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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
　　　　（许嘉璐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教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发展的内涵看，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的素质，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科学技术智力型转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高新技术和信息将成为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这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生活向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普通话的推广。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与活跃，越来越需要一种“通用语”，即普通话。学习和推广普通话，不但是方言区的需要，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也需要推广普通话，用普通话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２．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当前在文字的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我国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大国，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影响了国家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文字不规范对教育也有不利的影响，不规范文字对儿童所造成的影响，是将来老师费很大力量也难扭转过来的。现在文字使用不规范，已经开始制约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３．汉字识字教学有待于突破。汉字有自己的优越性，信息量丰富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不主张废除汉字。但汉字确实有难识难记的问题，形、音、义都得一个一个地记，这确实很难，在教学上的不得法也增加了它的难度。实际上汉字教学法上的改革是有潜力可挖的。如国家教委和语委联合进行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效果很好，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尽早开发，节约劳动力培养时间。所以汉字识字教学问题，应当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关注。
　　４．计算机用汉字汉语的研究。随着世界范围内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技术由数据处理向信息处理、知识处理型发展，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挑战。计算机用汉字、汉语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输入码的优化和统一；字形；字库，词库；词的划分；词义分析；句子的划分；歧义句的分辨；句型的统计和分析等。
　　目前，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存在着一些困难。一个困难就是社会对语言文字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只注意证券、搞项目、搞开发区，忽视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文字工作者“坐冷板凳”。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但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延续下去。改变这种现状，有待各级领导和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科学技术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另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计算机的生疏和冷漠。我们过去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着眼点是学生，是面向人的，也有许多研究成果，但计算机不能用、面向计算机的语言学、文字学研究很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搞惯了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的分析研究，而计算机需要的是定量的分析。如果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向计算机靠拢一下，尤其是年轻同志，恐怕会开出一条新路来。
　　现在，我们面前有两项重要任务，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研究。首先我们要宣传，宣传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宣传信息社会对语言文字的要求。要向全社会宣传，重点是向各级领导宣传，领导是关键。在这方面国家语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广大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也有责任造舆论。第二要加紧研究，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加强研究。在继续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应当注意应用的研究，特别是加强面向计算机技术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
　　语言文字工作尽管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从前景看还是乐观的。我们的语言学界和文字学界只有在汉字、汉语教学方面，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语言文字工作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生活中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继承吴老遗志，加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胡明扬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
