上，《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都办得严谨而有机趣。传记研究着作也应运而生，如《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陈兰村、张新科）、《中国传记文学史》（韩光琦主编）、《传记文学史纲》（杨正润）、《传记文学概论》（李祥年）先后出版。群众性的传记文学研究团体也建立起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2年在京成立，1995年举办了首届(1990-1994)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心灵的历程》（刘白羽）等12部传记作品获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也于1994年在京成立，近4年中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并出版了《中外传记文学通讯》、《传记文学研究》等书刊。不少高校近年开设了传记文学课，有的已培养出了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已经不是一时的“传记热”，而是一种传记文化现象。究其原因、特点、危机，分析如下：
　　1、“传记热”的原因
　　其一，是我国社会变化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拨乱反正，对历史上尤其是党内一些领导人进行平反昭雪，对一些现代作家、学者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评价，给传记文学创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并提供了一大批传主可供写作。
　　同时，由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讨论，从认识论上对人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促使传记作者对传主的人性加深了认识，有利于传记比较全面地去表现人性。
　　其二，传记文学当前在国外也是个热点，这也影响到国内的传记文学。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极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使西方世界对人的价值扭曲变形。因而一些清醒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尊重人，人的重新发现”的终极课题。（注：刘远《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1997年第4期。）西方传记文学顺应这种时代要求在当代得以迅猛的发展。据说每年光是英文版传记就有2000余种，销量上百万册的作品屡见不鲜。权威的《牛津文学指南》称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传记作家理查德·霍尔努斯自豪地说，传记是“文学体裁中新的超级大国”。（注：赵白生《文学体裁中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传记文学》，《中外传记文学通讯》1996年第1期。）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有些出版社已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外国传记文学出版，如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先后问世。世界自传名着法国卢梭的《忏悔录》，美国女舞蹈家邓肯的《邓肯自传》译本也都再版。这些都丰富了中国当代的传记文学。
　　其三，新时期传记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以其纪实性的优势，在内容上更能吸引读者，因而乘机“热”起来。由于政治上的相对民主，读者对政治的关心，对以往被禁锢被保密的政治人物的内幕，对各种文学艺术家、学者的命运的起落，希望得到了解；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竞争的逐渐加强，人们的自主意识以及提高自己竞争能力与竞争地位的内心要求也随之增强，从传记中寻找人格榜样或人生启示，成为读者阅读传记作品的重要动机；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利用名人效应，一些出版商抓住时机努力推出名人传记；而一些影视文艺界明星也努力推出自传，既可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这些传记同时满足了一部分星迷的需要。
　　总之，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火热现象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的尊严受到社会重视的反应，也是适应了市场需要的结果。
　　2、“传记热”的特点
　　其一，当代传记文学，主要是进入90年代以来的传记文学在作品和作者数量上都有了猛增。近年传记文学作品每年出版总量在200种以上，（注：冀良《讲印数，更要讲社会效益》，《中外传记文学通讯》1996年第1期。）而且还表现在一个传主有多种甚至十几种传记的现象，如《鲁迅传》、《毛泽东传》等。还表现在单本传记的印数上，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已再版五次。有的名人自传销量达几十万册。传记作者出现了一批新面孔，创作队伍有了扩大。除原有的如叶永烈这类专业作家外，教授、学者、记者、干部、名人的子女，都有不少人投入了传记写作。
　　其二，90年代“传记热”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出现了“稗史化”和“超越化”两种倾向。张颐武在《传记文化：转型的挑战》（注：张颐武《传记文化：转型的挑战》，《人物》杂志1995年第1期。）指出：“进入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正在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这当然也给传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五四以来的中国传记有两个基本传统：一是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人格模型及参照的“个人主体”传记，一是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国家主体”传记。这两种传统的传记价值都受到了当代文化市场化转型的挑战。“传记文化的转型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这种转型的大趋向之一，便是传记的“稗史化”。原来传记庄重伟大的叙事，转化成了名人和伟人的私生活的秘闻和奇闻轶事的展示，将历史化为“稗史”。随之出现负面的影响是传记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倾向，待下文再阐述。传记转型的大趋向之二，是传记的“超越化”。作为与“稗史化”的对立物，“超越化”传记指描述一些本世纪以来的着名知识分子的传记，以有关陈寅恪、王国维、梁漱溟等人的传记为代表。这些传记突出了“国学大师”们的学术品质和精神追求，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想象式的自我认同对象。
