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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人民出版 胡福生）
　　出版业是一种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它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资源——出版对象和出版资料。与其他产业所不同的是，出版资源不是一种天然来源，而是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的一种积累和演进的过程，是历史文化和现存文化的堆积。出版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它不仅继承和传播着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文化，而且催生着在历史文化基础上重新创造出来的新生文化。由此可见，出版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两个源头——历史文化资源和新生文化资源。前者为出版业提供原始性资料，后者为出版业提供原创性资料。我们可以对出版资源作如下定义：所谓出版资源即来源于历史文化和新生文化两个方面的一切可以用来经过编辑加工最终形成出版物的原始材料、半成品和成品（作品）。历史文化资源包括：以古籍为主的各类文化遗产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各类作品。新生文化资源包括：具有原创性或原创性占主要成分的作品和半成品（含新的选题意向，正在创作中尚未面世的作品）。当然，出版资源还可根据不同的性质和形式再作若干细分。例如按国别可分为国内出版资源和国外出版资源；按民族可分为少数民族出版资源和汉民族出版资源；按学术门类可分为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等类出版资源；按地域可分为西部出版资源和东部出版资源等等。
　　出版资源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从本质上讲，它具有再生性，不可穷尽性。它将伴随着人类的整个生存过程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源泉。但是，对每一件具体作品来讲，却只有一次性，不可再生性。一部作品，只有一次版权，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只有一次先入为主的印象权或占有权。同时，出版资源还具有人类共享性的特征。按照规则，出版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选题需要去分割它、占有它。规则只保护首先占有它的人。所以，谁先占有了第一手资源，谁就占有了市场；谁先最科学、最有效地占有第一手资源，谁就能在市场上独领风骚。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资源是出版业生存的基础，对其进行合理地开发利用，是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在出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由于出版者视野的局限和利益原则的驱使等等原因，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问题之一，对新生文化资源的运作能力衰微。市场上的改编整理类图书远远多于具有新鲜创意的图书。问题之二，选择取舍不当，或不动脑筋大而全地笼统取之。如在古籍整理当中将某一门类的作品尽情罗列，稍作整合，冠以名字，动辄十卷百卷，洋洋大观却少有新意，受到市场冷落；或搜玄猎奇，迎合市场低级趣味。如对某些古籍中的房中术、神秘学之类情有独钟，拼凑成书，误导读者。问题之三，对一时看好的热点资源，一哄而上，盲目开采，造成大量的重复出版。如不同时期形成的人体科学热、古典名着热、海外学术热等等。问题之四，开发层次低，占有方式简单、原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如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资源没有得到深度的开采，或零敲碎打，缺少章法；或浅尝辄止，事倍功半，致使新鲜创意最终流产。问题之五，不善于占有和保护现有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流失等等。
　　以上不难看出，对于出版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严重影响着出版业尽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影响着精神生态环境的质量。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规律，出版业亟需重视对出版资源的重组工作，以期形成一个资源使用合理、再生能力强、有发展后劲的理性的健康的出版环境。
　　针对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前景，笔者以为，在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开发新生文化资源。新生文化资源是出版业的富矿资源，是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攻方向。它的特点是：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的精神，信息含量高，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再生能力和较长的生命周期，对原有文化有突破和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本书具有16％以上的新鲜的信息含量，才能算作有价值。这种价值应该理解为该书所独有的首次提出的观点、新鲜的论述方式和论述内容。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么一种尴尬的景象：一个出版社年产本版书数百种，而真正能摆上书架或走向市场的却寥寥无几，原创性作品太少，是一个主要原因。有人将这种情况总结为“三多三少”，即“古多今少，史多论少，编多着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人缺乏应有的胆识和才气，缺乏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有大量的贴近现实、具有真知灼见、能够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图书作支撑；迫切需要出版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开采和提炼铸造这些新鲜作品的出版资源；迫切需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的工作，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求新知、求创造、求发展的开拓进取精神。所以努力开发新生文化资源，既是出版人的价值之所在，也是出版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之所在，亦是中国出版界走向世界出版强国的必由之路。
　　二、合理使用历史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文化遗产得天独厚，出版资源丰富多彩。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10万余种。浩如烟海的各类文化典籍和形形色色的遗留文化像一座巨大的文化矿山，为我国出版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出版资源。新时期以来，曾先后出现的“古典名着热”、“传统文化热”和“古籍整理热”一浪高过一浪。资源表明，1995年在全国出版的10万余种图书中，文史古籍类图书品种占出版品种总量的72.58％，1996 年增长势头不减，目前这种势头仍颇为强劲。
　　实践证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我国出版业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内容，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业内有识之士也不无担忧地看到，超量的整理文化工程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诸如良莠混杂，质量难以保证；重复出版严重，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尤为严重的是，窒息了原创文化的发展，使其生命力日见萎缩。因此，如何科学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是出版界亟待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里提出四条原则，以求教于方家。
　　一是适度限量原则。对历史文化资源应该是限量开发，适可而止。在质量上从严把关的同时，在出版的数量上应有所控制。尤其是对那些大同小异的重复性选题，应坚决砍掉。
　　二是批判继承原则。对待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经过一番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扬弃”过程，通过删除、分析、批判，最后达到合理吸收利用之目的。
　　三是经世济用原则。“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治学方针，也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资源的原则。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要有选择地挖掘那些对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着显着的借鉴作用的作品。有必要实施“经典”战略，即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选定一定量的传世之作，作为常备书进行梯次开发。更应提倡从新角度运用新观点研究使用史料。如广东版的《新编三字经》，首都师大版的《中国实学思想史》等。