　　吴玉章校长吴老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倡导人。他始终关心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进展，并且总是站在语言文字工作的最前沿，不断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指导语言文字工作的健康发展。在５０年代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开过以后，吴老就在思考新的任务。当时他考虑在大规模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强研究工作。这样，根据吴老的倡议，人民大学在６０年代初先后建立了语文系和语言文字研究所。吴老的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在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方面都有扎实基础、而又热心语言文字工作的接班人，和建立一个语言文字研究中心。吴老认为语言文字工作的大方向虽然已经定了，但是还有不少具体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必须深入研究，反复实践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吴老的这种见解是有远见的。
　　９０年代不同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但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大方向没有变，只是内容更丰富了。我们认为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推广普通话，二是语言文字规范化，三是中文信息处理现代化。这三方面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而且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不搞研究，这三方面的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比较顺利，成绩也很显着。可是十年动乱后方言回潮，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遇到了过去没有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可以说至今都还没有缓过气来，怨天尤人，无所事事，那不是正确的办法。要好好研究为什么出现方言回潮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各种阻力？找出原因，采取适当的措施去加以解决。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近年来有较大的反复，甚至使国内外怀疑是否要改变既定的方针。现在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早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错别字满街，繁体字回潮，到处滥用洋文，还有人扬言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文章写得越是不通，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有人叫好。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我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何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有心理原因，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工作方面的原因。必须正视现实，加强分析研究，制定对策改进工作。
　　中文信息处理现代化是８０年代提出来的新任务，是我国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的一环。中文信息处理现代化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语言文字研究的很多领域。当前首先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仍然是汉字输入这个瓶颈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事实上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即使解决了重码问题，最理想的输入方案和直接输入相比还是“多此一举”，更何况还要“死记硬背”。最好的办法是把汉字输入问题和拼音文字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在六千多个常用字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数据库工作、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工作就需要在语言理论和语汇、语法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看有识之士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了。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胡瑞昌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教授）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至今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还有很多任务有待完成。这些任务如果完成得不好，将会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失！
　　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大的方言区有八个，小的土语就更多了。如果没有规范的、标准的统一的语言和文字，那么全国性的政治会议、经济交往、文化教育事业、国防建设等等都会受到交际不通的障碍；不同方言区之间的交往也会受到方言间言语不通的阻碍，更不用说国内五十六个民族间的交往了。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贯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９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１日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之后，陆续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１９６５年１月）、《现代汉语用字表》（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５日）、《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等一系列的用字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用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明显。如果语言不统一，不规范，人与人交际都困难，怎么能实现“人机对话”呢？语音的信息处理又从何谈起呢？如果没有规范化的、标准的、统一的社会文字，如何实现文字的信息化呢？又如何去追赶西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呢？
