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千百年来维系国家民族发展与前途命运的一种文化意识，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治国安民的政治范畴。弘扬这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患民的种种形态、进步意义、历史局限以及它在当代社会的表现，作一些初步梳理，并权衡其利弊得失。
　　一、忧患意识的历史渊源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ｙǒｕ@①里，演《周易》；孔子@②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其所谓忧患，大致包括忧己患名、忧生患命、忧道患志和忧国患民等几个方面，或表现为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喟叹，或展示出对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之悬殊、矛盾的感慨，或为追求理想的人生模式不可得而哀伤，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人民群众的苦难而耽忧或苦斗。这都是对人生的探索，标志着人格力量的觉醒。其中当然以“忧国患民”价值最高，影响特别深广。它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儒家的“忧患意识”孕育于春秋时代，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孔子和孟子。孔、孟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礼”则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孔子解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是礼的精神支柱，礼则是实现仁的有效保证，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孟子发展这种学说，提出“以德王天下”的政治主张。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确立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舜发于畎亩这中》)孟子告诫统治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由此不难看出，孟子的忧患思想是很强烈的。总之，孔、孟都希望看到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担心的是出现“礼崩乐坏”、百姓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孟思想中的忧患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以礼义为纪，各司其职，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仁人君子忧国患民，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它激励着中国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息。司马迁所歌颂的“发愤之所为作”的圣贤先哲，鲁迅所赞扬的那种“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封建宗法制已逐步确立。因而，儒家的忧患意识与这种宗法社会关系极为密切。“国家”二字浓缩了“国”和“家”的关系：一个家族和家庭是国家的缩影，一个国家是家族和家庭的扩大，家国同构，身、家、族、国融为一体。忧国患民必然注入这种血缘因素，它既是一种动力，又是一种累赘。孔子强调：“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忠孝一统，族权与政权一致。儒家正是利用这种血缘、伦理情感，依靠宗法社会关系，以构筑其仁学体系。倒过来，则更强化了封建宗法社会。因而，儒家的忧患意识常常与人格悲剧联系在一起，势必潜伏着不可逆转的精神危机，导致无数先贤的命运不幸，行程坎坷，演奏出一曲曲历史的悲歌与壮歌。
　　二、“忧国患民”与忠君报国
　　由于封建宗法制的家国同构，忧国患民必然与忠君报国联结在一起。君王是天之骄子，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是国家的主宰，社稷的象征。被神化了的君权，带来儒士的愚忠和百姓的迷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忧患的自由成了“他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从而使许多志士仁人的爱国壮举演成一幕幕悲剧。
　　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特别在多事之秋，在祖国危亡的关头。忧国患民本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风范，具有伟大的政治目标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但是在旧时代却始终渗透着忠君思想，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恐皇舆之败绩”，为了挽救楚国免于灭亡，他冒死忠谏，与投降派进行顽强的斗争。然而，昏聩的楚怀王不但没有采纳忠言，反而将他流放到洞庭湖一带。屈原壮志未酬，又眼看郢都陷落，百姓涂炭，悲愤交加，乃自沉汨罗。他留给后世的是满腔忠愤，一曲悲歌。岳飞壮怀激烈，精忠报国，在《满江红》一词中立下誓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决心“踏破贺兰山”，“收拾旧山河”；可是面对奸贼与皇上的十二道金牌，明知是陷井，却服服帖帖地听命，终致遇害。可谓慷慨悲壮，饮恨千古!
