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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8日，是我国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创辟路径，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准备于5月8日举办“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后因“非典”疫情而改期，于8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大型而隆重的座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顾颉刚先生故乡——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盛家振先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苏州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郑州大学、山东大学，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代表。
　　会议分为指定发言与自由发言两种。朱佳木副院长的讲话和与会代表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顾颉刚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立“古史辨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推翻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史学体系，坚持以考证辨析而求真的学术道路及其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顾先生倡导和开拓我国民俗学，并用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把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的业绩；对于顾先生在我国历史地理学、边疆史地学上的奠基之功和丰硕成果；对于顾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学术民主、奖助后学、关怀培养学术后辈成长的崇高人格和博大胸怀，作了高度的评价和深切的缅怀，认为顾先生的成就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国学大师，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此外，与会代表的发言，有的还就顾先生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兼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以及促进中山大学开展民俗学调查和研究等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作了回顾。其中，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顾先生一到中大即着手制定了《国立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按照计划，他历时五个月，足迹遍及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等地，为图书馆购到图书约12万册，碑帖约三万张。这批图书的入藏，使中大图书馆藏书量成为全国藏书量较多的少数几所高校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代表则从当今陕西师大已成为我国历史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实体之一的角度，叙说了当年顾先生与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关系。兰州大学的代表则追述顾先生当年去甘肃考察、在兰州大学讲课而奠定兰大古代史研究基础的业绩。有的代表以顾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创新精神、求真求实精神和符合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赞扬了顾先生大胆质疑，挑战前人的风范。
　　代表以“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史学”为题，论述了顾颉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一起，借助时代潮流，努力从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缚下的旧学术观念，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碍，促进了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广泛传播，并身体力行，率先实现了跨学科、多学科相结合，用多种辅助学科为史学研究服务的现代史学方法。
　　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有学者认为，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即这一命题实际上所回答的是：后人关于中国古史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顾先生这种“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治史主张，是基于他认为古史难以征信。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只能是“史料”，但第一，“史料”永远残缺不全；第二，有幸保存下来的史料是前人选择过的并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第三，凭借这种残缺不全的史料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要完成这种叙述，首先必须依赖一系列前提假定，其次必须发挥丰富、高远的想象力，再次还必须依赖历史学家对人性和生活的体验深度，等等。这样，“历史”就与“神话”和“文学”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关系，从而使得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不但上古史如此，谁又能排除“中古史”、“近古史”、“当代史”中那些“人为安排”的成分呢?所以，正如胡绳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是个卓识。这个观点不仅对古史，……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也许会形成越是后来的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描述得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象的、甚至编造的材料”(《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管理》1993年第2期)。基于这些，故认为顾先生的“层累说”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也有代表以“从疑古到重建古史”为题，认为顾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认识，倡导疑古，创立古史辨学派，为古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并针对近年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认为“疑古”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从重建古史的角度讲，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考古学发掘，特别是安阳的发掘，已走出了顾颉刚所倡导的疑古，至于广义的疑古，则永远存在，因为我们只能走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能走到历史的真实。对于“走出疑古时代”提出异议的，还见于另一篇提交给会议的文章，该文认为，截至目前为止，“无论哪一项考古所得，无论甲骨金文、简牍帛书，都还不能证明《尧典》等之为实录，证明三皇五帝旧古史系统之为信史”。
　　此外，有学者畅谈了顾先生人品人格的崇高伟大，但提出“古史辨”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学术园地的问题。一位考古学家的发言指出，就顾先生与考古学的关系而言，疑古思潮为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提供了前提，重建上古史之所以需要考古学，也是因为旧的三皇五帝体系是靠不住的；而考古学的成果又为疑古思潮提供了古代并非黄金时代的证据。也有学者指出，顾先生求真求实的精神，使得他能与时俱进，吸收各方面的学问，不断发展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早在70年代初，顾先生就说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之物，这显然要早于70年代后期人们才大谈何者为夏文化的问题。
　　还有学者对顾先生所创立的古史辨派，从历史的局限与历史功绩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发言。就局限性而言，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作为对神话传说的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并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日本的贝冢茂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的“序论”中已指出。但这一局限也主要是存在于作为辨伪的理论或假说的这一命题的表述上，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所提出的“四个打破”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又可视为是对这方面的补充。第二个局限是顾先生提出的“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似乎过于绝对。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先民的思维中，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人”，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人，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是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第三方面的局限就是现在每每被学术界议论的疑古过度问题。疑古过度固然存在，它属于矫枉过正的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体系的同时对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古籍整理的高潮。尽管在疑古辨伪中存在着一些“冤假错案”，但它毕竟打破了属于后人加工、编排的三皇五帝体系，也使得与传统古史体系相联系的经典重新编排了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至今还在继续。例如，作为《尚书》中的前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说的虽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书年代却远远地晚于《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是战国时期、孟子之前的作品。当前利用《尚书》前三篇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常常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已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为取舍的标准。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他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在与考古学相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今天若单纯以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重建这一段历史也要以考古学为主结合其他学科来进行。
　　当年顾先生的学生，现在已多为我国着名学者，他们有的不顾年迈高龄，亲临座谈会并作发言，有的委托他人宣读了书面发言，其追忆往事，以铭师恩，以表景慕之忱的情景，深深地激励着年轻一代的学子。会议还安排幻灯介绍了顾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在成府村蒋家胡同的故居和《禹贡》半月刊旧址的保护情况。由于此次座谈会准备得颇为充分，会议开得紧凑而富有成效。
　　
　　
　　
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5～18K1历史学雨辰20032003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北京　100732 作者：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5～18K1历史学雨辰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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