　　可是，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上，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甚至令人担忧的问题。时间已经过去近３９年了，推广普通话的任务不但远没有完成，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方言回潮的倒退现象。社会上用字混乱，乱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甚至出现了一股反对汉字规范化、与我国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唱对台戏的逆流和思潮，冲击了党和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干扰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
　　国家既定的政策和法令，必须坚决地坚持和贯彻执行。柳斌同志在１９９２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交往，不是一句空话。对一个国家来讲，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必须集中统一；各种社会交际活动和对外交往中，必须遵守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任何部门、单位、个人都应当维护宪法和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令的权威。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已步入信息革命的起步阶段，并酝酿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发展，将把社会生产和生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语言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工具，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信息革命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知，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对于四化建设是多么重要和紧迫！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字应用错过了机械化（打字机）阶段。如果说在自动化（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发展阶段中我们落后于别人经过努力可以赶上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潮流中落后于人，将被远远地抛在现代化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的后面。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时代错误和损失。为了追赶信息革命浪潮，实现和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作为四化建设的一项任务，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坚持正确的语言观，做好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郭先珍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教授）
　　自吴玉章同志１９６０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至今，三十四年来我们在语言文字基础理论和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方面，努力探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里，我们坚持正确的语言观，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充实研究内容，使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思维和交际工具，是文化的载体。英国哲学家洛克在《论人类知识》中指出，语言是“用以记录我们自己的思想；用以向别人交流我们的思想”的“作为社会共同联系的伟大工具”。丹麦着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也说，“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旨在把他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活动，也是后者旨在理解前者的思想活动。”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语言具有稳定性，语言的社会本质又决定了语言的变化性，语言始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语言观。语言工作者应坚持正确的语言观，认真分析社会对语言工作的要求，使语言研究工作与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使研究成果为社会欢迎。当今的时代是信息化时代，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扩大了，它由人际交流扩展到人机交流。语用研究工作除保留语言教学的内容外，还必须增加中文信息处理——现代语用学的研究内容。１９８６年，我所成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研究室，室主任陶沙教授对计算机语言中的字词处理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五千词表》、《现代汉语词语频度统计工程》（均为合作项目）、《ＲＤ人大码》等一批成果，其中《ＧＢ２３１２—８０》（项目主要负责人）荣获１９８５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７年，林杏光教授对汉语实词词语搭配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计算机中句子、短语的形式化问题，１９９２年，他与王玲玲副教授对动词格框架进行研究，参加了亚洲五国合作项目——多国语言机器翻译课题研制，先后取得了《汉语实词搭配词典》、《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等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成果。