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2003年10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辞书质量检查结果：差错率在15/10000以上（含15）的3部；5/10000至15/10000（含5不含15）的9部；1/10000以上至5/10000（不含5）的7部。19种书统统属于不合格产品。其中，第一类的性质为伪劣产品；第三类的性质，属于工作失误；第二类虽未明确定性，但有相当部分，无论差错率或错误的严重程度，都与第一类没有质的区别。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王同亿现象”虽然有过两次大规模批判，但辞书界的抄袭剽窃风、粗制滥造风和弄虚作假风却屡批不尽，屡禁不止。
    王同亿现象再次回潮，虽然本质特征基本上没有变化，但表观形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即从有王同亿的王同亿现象，到没有王同亿的王同亿现象。过去王同亿现象的主体，就是王同亿本人，出版者只是王同亿的配角；此次，王同亿现象的主体是众多的国有出版社，而编写者却成为出版者的配角。
    造假制劣的主角一旦成为出版者，比起编写者（主角）来危害性更大。须知，出版者是出版物的把关者。伪劣产品及其炮制者本是过街老鼠，而出版者则是专捉老鼠的猫。如果所有出版者都尽到自己的责任，何愁伪劣产品不除！而出版者成为造假制劣的主角，猫鼠一家，监守自盗，不仅危害性极大，而且极具欺骗性，使读者上当。
    众多国有出版社成为伪劣辞书的制造者，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从各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治理辞书市场的力度，已是当务之急！
    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建立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
    出版社为什么炮制错误百出的伪劣辞书呢？为了升官？不是。如此胡乱拼凑，或者抄袭剽窃，或者粗制滥造，或者弄虚作假，丢官的可能颇大，怎么能升官！为了扬名或积累文化？不是。同样原因，怎么能扬名和积累文化！那么，究竟为了什么？一句话，为了追逐利润。出版社赚的钱多，奖金多，福利好，房子大，汽车豪华，甚至，还可以做钱权交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中，虽然是一句上不了台盘的俗语，而实际上却是一切腐败分子和文化掮客所奉行的金科玉律。
    为此，对出版社建立和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应属对症下药。
    现在，有些出版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对出版社的考核，并不是没有社会效益指标，但一般只占30%，而经济指标则占70%。既然经济指标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对于某些出版者来说，“社会效益第一”就成了一句空话。
    今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可见，不仅文化事业，而且文化产业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据此，如果把两个考核指标的比例颠倒过来，社会效益占70%，经济效益占30%，情况就会显着变化。倘若一而再出版伪劣产品，社会效益可能为零，不但本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扣去70%，还可能再处以额外罚金。如此，赚得愈多，扣（罚）得愈多。即使是傻瓜，也未必这样做。有鉴于此，出版者就会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谋取经济效益；而不是在牺牲社会效益的条件下，去追求经济效益。
    此点，在拙作《出版改革的再思考》（见《出版论稿》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有详细方案，此处不赘。
    第二，在评优的同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
    褒优贬劣，奖优罚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有奖无罚，不足以制止伪劣；有罚无奖，不足以激励精品。而好的不奖，坏的不罚，就会无是无非，甚至颠倒是非。无是无非，或是而非之，非而是之，则是伪劣产品最为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因此，在定期评选国家辞书奖、国家图书奖的同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是净化辞书市场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措施。
    如果没有此次辞书质量检查，让一批伪劣辞书横行天下，坑害读者，误人子弟，败坏学风，污染精神世界，这是多么严重的后果！
    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答记者问中说，辞书是“知识之母、不见面的老师，抓图书质量，首先要抓辞书。”这句话一针见血，说到广大出版和辞书工作者的心里。而此次检查的辞书之多，投入的力量之大，处理的程度之严，就辞书领域而言，都从未有过。
    今后辞书质量检查，完全可以沿袭这次做法，即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辞书学会承办，并可仿照国家辞书奖办法，定期进行，两年一次。定期，雷打不动，不受其他因素冲击。
    检查对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既可以从全国辞书市场抽样，又可以选择同类辞书，如汉语类、双语类、专科类，甚至可以细化为汉语类中的成语类，专科类中的教育类、法学类等等；还可以以地区（某省市）、部门（如高教等）所出辞书为对象。
    为了保证检查公平、公正，教育作者、编者，并使广大读者提高识别能力，检查结果应当公之于众。与此同时，由出版行政机关对不合格辞书及其出版责任人做出行政处罚。
    第三，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出版劣质辞书的出版社，有没有辞书专业出版社呢？还没有发现。辞书，无论是它的作用还是编写，都是出版物中少有的特殊品种。不懂它的性质和编写规律，不具备出版辞书的条件，是绝无可能编出好的辞书的。也可以说，不具备出版辞书条件的出版社，是劣质辞书的孳生地。出版王同亿《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高级观代汉语大词典》的出版社，以及此次辞书质量检查中公布的出版《学生必备工具书·多功能学生字典》、《中华辞海》、《新编中国四大辞书》等书的出版社，就是证明。
    由此可见，建立辞书出版的准入制，是保障辞书质量的重大措施。
    在我国出版工作中，虽无明文规定的出版准入制，却有事实上的准入制。如中小学教材，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以及党中央领袖人物着作，由人民出版社以及相关的两三个出版社出版；地图由地图出版社出版等。有些读物虽然没有上述几项严格，但亦有所分工。如小说由文艺出版社出版，科技书由科技出版社出版等等。惟有辞书，五百多家出版社，家家都可以出版。
    我并不主张由专业辞书出版社垄断辞书出版，却主张具备辞书出版条件的出版社，才能出版辞书。具备辞书编辑人员，是出版辞书的首要条件。这里所说的“编辑人员”，指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他们必须熟知辞书的性质和严肃性，熟知伪劣辞书的危害性，熟知江泽民倡导的编纂辞书的辞海精神，熟知编纂辞书的程序、体例。编纂出版辞书的成功之路，千条万条，这是首要的一条。
