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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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问题的产生是国民党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因此,台湾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由于美国的直接干预导致了台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自1950年以来一直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中始终受到美国因素的牵制。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外交斗争从未间断。
  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国际战略的需要,不断调整对华、对台政策,在海峡两岸关系中逐步向台湾倾斜。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变化,美国因素逐步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特别是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使得一个中国原则受到严重冲击,两岸事务性谈判中断,致使海峡两岸关系陷入僵局;1999年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加剧了两岸关系的对立和紧张。2000年3月以来,民进党籍陈水扁上台执政,以美国为保护伞推行“渐进式台独”路线,并于2002年8月公开鼓吹“两岸一边一国论”。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开展了三场重大的反“台独”反分裂斗争,对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美国推行强硬的新单边主义,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凸现,台湾问题成了美国企图制约中国发展、控制台海局势的一枚棋子。美国不断提升美台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助长了“台独”的气焰,台湾问题更加成为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导火线。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研究冷战后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同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基本态势,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冷战后美国调整政策“以台制华”
  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以两极对峙为特点。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中美两国出于各自安全战略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关系方面均有明显的改善与发展。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美国断绝了与台湾的官方往来。中美建交后,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向台湾提供少量武器,但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内发展。1981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八·一七公报》,对美国对台军售作了严格的限制。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表示:“美国珍惜美中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关系”,美国“信守构成两国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原则”。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已经找到建设性地、不带恶意地讨论台湾问题的途径。美国人民一直关注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分歧”。(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89页。)当时,中美两国虽然在安全战略、贸易、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据统计,1988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已达100多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项目有600余项,投资金额34亿美元。(注: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401页。)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度也出现过热络的局面。
  但是,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成为西方用来攻击中国政府的一个借口。美国政府于6月5日和20日两次宣布对华制裁措施,中美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尽管布什政府发表的声明与美国国会的强烈态度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406票对0票和100票对0票通过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纽约、华盛顿先后宣布中止与北京友好城市关系;美国暂停同中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被迫离开在美国的公司……随即,英、法、德、日等国也跟在美国后面纷纷宣布对华制裁措施。中美关系随之陷入低潮。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战略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美国在排除掉头号敌人——苏联后,与中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了,渐渐地将中国视为头号“潜在对手”。再加上美国政要长期形成的“冷战思维”及对共产主义敌视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对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仍恨之入骨,而当时中国是最大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随之上升,美国对中国“以压促变”的企图进一步加剧,先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美国通过“人权外交”对中国施压,后来体现在美国调整对外政策,企图“以台制华”,台湾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
  美国针对中国调整的对外政策突出表现在:一是美国政府在表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继续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致使台湾一些高层领导人以“私人方式”和“秘密方式”访问美国的事情时有发生。二是美国政府一改以往“低调”姿态,率先打出支持台湾“入关牌”,支持接纳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美国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台湾,致使台湾在国际上从事“弹性外交”、“务实外交”愈演愈烈。三是美国违背其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所作的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明显升级。1993年激增至66.2亿美元,其中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和4架E-27预警机,大大提高了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注:陈一新:《断交后的中美关系》,第193页。)