目前，我所与清华大学合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共同研制述语动词机器词典。我们由研究人际交流到研究人机交流，由语言学者单方面研究到与自然科学界联手研究，由编人可读的词书到编机器可读的词书。这就是我们在新时期里在正确的语言观指导下走的一条语言研究的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和作用。吴老创建的语言文字研究所应当积极地推行这一规定。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中，“粤语北上”“语言多元化”的议论不少。现代化社会是多语的社会，但更是迫切需要共同语的社会，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因此任何削弱普通话的主导地位、乃至以方言取代普通话的说法都是不对的。我所自６０年代就认真从事普通话的理论研究和普通话教学实验。今天，适应改革开放，为满足海外广大华人学习普通话的需要，我们又在认真编写《标准华语会话》。
　　我们深深感到，建立正确的语言观，才能使语言更有效、更准确、更便捷地为社会服务。
　　　　积极发展人机两用的语言学
　　　　（林杏光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教授）
　　中文信息处理在字处理、词处理两个方面已经陆续取得了相对的突破，目前，句处理的攻关已经开始。要在句处理上有所突破，必须建立大规模的语言知识库。语言知识库主要包括：词的语法属性；词的语义属性；语法、语义规则。其中必须包含电子语义词典。目前对电子语义词典的范围，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其中有两个部分大家都认为必须描写：一是事件内的关系，即动词为中心的事件框架，一般采用格框架的描述方法；一是动词前后所联系的各词语的语义分类和语义特征。我们研究所过去几年的动词格框架研究完成了３０００个动词框架的描写，现正着手研究格框架内部的语义限制，先研究动词对名词的限制，继而研究名词对动词的限制、名词对名词的限制、名词对形容词的限制、形容词对名词的限制。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完成了，就是对汉语信息处理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一大贡献。但所有这些工作只占句子语义信息的一半，即句子的客观信息；还有句子的另一半语义信息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开发，这就是句子的主观信息。句了的主观信息正是我们希望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
　　什么是句子的主观信息呢？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Fillmore）提出：S(sentence)=M(modality)+P(proposition)，即句子＝情态＋命题。Ｓ代表句子的全部信息，Ｍ代表与说话者有关的主观信息（包括信念、观点、情绪、态度、观察角度、意图等），Ｐ代表与说话者无关的客观信息（指实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如“他应该去”，Ｍ＝应该，Ｐ＝他去。可见句子的主观信息，就是句子的情态，就是Ｍ。菲尔墨提出了Ｍ和Ｐ，但他只研究了Ｐ，而没有研究Ｍ。他对格关系的分析属于Ｐ的研究。我们研究所过去几年结合汉语所进行的格关系的研究当然也是属于Ｐ的研究。由此可见，我们希望开拓的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是一片国内外都未开辟的科研处女地。只有开辟了Ｍ这一片处女地，才能让计算机把握句子的全部信息，进而达到句处理的目的。
　　如何开展Ｍ的研究呢？如同全面研究格关系需要一个格系统一样，全面研究Ｍ也需要一个情态范畴系统，或叫表达范畴系统。然后将表达范畴系统落实到汉语中去，通过落实完善汉语的表达范畴系统，并将落实的结果用专着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和计算机工作者紧密合作，将Ｍ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句处理上去。
　　经初步研究，汉语的表达范畴系统具有６个组成：（１）语气范畴；（２）情态范畴；（３）语式范畴；（４）时态范畴；（５）动貌范畴；（６）语态范畴。从汉语表达范畴系统可以看出，现代汉语句子的主观信息Ｍ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语义平面上研究汉语的虚词，而前人和时贤对汉语虚词的研究大都在语法平面上进行。语义平面上的虚词研究成果对语言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都有使用价值，对发展人机两用的语言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现代汉语句子的Ｍ正是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总之，积极发展人机两用的语言学，是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信息化时代赋予语言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这需要一代乃至几代语言学工作者为之共同奋斗。
　　　　谈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
　　　　（〔香港〕田小琳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客座教授）
　　现代汉语标准语，语音有规范，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运用《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准确地描写北京音。语法有规范，理论语法、教学语法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语法规范，并佐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例证。词汇的规范相对来说是个难题，以北方方言为词汇规范的标准，不算太科学，北方方言分支很多，一个名称常有多种叫法，而且仅以方言词汇为规范标准，不够全面，忽略了社区词汇。我曾提出过，“以现代汉语的典范作品（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的各类作品）使用的词语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这是基于认为书面语言是民族共同语的高级的文学加工的规范化形式。即便是口语色彩极浓的词语，在文学作品中一般都会反映出来。
　　通常看来，规范词语包括基本词、一般通用词、专业词，以及被标准语吸收的文言词、方言词和外来词。还应该包括不同于方言词的社区词。社区词可以和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作为一个逻辑范畴（下文要专门谈到社区词）。