　　历史上还有许多有识之士，既有学问又有才干，效忠祖国，体察民情，但却不被重用，或屡遭贬谪，一生坎坷，壮志难酬。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陆游……莫不如此。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诬而受宫刑，发愤着书，完成一部《史记》，成了史家绝唱，但在政治上却一直失意，未能展其宏图。李白被权贵排斥，又因永王一案受累而遭流放，虽中途遇赦却难再展壮志，终至病逝他乡。苏东坡因党争获咎，始被下狱，后被贬官。尽管他每到一处都造福于民，兴修水利，拯救灾荒，颇富政绩，但因旧账未了，一贬再贬。辛弃疾一生坚持抗金，敢于为民请命，曾亲率五十骑闯入拥有五万重兵的敌营，活捉叛贼张安国。正当用人抗敌之际，他偏被闲置一旁，报国无门，忧郁致死。……这类事例举不胜举。总之，历史上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或因直言而招祸，或因愚忠而冤死，或为耿直而遭妒，或遇昏君志难伸，大多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
　　本来，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是忧患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受封建宗法统治的束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主身上，笃信忠君就是报国，报国必须忠君；即使遇到昏庸残暴的皇帝，也不能不以忠求全，从人格的扭曲走向毁灭。历史上圣君明主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封建帝王并不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人民利益为本，于是形成昏暗的现实与志士忧患意识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不可调和，忧患越深，冲突益烈，因此必然导致一幕幕悲剧的重演，一曲曲哀歌从屈原唱到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张学良、杨虎城……如果说宗法制度，家长统治是这种人格悲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忧患意识便是其心理基础。由此而来，这类人格悲剧的扮演者总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当事者具有深层的痛苦体验。屈原为了挽救楚国的危亡，奔走呼号，“虽九死其尤未悔”，洞庭湖滨，湘江河畔，莫不洒下他悲愤的血泪；诸葛亮为了复兴汉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出谋划策，鞠躬尽瘁，但因后主无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林则徐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力排众议，虎门禁烟，顽强抗英，只落得罢官还乡，遗恨终生；张学良反对内战，促蒋抗日，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却被软禁终生，永远地失去了自由……
　　从以上史实中不难看出，志士仁人们忧国忧民，一心报效祖国的精神与忠君思想是融为一体的。他们越是不被信任，遭受打击排斥乃至摧残迫害，反而越加执着忠诚；越是达不到忧患目的，越更热烈地追求。有时候甚至不顾实际效果，只求一身正气，一世清名。所以，屈原被流放后仍念念不忘“恐皇舆之败绩”；岳飞统帅重兵在前线杀敌，却应诏而归，屈死风波亭，终其生而无悔；年逾百岁的张学良还说，他用兵谏迫蒋抗日的目的达到后，甘愿以死谢“罪”，所以软禁五十多年竟没有怨恨。这种自觉的悲剧选择，实际上已经成为自在选择，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这一传统模式，一直影响着子孙后代，流传到如今。新中国成立17年后爆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便特具这种悲剧意味。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制造的造神运动把八亿人民卷进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内部厮杀，弄得民穷财尽，濒于崩溃。“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留给后世的是无限的感慨与无尽的反思。忧患固然是人格的自觉，可一旦与宗法制，与忠君、神化等联系在一起，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煞从而被动受制，演成惨痛的历史悲剧。
　　三、忧患的变态——走向解脱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忧患具有激励作用，可以促人发愤有为，忘我献身。当忧患的目的难以实现时，又常常伴随着深切的痛苦体验，郁结难解，煎熬倍增。所以，当忧患得不到申张，理想、正义遭受挫折时，有的人便由忧患走向自我解脱。这是忧国患民的变态反映。把抑郁转向某种悖离的变相选择，表面上似乎已摆脱或超越了忧患，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也不可能超越，只不过显示了一种人格价值，求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而已。
　　一种表现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式的。他们不与统治者合作，放纵不羁，把忧患消融于醉酒炼丹之中。阮籍和嵇康可说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阮籍处于魏晋政权更迭的时代，上层统治者内部斗争尖锐复杂，名士常遭迫害，很难保全。面对腐败黑暗的政治，他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抗衡，只好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崇尚老庄，借酒浇愁，醉酒佯狂，实际上内心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晋书·阮籍传》就有关于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的记载。济世之志完全被扭曲，那种难耐的痛苦和愤懑只是在诗歌里才得到隐约曲折的发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均见《咏怀诗》)他就是这样在痛苦中消极对抗司马氏的暴政，保持着名士的人格。嵇康的处境与阮籍相同，他一面清心寡欲，一面却刚肠嫉恶，对现实采取了激烈的反抗态度。着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挚友山涛被迫应诏表示不可容忍，更对司马政权的残暴统治表示极大的轻蔑，终致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的行径看似荒诞，实际上并非不可理解。
　　另一种表现是陶渊明式的。陶渊明因为看透了官场腐败，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远离政治，退隐山林，以田园为乐，在清静自然中求得和谐。《归去来兮辞》表白得十分清楚：“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徨徨欲何之?”但是他既有恬淡轻松的一面，也有愤然怒目的一面；既描绘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又抒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反抗意志，表明其内心深处仍然是不平静的。隐居应该也是一种对抗，在黑暗政治下，洁身自好，用退隐以保全人格，虽于忧患实质无补，但却比同流合污之辈高出许多，也应属于弯而不屈的那种类型。