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纵览全局,再次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策作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他说:中国一定要“稳住阵脚”,中国在世界上必须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帝国主义国家肯定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他强调:“要使中国的旗帜不倒,首先是中国自己不要乱。”邓小平坚定不移地说,中国要“认认真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将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翻二番的目标。”(注:邓小平1989年9月4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纪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321页。)据此,中国方面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坚决顶住了美国带头对中国进行的制裁,并且迅速稳定了国内的局势,继续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沉着冷静,运筹帷幄,根据冷战后形势的变化,在展开对美外交中突出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1994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雅加达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指出:“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祖国统一大业,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直接牵动着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台湾当局搞‘台独’,外国势力又插手干涉,必将引起台湾海峡大乱,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海峡两岸都没有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498页。)
  中国政府果断处理政治风波虽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攻击,但中国政府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突出成效。中国不仅没有受到东欧剧变的冲击,而且成功抵御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分化、西化中国以及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认识到:仅仅通过“制裁施压”或“以台制华”来孤立和打击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与中国保持接触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在世界的那个地区很重要,我们必须设法同它打交道。”(注:引自“美国国务院新闻处处斯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新华社华盛顿1992年9月4日电。)
  概而言之,冷战后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调整是在苏联和东欧巨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发生“六四”政治风波等一系列国际形势大背景下进行的,意图十分明确:
  其一,美国企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大陆,谋求其在海峡两岸间最大的战略利益。美国通过发展美台“官方”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企图影响和操纵台湾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台湾,从而达到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分裂局面,使台湾问题成为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同时利用逐步走向“台独”的台湾当局,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其二,美国加大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力度,强化对亚洲事务及市场的控制,实现其亚洲战略。亚洲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价值巨大,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如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被削弱,那么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加强对亚洲地区的控制,强化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亚洲战略的出发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影响力迅速扩大,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美国主导亚洲事务构成了潜在的重大挑战和威胁。美国意识到,要控制全球、维持“一超”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此外,由于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调整,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已不存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在国际问题的考虑中经济成分增加,再加上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抬头,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其三,美国企图扭转两岸关系热络的势头,阻挠中国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关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从敌对走向缓和,特别是两岸两会分别于1990年、1991年成立,并进行了多次事务性商谈,1993年还实现了着名的“汪辜会谈”,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美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它们不希望中国出现有利于和平统一的良好势头,于是采取调整政策给主张分裂势力一种错误信息和“幻觉”,以达到干扰和影响两岸关系向前推进之目的。
    二、李登辉暴露分裂真面目及其美国背景
  1988年1月,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病逝,“副总统”李登辉粉墨登场。在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内,存有派系,关系复杂,李登辉当上国民党代理主席后,利用内部派系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让李焕取代俞国华任“行政院长”后,让“参谋总长”郝柏村接替李焕担任“行政院长”,既释出了军权,又挤掉了李焕;两年后又把郝柏村赶下了台。同时,他加紧对党内非主流派的打压,使对其不满的一部分人另组政党,又通过多次改组“行政院”,将自己的亲信逐步安插到“部长”等重要职位,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在两岸政策上,李登辉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他表示:“自己虽然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台湾无论在历史、文化及客观条件下,都没有独立的理由与可能。台湾的前途在大陆。”基本上沿续了国民党的政策。(注:陈宏:《海峡风云》,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29页。)但随着个人权力的逐渐巩固,李登辉开始背离国民党的政策,逐步从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倒退。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和“阶段性两个中国”,在统一问题上搞“分裂分治”,在国际上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1990年,他首先提出用“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1993年,他在会见高雄市民进党籍立委时称:“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注: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资料》,1993年3月23日第6页。)