　　四是精耕细作原则。一个时期以来，为追求急功近利，图书出版中的粗制滥造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在史实的诠释、文字的校勘等方面漏洞百出，出版人要从卷帙繁浩的典籍中去寻找高品位的“文化矿石”，须耐得寂寞，耐得清贫，要克服追“风”求快的浮躁心态，以“十年磨一剑”、“吹尽黄沙始见金”的功夫去雕琢精品，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大浪淘沙式的编辑、翻译、校勘、整理、研究、编印工作。只有这样，在历史文化这块园地里，才能培育出富有营养的好“庄稼”。
　　三、积极开展出版资源的中外交流。随着以电子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共享的一种新生资源。出版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一族，它的跨国共享亦成为不争的事实。继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之后，中国的出版市场正在成为世界出版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越来越活跃的版权贸易，作为出版国际化的风标，展示了中国出版业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但在这种良好的开端中，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在资源共享方面还有许多有待于改进的工作要做。第一，引进时要确立文化意识。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海外文化。在品位上，按照最优化原则，介绍海外最新最优秀文化成果；在题材选择上，最大限度地贴近中国的实际；在效益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特色和定位，力争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防止片面追求“畅销书”效应而盲目引进格调不高的外国作品，要防止题材相同或相近作品的重复引进。第二，对引进和输出中的不平衡现象要引起注意。资料显示，在出版资源的交流方面，引进是输出的5 ～10倍，呈现出较大的贸易“逆差”。应该说，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大量引进新知是正常的，但这种一边倒的现象有悖于市场交换律。理想的交流环境应该是引进与输出大体趋于平衡。中西文化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科技和管理方法，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丰厚深邃的智力与思想资源，同样是世界所需要的。这就要求中国出版界在积极引进外国出版资源的同时，瞄准海外出版市场，努力开发自己的智力资源，向世界推出我国的文化科技方面的优秀作品。第三，要研究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汉语受众，除去两岸三地外，在世界上有五千多万，加之近年来华人海外移民的迅速增多，他们对华夏文化的需求日益迫切。由于世界华文受众的特殊历史地理位置，他们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对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中介”人。因此，研究世界华人圈的生成和他们特殊的阅读需求，利用中国大陆在出版资源的占有和出版能力方面的优越条件，不断推出适宜世界华文市场的出版物，这既是中国出版业的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目标之一。第四，建立健全职业化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设置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或专职的管理人员，制定专业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信息网络，开展专业化的科研工作。
　　四、抓住源头，多源开发，增强再生能力。90年代以来，国际出版业出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由传统的纸张印刷飞跃到光盘印刷，并出现了多媒体的出版物，第二次是因为因特网（Internet）的急速普及，开始进入到一个无印刷的时代。随着现代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出版资源可利用的载体空前繁多。当前，除去传统的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等传媒之外，以光盘产品为代表的电子出版物和网上图书正锐不可挡地进入出版领域，呈现出一种多种载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一源多用，立体开发，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远见的出版家所采用，从而使宝贵的出版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使其再生能力大大地增强。以一本书为例，它可以从传统的纸张印刷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在报纸、期刊转载，或在电台、电视台播出，或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戏剧作品、影视磁带等形式的音像制品，或制作成电子出版物，或加入因特网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行驶，甚至可以使用该书出版后产生的无形资产——形象价值，广泛地用于诸如广告、日用品制作等商业开发项目中去。
　　在出版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开发方面，还须充分重视对已有出版物的及时修订再版工作。我国现年出书量10万种左右，全国各地出版社年出版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总计约有800亿字信息。 如果将建国以来出书的总量相加，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须知，衡量一个出版强国（不是绝对出书量上的大国）的标准，不完全在于年出书量的多少，而在于市场上流通的可供书目的多少，在于尽可能少的投入与尽可能大的产出之比上。拿德国为例，1996年出版新书5万种，再版30万种， 可供书达70万种。这种比例应看作是一种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因此，出版社必须珍惜自己的保留书和拳头产品，对哪些书该修订，哪些书该再版，做到心中有数。
　　五、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出版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由于国内外图书市场的竞争和出版资源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浪费、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出版资源的保护已刻不容缓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首先，应以规模开采、集约经营、规范制约的形式，创造一个良好的出版资源开发环境。对有价值的出版资源，以及具有高品位和大范围开发前景的出版资源，不宜分散力量，零星开采，而宜采用大兵团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进行高密度开采。通过高投入、高产出、大发行，追求资源和资产的最优化配置，以期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份额，达到出版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对于重复炒作品和粗制滥造的掠夺式开采，国家和地方出版管理部门应制定规范，进行制约。其次，要树立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防止出版资源的流失。在市场经济中，出版社不仅要学会保护有形资产（敢于将侵权者诉诸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还要学会保护无形资产（对自己特有产品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给予保护。如“三毛”形象的无形资产估计5.9亿元， 在国内开了保护无形资产的先河）。不仅要注意国内的版权保护，也要注意在国际市场上的版权保护。在法制社会里，注册是商品的重要保护手段，这里最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注册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出版物作为专有商品的注册，特别是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和独特价值的出版物，如《花季·雨季》一书的注册，《读者》杂志的注册等。二是出版社的社标作为特有商标的注册。这是从更广层面上的版权保护。三是尽快进入因特网。中外文化的“抢滩”现象在入网上表现最为突出。国外的出版社一般都在网上，国内出版社应尽快入网。入网不仅有利于图书的宣传、营销，有利于了解世界出版行情，更有利于出版企业利用高科技媒体参与国际竞争，保护自身正当的商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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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研究京36-38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胡福生19971997 作者：出版发行研究京36-38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胡福生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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