　　再有一种表现是辛弃疾、陆游式的。他们或用回顾英雄业绩、缅怀过去以寄托雄心壮志，或在幻境中描绘理想抱负，一舒胸中块垒，都深得后人景仰。辛弃疾曾满怀豪情壮志，誓死抗金，并参加了抗金起义的农民队伍。他代表起义军准备联合南宋王朝共同抗敌，但起义军被投降派扼杀，他被留在南方任一点闲职，故感叹自己成了“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报国之心无人理解，抑郁终日，转眼老之将至，一腔悲愤，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得到淋漓尽至的抒发。“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是缅怀历史，更是寄托壮心。
　　陆游自幼就受到父辈爱国思想的熏陶，从政后力主北伐抗金，却多次蒙受政治打击，虽曾一度协助王炎、范成大参与军务，但离蜀后又一再遭到排挤，终不得志。他只有借诗歌以抒忧愤，常常在幻境中实现忧患的梦想：“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种深沉执着的悲剧心理表明，即使生前未能实现“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但此种气慨至死也不稍减：“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陆游临终时还盼望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拳拳之心浸透了忧患的血泪。
　　以上几种情形都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变态反应。这种明珠暗投，报国无门，被迫转移，对于忧患者来说，完全是一种人格扭曲。然而，留得一身正气，一世清白，则又是历来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也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于是，他们的悲剧产生了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迪，吸取深刻的教训。
　　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这一文化传统，同样深深地烙印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现实社会又赋予它崭新的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里既有继承和弘扬，又有批判和变革。鲁迅、郭沫若、胡风、巴金等，都带着各自的时代特点，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深广的忧患精神。
　　鲁迅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忧患。他出生在满清末年，正是国内政治空前腐败，帝国主义大肆入侵，民族灾难无比深重的年代。鲁迅先学兵工，后习医学，最终改而从文，都是为了挽救危亡，唤醒民众。青年时代作《自题小像》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àｎ@③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满腔热情地迎接辛亥革命，投入“五四”运动。革命退潮后，虽也一度走向孤独彷徨，可是并没有绝望，而是在血雨腥风中不断探索，终于走上了战斗的道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左联五作家遇害，丁玲被捕，杨杏佛被杀……，四周布满罗网，到处刀丛剑树，但他却不惜用生命面对枪口和屠刀，与黑暗、残暴、专制主义和法西斯恐怖作顽强的斗争。这正是对传统忧患意识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进入了现代知识分子忧患的最高境界。悲剧虽然依旧存在，但更富于崇高感和豪壮感，而且摆脱了被动受制的局面，充分显示了现代人的自主意识，显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硬骨头精神。鲁迅追求光明，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可谓大义凛然，气壮山河!鲁迅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民族魂”，他前进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郭沫若也是生在内忧外患特别严重的年代，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旧制度具有叛逆精神。组织“创造社”，参加北伐、南昌起义，为国家民族献身，义无反顾，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地发动侵略战争时，他毅然返回祖国投入反侵略斗争。“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归国杂吟》)慷慨赴战，誓死报国，充分表现了炎黄子孙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奔走呼号，坚持抗战，写下许多作品借古讽今，抨击投降派。《屈原》等着名的历史剧轰动一时，激励无数观众和读者，忧患之思化作了警钟长鸣。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种忧患全部转化为建设热情，在各项工作中竭尽全力。但同时也放弃了自主意识，一切紧跟，从批判俞平伯、胡风“反革命集团”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带着极大的盲从。郭沫若晚年的悲剧近似于那种被动受制的人格悲剧，值得深长思之。
　　胡风自青年时代起就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怀着深切的忧患，三十年代与鲁迅一起投入战斗，揭露社会黑暗，成了鲁迅的忠实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即积极为民族解放而奔走，写诗文，办刊物，坚持抗战。他在文艺问题上勇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虽遭到误解、排斥，仍不屈从附和。解放后直率地对文艺政策及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三十万言书”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诚意和坦荡心怀。然而，胡风和整个“七月派”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他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被监禁达二十多年。可贵的是，无论怎样困难，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他的信仰和意志都不曾动摇。他多次地谈到过鲁迅精神，其基点是对祖国人民虔诚的爱，对敌人和各种反动黑暗势力强烈的恨，以及为争取光明和人民解放而坚忍不拔地战斗。“就是在冷静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胡风正是鲁迅精神的传人。