当年底首次在国际上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经济部长”江丙坤还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声明说:“台湾的政策是‘主张分裂主权的两个国家并存’,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政策。”(注:陈宏:《海峡风云》,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133页。)由此可以看出,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和主张已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第二阶段:公开强化分裂意识,在国际上从事“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活动。李登辉1994年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作了一次“剖白心迹”的谈话。他公开称:“生为台湾的悲哀”,把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台湾说成是台湾被“外来政权”所统治,中共对两岸统一的呼唤是“奇怪的梦呓”。他称“自己22岁前是日本人”,表示要象《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那样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的阴影”,“创造台湾的新时代。”(注:《台港澳新闻选》,新华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8页。)他还直截了当地讲要“与中国分离,独立建国”。后来他又多次声称:“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独立主权国家”。(注:新华社北京1994年6月14日播发的《评李登辉的分裂言论》。)与此同时,李登辉鼓吹和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他带头跑到中美洲一些国家和南非去自吹自擂,收买一些人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攻击和漫骂中国共产党,肆无忌惮地在海外散布分裂祖国的言论。1995年花巨款收买美国政府和政客支持他到美国访问,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大放厥词:“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即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运作。”(注:新华社北京1995年7月24日播发的《国际社会绝无生存空间》。)李登辉访美严重破坏了自1993年“汪辜会谈”以来两岸交流在各领域出现的良好势头,给两岸关系投下巨大的阴影。
  第三阶段:公开抛出“七块论”、“两国论”,彻底暴露分裂国家的“台独”本质。1999年,李登辉在他的新书《台湾的主张》中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安定,亚洲或许更安定。(注:1999年5月19日《参考资料》刊登《新党批评所谓的“台湾的主张”只是李登辉的个人主张》。)港台舆论指责他“公开鼓吹肢解中国。”时隔不久,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更加露骨地说: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注:刊登于1999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并不顾一切地将其“两国论”塞进国民党十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成为国民党的党策,企图伺机将其法律化。
  在李登辉逐步暴露其“台独”立场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在此期间,可以说美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国会屡屡在台湾问题上挑起事端,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台湾前途的政策”修正案,插手台湾问题;美国会亲台势力对克林顿政府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极为不满,以种种手法给白宫和国务院施压,试图通过立法提高《与台湾关系法》的地位;美亲台议员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受苏联东欧剧变的刺激,居然公然支持“台湾独立”,竭力阻挠中国统一。在国会要求提升美台关系的呼声中,克林顿政府竟然于1994年提出检讨对台政策,于9月7日宣布了“调整对台政策”的框架,明确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将允许台湾高层过境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不限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等,(注:陈一新:《断交后的中美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284-285页。)显示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严重倒退。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众议院形成第63号“众议院共同决议案”,鼓噪台湾加入联合国,并列举了台湾应加入联合国的所谓14条理由;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在国会两院的压力下,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破例同意李登辉于1995年6月访美,纵容其从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举动,使中美关系降至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中止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员于振武访美;中国外交部召回驻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同时离任……(注:宋连生、巩小华主编的《中美首脑外交实录》,第422页-423页。)
  在中美关系恶化之下,美国又把手伸进台湾海峡。1996年,中国政府为了遏制“台独”分裂国家的企图,先后在东海和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导弹试射训练和陆海空军事演习,对当时的台湾领导人竞选产生了强大震撼。而美国居然向台湾附近海域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组航空母舰战斗群。克林顿在宣布这项行动时称“确保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会失控”,(注:1996年3月12日美新署电讯稿。)同时强调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以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加强对台湾的“安全保护”。(注:1996年3月12日美新署电讯稿。)美国白宫发言人及有关官员还称,对中国导弹发射训练“严重关注”,指责“导弹发射的行动是草率和冒险的挑衅行动”,如果中国人想通过武力解决他们同台湾之间的争端,那将产生“严重后果”。(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2-433页。)美国这样做,就是要为其代理人李登辉胜选保驾护航。果不其然,李登辉一宣布当选,美国就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作出积极反应,并在李登辉就职之日宣布将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2-433页。)李登辉以为有美国支持就有了靠山,就可以无所顾忌了,以致于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两岸人民的死路。