　　其三，传记文学在形式上逐渐出现了多样化的态势。从文体形态的角度看，当代传记逐渐打破过去以时间为顺序的较为单一的叙述形态，自传与他传一齐发表，历史性传记、评论性传记、文学性传记，甚至传记小说，各显所长。这是由于传记文学本来就处于历史与文学的边缘地带，是一种边缘性文体。其中有一方面侧重一点，都可产生不同样式的作品。再由于读者口味要求不一，传记文学形式上的多样化也是满足读者口味多样化的需要。
　　3、“传记热”所潜伏的危机
　　我们对中国当前的“传记热”现象，既要承认它有促进传记文学发展的一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它还有潜在危机的一面。这种潜在危机具体表现为：
　　第一，传记创作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某些公私企业家出钱雇人为自己立传或捉刀写自传。某些影视歌星不顾自己的文学表达能力，也赶着出自传。这两种传记或为自己作广告，或为求得高额版税，其内容多为吹捧自己或出卖个人婚变之类的材料。这两种传记在读者中口碑最不好。
　　第二，传记作品的失真失实的庸俗化倾向。有的作者或许出于崇拜传主，或显示传主的不寻常，因而刻意编造一些虚假的情节，有意神化或拔高传主。如对一些伟人的出生、成长，写一些非凡的预兆。写一位国外的名人的立志与成才，竟说是受其27代前的先祖的引导。有的传记作者将传记与小说混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记作品写成“纪实小说”。其内容的虚构已越出了传记的范围。这种严重的失实失真的情况，危及传记文学的生命，阻碍传记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传记创作缺乏精品意识。有些传记作品缺少文学性，没有融入作者主观的情感，更无鲜明的主题。这样的作品缺少可读性，更少启示性和激励性。也有一些传记为迎合少数人的阅读口味，为恶人立传过滥。如《希特勒和他的情人》、《不知姨太太有多少的张宗昌》等。这类传记对社会只有消极影响，对青少年会起误导作用。传记作者和出版商都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传记创作。
　　为防止“传记热”的危机，应提倡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讨论，让专家与广大读者共同来关心传记文学的健康发展。
　　为提高传记文学的品位，应鼓励和支持专业作家投入传记创作，争取出精品。
　　　　　　三、对21世纪传记文学的展望
　　1、从理论上说，社会上的名人是会不断出现的，旧的名人过去，新的名人又会产生，所以名人传记的写作对象不会写完。何况，即使旧的名人，甚至历史人物，随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与评价也会更新，因此历史人物传记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世界上只要有名人存在，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心理、了解的欲望也会存在，因此传记作品的读者和市场不会消失。下个世纪也将如此。
　　2、中国20世纪社会变动剧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项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名人与伟人。普通人在其中经历人世的沧桑，更是不可胜计。预计到了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世纪开头10年或几十年，社会继续安定，有关档案逐渐解密，写作的禁区进一步取消，许多历史的真相，重要人物的经历，人们会更清楚。下个世纪的社会环境将为传记文学创作创造比现在更有利的条件，因而可促使传记文学的创作保持繁荣。
　　3、现在中青年一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受当代传记文学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人会成为有希望的传记文学作者。传记文学作者队伍将趋于稳定和扩大。现在的中年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5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本身及其家庭经受过建国后的风风雨雨，有亲身的社会与政治感受。到下个世纪，再过10年，这批人将退休。他们如果把祖辈、父辈，乃至自身的经历用传记文学形式保存下来，那将会极大地丰富传记文学创作。而目前40岁左右或更年轻一代的青年传记作家将在10年后更趋于成熟，他们当中有的人已崭露头角，预计这批青年传记作家将会写出更有价值的佳作出来。
　　4、历史现象不会重复发生，也不能拿历史与今天作类比，但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某种道理可给今人以启示。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他本人42岁时开始作《史记》。此年为公元前104年，上距刘邦建立汉朝的前206年，已有102年了。说明西汉王朝经过百年的准备，为司马迁创造了写作《史记》的主客观条件。如果以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客观条件去预计，那么下个世纪中叶前不太可能出现划时代的传记文学巨着。
　　但是，我们对未来传记文学创作仍抱乐观的态度。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创作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梁启超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从1898年至1905年的七年多时间里他写过不少中西方名人传，在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他起到了桥梁作用。梁氏之所以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使命，原因有二：第一，他酷爱《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了如指掌；第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饱读西方传记，吸取了西方传记的精髓。他的传记具有突破传统，继往开来的意义。我们今天也处在世纪之交，如果当代的传记作者们能从中受到启示，既借鉴中国古典传记的优秀传统，又吸取西方传记的精华，在中西结合点上，也许可能创造出新的传记文学精品大作。
　　
　　
　　
文艺评论哈尔滨70～7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兰村19991999 作者：文艺评论哈尔滨70～7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兰村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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