    为此，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由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辞书学会，组织辞书编辑人员培训，合格者由署颁发证书，持证上岗，并定期考核。柳斌杰副署长答记者问中，已有论证出版辞书资格和培训辞书编辑的打算。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四，加强法制建设。
    只有公平，公正的竞争，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而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都是不正当竞争。法和法制，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裁判者。保护正当竞争，打击不正当竞争，是法制的重要功能，也是执法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图书市场的法制方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盗版盗印犯法（触犯法律），抄袭剽窃违法（违反民事方面的法律），粗制滥造合法。物质产品有《产品质量法》，对粗制滥造者可以追究法律责任。有思想内容的文化产品没有产品质量法，粗制滥造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盗版、抄袭侵犯了作者着作权。但被盗被抄的图书，一般都是好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观代汉语词典》等，对读者来说伤害较小。而粗制滥造的图书，传递大量错误信息，甚至宣传封建迷信、庸俗下流的东西，对读者危害极大。让这种行为置身于法制之外，不能不说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漏洞。
    制定精神产品质量法，难度很大，但在尚未颁布的出版法中，增加治理粗制滥造的条文，然后，根据这一条文制定实施细则，或许可行。
    庄建、郭晓红同志在《出版者担起社会责任》一文中，谈及辞书市场管理中的法制建设。
    其一，是“不能让劣质图书的制作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说得有理。在第一次批王同亿的同时，打了5场官司，王同亿全部败诉。被告被责令赔偿七十余万元。但这一大笔钱都是王书的出版者海南出版社出的，王同亿一毛不拔。第二次批王同亿及其出版者京华等出版社，没有罚过一文钞票。此事提示司法和出版行政部门，对于制造伪劣产品的作者和出版者，切不可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只有让他们退出非法所得并再加罚老本，才有可能遏制他们制劣的私欲。
    其二，“如何保护精神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像物质产品一样，劣质图书经主管部门或法庭认定后，应当允许消费者退货并予以赔偿。
    第五，加强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中，评论和舆论监督是任何领域不可或缺的武器。辞书领域亦然。伪劣辞书都有层层伪装，是辞书评论和舆论宣传揭开了它们的画皮，指出它们哪些是抄袭剽窃，哪些是粗制滥造，哪些是弄虚作假。从而，使广大读者认识到伪劣产品及其炮制者的本来面貌，不再上当；使正义学者拍案而起，纷纷口诛笔伐；使广大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得到可贵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树立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仅靠辞书界是不够的。这支队伍愈多愈好，在同王同亿现象斗争中，除辞书界人士外，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介入，以及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物、网络等各种媒体逐步并大量增加，极大地壮大了评论和舆论监督的力量。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是什么力量，这是精神的力量，这是正义的力量！
    几次批评王同亿现象，形式多样。论文、杂文、小品文；文章、广播、电视；个人批评、集体批评，样样都有，十八般武器，件件皆精。特别说一说，在批评王同亿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有听众参与，插播听众用电话发表的意见。上海电视台在1994年为王同亿现象专门制作了一个节目，既有对辞书界老前辈、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专访，也让王同亿讲话，还播出了人们对王的批评。这个节目影响颇大。
    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是围剿伪劣辞书的天罗地网，是辞书领域的道德法庭，也是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雷达装置。一旦有伪劣产品出现，它就会发出警报。从而真正使伪劣辞书成为过街老中国出版京21～23Z1出版工作巢20042004现阶段我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比，在产业实力、制作水平、营销理念、管理制度及人才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距。加入WTO后，我国期刊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在期刊的名牌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及期刊定位上、人才高素质化上不断开拓进取，发展壮大，适应入世对期刊的挑战。WTO/中国期刊/国外期刊/差距/应对策略
    WTO/Chinese periodical magazine/gap/countermeasure  ZHANG Yan-ying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n 710061,China)Observing the contrast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we can find gaps in various aspects,such as conception of sale,rules of administration,etc.With the access to WTO,periodicals in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itself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internationalization,etc.It also concerns contents of magazine and human resources.巢峰　上海辞书出版 作者：中国出版京21～23Z1出版工作巢20042004现阶段我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比，在产业实力、制作水平、营销理念、管理制度及人才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距。加入WTO后，我国期刊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在期刊的名牌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及期刊定位上、人才高素质化上不断开拓进取，发展壮大，适应入世对期刊的挑战。WTO/中国期刊/国外期刊/差距/应对策略
    WTO/Chinese periodical magazine/gap/countermeasure

[新一篇] 冷戰后兩岸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舊一篇] 準確理解解放思想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