　　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规范词语的词库规模呢？以现阶段研究的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篡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和补编）可以大致反映出词库的规模，共计七万多条，虽然这是一部中型词典，但所含常用词的数量应该是足够用的了。这部词典在海内外被公认为依据当代汉语规范而编写的最具权威的中型汉语词典。
　　目前，关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研究在进一步开展，这和国家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当前十分重视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词汇的规范化标准化，要反映在有形的词典上。据悉，另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已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吕叔湘先生任顾问，李行健先生任主编。李行健先生认为，这部词典的特点是“规范”，从收词到释义、注音、字形、例句等各方面都要求规范。收词约五万词条。预计在编篡过程中，会引起对词汇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我希望在词典收词过程中，能注意到社区词语。什么叫社区词？它的内涵是指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这些背景不同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所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社区词的外延包括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又可以分为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华人社区等。
　　我在拙文《香港流通的词语和社会生活》中指出，这类社区词的构词方式和规范词语是相同的。它也是从汉语语素库中选择语素，选用惯用的构词方式将语素组合成新词，因而尽管是在某个社区流行的词语，也很容易被其他中国人和华人所理解，从而也容易为规范词语所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包括用方言字或其他用以记方音的汉字记录的方言土语，也不包括这个概念在规范词语中已经有了习惯用的词语。
　　象香港社区流行的这样一些词语，是不是可以进入规范词语呢？例如：公务员、发烧友、上班族、追星族、单身贵族、草根阶层、郊野公园，界定、认同、非礼、饮茶、爆满、爱心、一脚踢。等等。
　　关于社区词语的对比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注意，台湾姚荣松先生《海峡两岸新词语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指出：“四十多年来所产生的两岸的新词汇，主要从两岸分隔的背景因素来分类，有带有意识形态的新词汇，特定社会条件产生的新词汇，反映新生事物的新造语，外来语或流行语，新兴的地区性词语（方言词）”。其中所说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新词汇”，我认为就是“社区词语”。
　　由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编着的《海峡两岸词语对释》（１９９２年），收台港用语５０３０条，大陆用语３７４条，这本书由两岸专家共同编出，是对部分社区词语的描写，很有实用和研究价值。
　　社区词语必然大大丰富规范词语的库存，人们交际中表述概念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词语修辞有更多方式。比如，“宇宙飞船”一词指的是“用多级火箭做运载工具、从地球上发射出去能在宇宙空间航行的飞行器。”香港常称之为“太空船”、“穿梭机”，明白易懂，具有各自不同修辞色彩，三个词都可通用，都可算是规范词语。香港由“太空船”衍生出的“太空人”，多用引中比喻文，比喻因移民外国而夫妻居住两地，先生常要坐飞机两地往来而成为“太空人”，这个词现仅限于香港地区常用，一时不能进入规范词语。可见，社区词也如方言词一样，有广义狭义之分。
　　社区词的产生和使用，符合词汇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词汇研究应关注这一新课题、新领域。
　　　　词汇发展与规范
　　　　（张伟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规范化，对于语言文字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因为，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它“对于各种变化是最繁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词汇不断发展变化，也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自然规范和人工规范。
　　词汇的自然规范指词汇本身所发生的优存劣汰现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规范。词汇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社会职能，必然扬弃那些不能满足交际需要的词语。几千年来，汉语词汇经过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几个发展时期，在发展中，汉语词汇为当好社会交际工具，总是不断地进行自我规范，各个时期出现的新词新语无不受着社会交际实践的检验和筛选，“适者生存”，那些表义明确、合乎汉语构词原则、合乎汉民族语言习惯的词语，被社会接受而生存下来，进入汉语词库之中，显示出它的生命力；那些不能适应者则被淘汰，如唐宋以来俗文学中出现的一些蒙古语音译词、生僻的方言词语、粗俗的口语，以及“五四”时期的一些表义不明、词形又长的西方音译词，就都被筛选下来，成了“短命词语”。词汇的自然规范是词汇发展运动的一种内在机制，是必然发生的。所谓“约定俗成”，除了表示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之外，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词汇的人工规范，是指在词汇发展过程中人们自觉地对词汇进行规范化工作——对新产生的词语给以有意识的提倡和约束，对于词语的运用给以正确的指导、引导和限制。我们所说的词汇规范化就是指对词汇进行人工规范，它在词汇自然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对词汇自然规范进行巩固、补充和强化。主观同客观结合，更好地促进汉语词汇的健康发展。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看，对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宋元以后的“古白话”的词汇，人们很少进行这种自觉的规范化工作，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词汇规范才开始被重视，直至建国以后，语言规范化被定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语文政策，几十年来，研讨理论、制订标准，通过词典、文学作品、大众传播媒体和口语艺术等进行示范和引导，抑制不规范现象，使汉语词汇规范化步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新时期以来，新词新语激增，词汇发展的高潮使汉语词汇显现出新的面貌。