    三、民进党上台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2000年3月18日,台湾第10任“总统”选举揭晓。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和吕秀莲以微弱多数胜选,获497万张票,得票率为39.3%;脱党参选的原台湾省长宋楚瑜和张昭雄高票落选,获466万张票,得票率为36.84%;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连战、萧万长仅获292万张票,得票率为23.1%。由此,“百年老店”的国民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仅成立15年的民进党却登上了台湾执政舞台。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惨败、民进党胜选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民党再次分裂,使民进党“渔翁得利”。虽然国民党实力日渐衰弱,但作为执政半个世纪的政党必竟拥有充沛的政经资源和人才,民众的支持率至少在六成左右。但在李登辉刻意打压下,具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宋楚瑜离党自行参选。国民党分裂出宋、连两组人马竞选,造成选票严重分流;二是国民党长期腐败使选民产生“换人做做看”的心理和行为。国民党黑金政治众人皆知,贿赂案屡见不鲜,党内人心涣散,选民丧失信心,再加上民进党攻打国民党党产,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投票率;三是李登辉扶植民进党势力坐大,终结了国民党在台统治。李登辉在造成国民党三次大分裂的同时,精心用“奶水”喂养“台独”势力,将一些“台独”分子特赦出狱或准许返台,使“台独”势力从隐蔽转为公开,从非法变为合法,最终从在野走向执政;四是李登辉在选举中明挺连暗助扁,引发“弃连保扁”效应。选举初,李登辉坚决拒绝“连宋配”,导致国民党分裂;选战中,他眼见宋楚瑜民调支持率遥遥领先,抛出了“兴票案”,指控宋利用儿子账户买票券侵吞国民党财产,使宋受到致命打击,拉抬了陈水扁的气势。选战后期,他明为连战造势暗为陈水扁护航,使一些具有李登辉情结的本土票源流向陈水扁;五是民进党竞选策略占了先机。陈水扁一直标榜“新中间路线”,淡化“台独”色彩,并采取“三分打宋、七分打连”策略,以维持陈、宋、连三足鼎立。最后,民进党拉拢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临门一脚”,为陈水扁争取到了起决定性作用的选票。
  当然,美国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台湾选举涉及到政党交替及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与否,更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区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不断注视选情,积极介入,施加压力。在“兴票案”后陈水扁民意上升时,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思公开说:“不管谁在台湾的选举中当选,美国都会接受,并与新当选的政府打交道,对选举后的美台关系毫不担忧。”(注:杨洁勉:《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和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8页。)在中国政府2月1日发表《一个中国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后,美国政府反应迅速。从白宫、国务院到国防部都口径一致地指责中国,重申遵照《与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安全防务义务,宣布向台湾出售2亿多美元的武器。(注:王卫星:《美台启动准军事同盟》,《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在台湾选举临近前,克林顿两次公开讲话称:“美国将继续反对接受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也将继续明确表示北京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并具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注:杨洁勉:《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和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9页。)在当时台湾竞选三足鼎立的情况下,美国反复强调其对台军事义务、售台武器,而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台独”,客观上给陈水扁的支持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成为台湾执政党后,岛内“统独”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一贯高举和平旗帜的中国政府仍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对陈水扁当局采取了“听其言,观其行”的政策,不仅为两岸关系未来的互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且一直在积极推动解决台湾问题和争取两岸直接“三通”。2000年8月,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指出:“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注:新华社2000年8月25日电。)这一重要表述被郑重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并由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2001年,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又提出:“只要把‘三通’看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就可以用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协商的方式,尽快通起来。”(注:新华社2001年1月22日电。)钱其琛在会见台湾客人时补充道:“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事务,尽早可以实施,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注:新华社2002年7月5日电。)在中国政府和两岸人民的努力下,两岸经济、文化等民间交流蓬勃发展,两岸关系在曲折中艰难地向前推进。
  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上台执政。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对中美关系尤其是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美国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调整:一是调整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布什在竞选期间,将克林顿政府确立的“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布什上台后,其对华言论有所缓和,“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称中美之间应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但此一提法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仍有相当距离。二是调整全球战略,把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明显加大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力度。马歇尔等人写的《2025年亚洲》报告强调“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注:张如海:《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世界问题研究》2001年6月21日第23期。)三是调整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宣布将原本对准俄国的部分核弹头转而向着中国,图谋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更直截了当地说: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对于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注:徐博东:《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2001年8月10日《中国网》。)2002年初,美国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将中国列为7个美国政府考虑动用核武器国家之一,声称“要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对抗时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注:王卫星:《美台启动准军事同盟》,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四是利用人权、法轮功和西藏问题对中国增加施压力度,试图“妖魔化”中国,为其调整对华政策、围堵中国制造舆论根据和合理性。