　　巴金的忧患意识是大家所熟知的。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勇敢冲出封建家庭赴法留学，一生都为反帝反封建、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战斗。他的着名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饱含奴隶们的血泪，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揭露了它的黑暗、腐朽和必然没落。他的全部创作都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世界上最诚实、最坦率、感情最真挚的这类作家，不说假话，不会掩饰，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因此，他的忧患越深，痛苦也越深。《随想录》是其晚年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苦思和焦虑，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巴金的风雨人生，可谓坎坷曲折，历尽冰霜，但他始终不忘祖国人民，其忧患的中心是人民的疾苦、祖国的灾难。忧患使他深深痛苦，但忧患也给了他敢于讲真话的勇气，《随想录》就是一部“讲真话的书”。这又是一种新的超越。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考验和锤炼，许多人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冲击，有的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但忧患之心不泯，仍埋头苦干，为国家民族献计献策乃至于献身，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荣辱得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格。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群体意识，国家大于个人，集体大于个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天下为公”等等思想都是这种群体思想的结晶。这与西方文化的尊重个体是不相同的。它的不足之处亦在于此。因为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就很容易盲从。加之宗法社会的长期影响，君王与社稷不分，势必造成对君主的迷信和愚忠，这是过去许多人格悲剧的根源。
　　时代前进了，但这类思想却没有得到彻底更新。许多知识分子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往往采取自我否定的方式，把自己全盘否定或痛骂一通，以为如此才能体现忧患意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其实那是对忧患意识、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和亵渎。看来我们在继承儒家忧患意识这一传统时，必须把东方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与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增强自主性，去掉盲目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忧国患民用得其所，体现出应有的积极的正面的价值。
　　从古代儒家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乃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不屈不挠，敢于牺牲，勇于献身，始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炎黄子孙应该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使之传布千秋万代。同时，我们又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清除个人迷信，使忧国患民能真正化成为国为民、造福子孙的宝贵精神财富。新的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则更应该充分理解、尊重知识分子的忧患之心，珍惜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真正成为振兴中华的坚实力量。
　　鲁迅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脊梁必有忧患，忧患推动历史发展。如何使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是一个重要课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恙去心下久
　　　　@②原字外户内乙
　　　　@③原字外门的繁体内音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4～18G0文化研究刘扬烈/刘健芬20032003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深远影响。忧患意识在历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现形态，从总体上考察，它虽有某些负面价值，甚至使许多人酿成悲剧，但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是主要的，它是鼓舞历代志士仁人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动力。继承、弘扬传统的忧患精神，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把东方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儒家思想/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现代意识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　400715/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重庆北碚　400715　　刘扬烈(1935—)，男，贵州松桃人，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刘健芬(1935—)，女，重庆市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诗歌、小说，戏曲研究。 作者：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4～18G0文化研究刘扬烈/刘健芬20032003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深远影响。忧患意识在历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现形态，从总体上考察，它虽有某些负面价值，甚至使许多人酿成悲剧，但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是主要的，它是鼓舞历代志士仁人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动力。继承、弘扬传统的忧患精神，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把东方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儒家思想/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现代意识

网载 2013-09-10 20:55:2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