客观现实向词汇规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有新的发展，要体现出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具体来讲，我以为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１）深入进行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理论探讨，要根据语言事实，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词汇规范化的对象、范围和标准，理论指导实践。（２）词汇规范化的着眼点应兼及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机器语言，突破过去那种只顾书面语言的旧框框。（３）缩略语、港台词语的吸收、新外来语、科技术语宜作为词汇规范化的重点。（４）拓宽规范词语的示范领域，同时对词语不规范现象强化监督机制。
　　　　异体词语和异形词语的规范问题
　　　　（刘广和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应当有一部比较好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遇上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单拿立条目这一件事来说，它牵扯的理论问题就有待深入的研究。比方说“丁当／叮ｄāｎｇ①”、“杀风景／煞风景”、“耳刮子／耳光子”、“名副其实／名符其实”，每一组里都有两个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其中有的连读音也有差别。立条目的时候怎么规范？是“兼收并蓄”还是“定于一尊”？假定都收，谁当正条，谁当附条、互见条？无论采取哪种处理办法，都必须拿出你的理论根据。
　　有人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朱炳昌《异形词汇编》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摆出材料，同时对词形的取舍等问题也提出看法。我想在这本儿书的基础上探讨一点儿理论问题。
　　什么是异形词？《异形词汇编》主张的异形词，从逻辑上说，概念的外延太大了，连短语都管上了。“敲边鼓／打边鼓”、“若明若暗／若明若昧”、“驴唇不对马嘴／牛头不对马嘴”，诸如此类的通常划归固定短语，该书把它们当成词，就取消了词和短语的疆界。再说，作者提出的“异形”概念也值得再思。比如“瓷器／磁器”和“重新／从新”都算异形词，可是这两组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瓷器／磁”语音形式无差别，书写形式有不同，差就差在文字上；“重新／从新”语音形式、书写形式都有差别。由语言上说，词是音义结合体，词形指的是词的语音形式，异形词指的是几个不同的语音形式代表的是同一个词。照着这个标准说话，“重新／从新”是异形词，“瓷器／磁器”不算异形词。仅仅是书写形式有变化的，可以看成“异体”现象，“瓷器／磁器”叫异体词。
　　假定要做理论上更严密、更合理的划分，本书的“异形词”得一分为四：异形词、异体词、异形语、异体语。“重新／从新”、“炮仗／爆仗”是异形词，“瓷器／磁器”、“丁当／叮当”是异体词，“名副其实／名符其实”、“驴头不对马嘴／牛头不对马嘴”是异形语，“杀风景／煞风景”、“勾心斗角／钩心斗角”是异体语。这么划分不单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它可以帮助把规范工作的对象分成不同的类。
　　规范对象不同，规范的任务不一样。异体词、异体语需要规范书写形式。“丁当／叮ｄāｎｇ①”、“俸槌／棒椎”等异体词，“杀风景／煞风景”、“披星戴月／披星带月”等异体语，用“定于一尊”的办法，推荐其中一个书写形式当正体，立辞条，把旁的书写形式当或体，搁置不用，也不会影响语言表达。异形词、异形语需要规范的是语言现象，不能象对待异体词、异体语一样，更不能象对待异体字那样对待它们。异形语“走马观花／走马看花”、“驴唇不对马嘴／牛头不对马嘴”，在不同语言社团的老百姓嘴里、作家笔下，哪种语形都是常出现的，假定限定只能使用某一种语形，就会影响语言的丰富性，也会限制语言的发展，到群众那儿也不准通得过。要是咱只许打“耳光子”不许打“耳刮子”，非闹笑话儿不可。并不是说，异形词语不必规范，比如“名副其实／名符其实”，假定语言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说ｍíｎｇ　ｆù　ｑí　　ｓｈí，就可以把“名副其实”当成合乎规范的语形，对“名符其实”存在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一组异形词（语）里，挑哪个词（语）形当正体，立成正条？这得靠定量分析，经过问卷调查，或者查询足够大的语料库之后，选频率和分布率最高的词（语）形立成正条，别的语形当附条或者互见条。
　　　　汉字规范化、书法和书法艺术
　　　　（张卫国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全民共用性。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与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的工具”。文字系统只有符合语言的全民共用性的要求，才能充分起到这种作用。所以，文字的使用要有一定的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和记录语言的文字也在发展。当文字系统不能满足语言的全民共用性的要求时，就需要进行正字法的整理等规范化工作。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在几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生而不报”，“死而不葬”，数量越来越大。但是，历代处于经常使用状态的汉字，一般只在四、五千字左右。当代使用的汉字数量在七、八千字上下，常用的不过三、四千字。为了使汉字便于应用，符合全民共用性的要求，历史上多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正字法，进行规范化的工作。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交际空前频繁和广泛，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大大增加，使得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更加重要。
　　现在进行汉字规范化，有着明确的对象、范围和内容。规范的对象，是现代汉字，即记录现代汉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的符号系统；规范的范围，是汉字作为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使用的一切场合；规范的内容，是由国务院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标准总局等部委发布的有关行政命令、规则、规定、标准等。其主要内容有：汉字自左至右横排；使用统一标点符号；使用简化字；字有定数；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书写和使用符合现代汉字规范的汉字。