  美国在台海政策的调整上主要突出四点:一是在武力防卫台湾问题上,将所谓的“战略清晰”政策取代美国历代政府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不再提克林顿政府的对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却公开宣称“尽一切可能协防台湾”;(注:李翌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短长期战略》,香港《海峡》月刊2002年2月号。)二是大幅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不仅提高台湾政要访问美国的层次,放宽对陈水扁过境美国期间活动的限制,而且还提升了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和级别,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三是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美台军事关系公开化、密切化、高层化。2001年,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多达90多项,美国先后派出9个评估团赴台湾。2002年,美国先后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和副部长康宁祥访问美国,讨论台海军事形势。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与汤曜明进行100分钟的会晤。(注:关文:《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变化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主办的《台湾周刊》2002年第24期。)2002年9月30日,布什签署的《2003财政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还含有多项加强美台关系的条款,包括台湾应享有“等同于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待遇;美国每年至少要与台湾军方举行一次军售会议等。(注:新华社《参考清样》2002年10月2日第1525期。)四是提高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台湾与大陆抗衡的军事装备。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的先进武器明显升级。自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至2002年5月,美国售台武器总价值102.72亿美元,武器性能也由过去的防御型转为进攻型,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等,(注:王卫星:《美台启动准军事同盟》,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大大充实了台湾的军事装备。据透露,美国第七舰队在檀香山的司令部2002年已经与台湾军事行动司令部设立了安全热线;五角大楼已允许台湾接触其通讯密码;设在台湾中部的一个美台联合信号情报中心已大大升级;五角大楼准备向台湾出售价值7.25亿美元的50套先进的“联合战术情报配置系统”,可大大改善台湾军舰、战机和其他军事单位之间的通讯联络,有助于台湾和美军发挥协调的统合战力。(注:李正信、荆雅珍:《布什政府对台政策辨析》,《世界知识》杂志2001年第19期。)
  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调整,使台湾分裂势力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幻觉”,以为有美国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搞“台独”了。陈水扁上台不久即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不断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推行“渐进式台独”,去除带有“中国”和“统一”象征的政治符号和标志;纵容“台独”分子搞所谓的“正名”活动;推行“文化台独”,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国际上频密制造“两个中国”活动……,2002年8月,陈水扁彻底撕下伪装,公开提出“两岸一边一国论”,彻底违背他上台时所谓的“四不一没有”承诺,即“保证任期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注:台湾“中央社”2000年5月20日报道。),引起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强烈愤慨,从而使台湾海峡业已不稳定的局势骤增变数。
    四、发展中美关系、推进中国统一大业
  纵观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美国不会因此而轻易放弃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中国,更不会因为支持台湾而损害本国利益,这对稳定台湾政局、遏制“台独”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譬如,由于美国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为了“修补篱笆”,克林顿于1998年访问了中国。他在上海出席一个座谈会时明确表示:我“重申我们的台湾政策,那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并不认为台湾应该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42页。)这个被称为“三不”的讲话一公布,立即引起台湾当局的震惊。台湾《联合报》说:“对台湾的内部政治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冲击”。“这对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和主张急独的建国党是当头棒喝,使台独的生存空间受到明显的压制。”(注:张景旭:《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焦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23页。)
  到了1999年7月,李登辉又抛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台独”论调,引起了大陆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江泽民应克林顿要求同他通了电话。江泽民指出:“如果出现搞‘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情况,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注:刊登于199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克林顿明确表示:他提出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是为了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并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完全可以相信他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历次谈话。(注:新华社1999年7月18日电。)江泽民和克林顿的这次通话,在国际社会和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大反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迅即会见李登辉,要求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作出解释。(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04页。)台湾当局向美在台协会主席保证:不会“修宪”,不会修改诸如“国统纲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律。(注:台湾《联合报》1999年7月25日报道。)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向世界台湾人年会发表电视讲话时喊出“两岸一边一国论”,立刻招来一片谴责声。美在台协会办事处主任包道格立即找到陈水扁,传达美国对台湾当局的“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白宫发言人轮流表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注:新华社华盛顿2002年8月6日、7日电。)陈水扁一看形势不妙,赶紧把“一边一国”改口为“主权对等”。除“行政院”发表四点声明外,“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会见记者称,“走自己的路”是指“走民主之路,台湾的大陆政策并未改变。”“陈水扁没有推翻过去的承诺”。(注:陈有为发表的《美国对陈水扁说HO》一文,刊登于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6日。)台湾“行政院”急忙派团赴美国解释,强调陈水扁所谓“走自己的路”,是指台湾要走自由、民主、人权和和平之路。陈水扁“没有提到台独,公投也没有立法”等。(注:见《蔡英文在美解释大陆政策》一文,新华社《台港澳情况》2002年第32期,第4页至8页。)
  以上几例说明,台湾完全看美国眼色行事,美国态度对台湾当局的政策和台海局势起着一定的作用;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且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据悉,在陈水扁抛出“两岸一边一国论”后,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曾对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说:“陈水扁的讲话,实际上意味着把美国拖进台海冲突。到头来是要由美国出兵去打这场战争,也就是让美国人去送命。因此,美国政府不应当支持陈水扁的挑衅性行动,必须给陈水扁划一条红线,不让他跨过这条线。”(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8月16日报道。)所以说,我们应充分认清形势,把握国际关系中的大局,利用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方向发展。
  第一、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发挥美国在维护台海稳定中的建设性作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根本利益的冲突,中国希望尽快实现两岸统一,而美国则竭力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中国努力增强台湾对大陆的向心力,而美国施展对台湾的影响力;中国致力于把台湾纳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而美国努力将台湾纳入其控制亚太区战略的轨道。但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即维持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我们要把中美双方这一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关系推至更广的范围和更宽的领域。如果中美关系发展顺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
  第二、利用美国反恐需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机遇,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9·11事件后,反恐斗争使中美两国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中国是亚洲大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中国全力支持反恐,在巴基斯坦与美国合作反恐问题上做了关键性工作;中国还向美国提供了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等。为了赢得中国在反恐斗争中的支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2001年10月,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时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注:李于凡:《剖析9·11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表现》,中国台湾网2001年11月15日电。)2002年10月,江泽民应邀访问美国,并到布什家庭农场进行会晤。布什强调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但也强调了美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从长远来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不会改变,以台湾牵制中国大陆、阻挠中国统一的战略也不会改变。但目前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两国主导性的战略目标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我们要充分利用美国需要中共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与我改善关系之机,谋求建立中美双方领导层的沟通和相互信任机制,进一步消除误会和磨擦;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多极化的发展;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速发展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为中国实现更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充分利用中美两国存在的某种利益交叉,特别是中美经济合作的需求与基础,营造自身发展的大环境。中美两国对经济合作有着各自的需求,且对两国经济发展也是双赢。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国企业家纷纷前来占领市场或增加在华投资,美国企业家也不例外。据报道,80%在华美国商人相信中国加入世贸对他们生意有“积极”影响;在华美国企业77%将在2003年增加对华投资,79%将扩大在华业务。为此,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加强同中国合作,以扩大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何况美国经济不振也是不争的事实,要想摆脱经济低迷状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不无是一条可选之路。据统计资料显示,中美双边贸易2002年已达到879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已超过3.7万个,实际投资额达到400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近3年每年超过30亿美元,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布什政府开始主动与中国接触,更多是为了现实经济乃至安全利益。外经贸部经贸研究所最新预测,2005年以前,美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四、根据当前两岸关系的形势,对台湾采取高度的“经济融合”政策,强化“以经济促政治”和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针对陈水扁分裂言论,继续开展反“台独”反分裂斗争,对陈水扁当局保持强大压力,决不能让台湾走向实质性“台独”。同时,密切两岸的经贸关系,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只要大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对台湾民心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增强。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台湾民众与大陆的关系愈来愈紧密,民众的切身利益与大陆息息相关,台湾当局想要脱离中国也就难了。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完成中国统一大业是新世纪中国国家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这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注:《江泽民论述“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新华社北京2002年11月8日电。)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必定能早日实现。
台湾研究京70~79D6中国外交端木来娣20032003端木来娣 新华社台港澳部主任、高级记者 作者:台湾研究京70~79D6中国外交端木来娣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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