　　由于汉字是非拼音的文字体系，个体符号数量多，个体符号中构字部件二维排列、变化多端，所以，学会并正确书写汉字成为一种技能。掌握这种技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而在正确的基础上，把汉字书写得美观，又成为一种技巧。掌握这种技巧，也要花费若干年的时间。技能和技巧的结合，便成为书法。正确地书写汉字的技能，是运用汉字和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必要条件；把汉字书写得美观的技巧，是高效率地运用汉字的充分条件，也是文化修养的体现。把识字当做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同时又提倡中小学生学习一些书法，正是要把这种技能和技巧结合起来，以汉字是最主要的辅助交际工具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汉字简化和规范化的工作，目的也正是为了减少掌握这种技能和技巧所要花费的时间和所要遇到的困难。
　　同样由于汉字的特点，汉字在作为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的同时，又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的主体。书写汉字及其作品成为一种与绘画交相辉映的艺术，即书法艺术，以至于书画齐名，几千年来名家辈出，佳作不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瑰宝。
　　作为写字技能和技巧的书法，与作为艺术创造的书法，密切相连，有共通之处。二者能使用汉字，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在更高境界上的发展。但是它们终归是属于不同领域中的东西。前者以汉字为交际工具，后者以汉字为审美对象；前者以实现交际的高效率为目的，后者把创新作为最高的追求；前者面向广大的社会公众，后者面向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因此，前者，必须遵守现代汉字的规范；后者，除了艺术本身的规律外，不论是用真、草、隶、行、篆、金文、甲骨文或简化汉字进行创作，都必须遵守各种字体自身的规范。
　　江泽民同志在对语言文字工作者的三点指示中说，“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体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一些乱用繁体字、不懂得或不遵守汉字规范、鼓吹以繁代简的人以为找到了根据。其实，江泽民同志说得十分明白，“悉听尊便”的只是作为“艺术创作”的书法。作为面向社会、起交际作用的文字，作为书写汉字的技能和技巧的书法，则必须遵守现代汉字的规范，而不管写这些字的是什么人、什么身分。
　　汉字的规范化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密切相关。当你拿起笔写字，并要用你写的文字向人们传递信息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遵守现代汉字的规范。
　　　　电脑汉字分解规范化的三项原则
　　　　（祁素芳　刘士娟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研究生）
　　目前，汉字规范化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即小学识字教学、印刷出版及电脑汉字分解。电脑汉字分解作为三大规范化工作之一，随着建立信息高速公路高潮的到来，其意义显得日趋重要。我们认为电脑汉字的分解应该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１．社会心理学原则。汉字的分解必须遵守国家公布的现代汉字字形方面的规范标准，即《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人们的书写习惯，如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等，并尽量与国家教委制订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识字教学的要求保持一致。
　　现在，有的编码方案在设计思想上忽视了这个问题。如将“曲”分解为“冂、②”；将“其”分解成“艹、三、八”；还有笔顺不规范现象也很严重，如错误地把横起笔的“车”和以“车”为偏旁的字定为竖起笔，把横起笔的“豕”、“逐”定为撇起笔，把“耳”和以“耳”作偏旁的汉字定为折起笔等等。诸如此类削足适履的作法，不仅不利于记忆，同时也给小学识字教学带来了很大混乱。汉字字形的规范标准和汉字书写的规范顺序都是国家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制定的，要求全社会共同遵守。汉字编码也不例外。
　　２．现代汉字学原则。电脑汉字分解时以形为主，兼顾音义，即立足于现代字形的基础上，尽量使分解出的字根有意义，以便于记忆，从而体现出汉字系统的符号性和表意性的特点。有些编码方案中居然有这样的字根：“上”、“手”、“③”、“④”（分别由“牛”、“羊”、“犭”、“衤”拆出）。这样的字根分解法带有很强的主观任意性和无理性，极不科学。
　　３．系统工程学原则。树立汉字系统观，对汉字分解要从客观要求出发，采用动频和静频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选取组字字数多，所构成的字使用频度高的字根，进行“非全息”和“不等长”编码，保证字根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例如，“鱼”组字１０３个，如果分解为“⑤、田、一”三个字根，那么鱼字旁的１０３个汉字编码时，就只有靠最后一个字根来区别了，必然造成大量重码，但把“鱼”定为复合字根，编码时就只占一个代码，重码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电脑汉字分解遵循上述三项原则，使分解汉字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便于学习，便于应用的目的。使计算机键盘输入得以迅速普及。真正与国民教育同步，做到识字、写字、查字、打字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电脑汉字分解的规范化对其他两方面的规范化工作有极大的影响，电脑汉字分解的规范化是汉字键盘输入技术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普及的汉字键盘输入技术，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用字纯洁健康的发展。
　　　　　　　　　　　　　　　　　　　　　　（本栏责任编辑　张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右加当
　　②原字共去八
　　③原字独去虫再去一撇
　　④原字社去土再加一点
　　⑤原字夕去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081-091H1语言文字学许嘉璐/胡明扬/胡瑞昌/郭先珍/林杏光/田小琳/张伟/刘广和/张卫国/祁素芳/刘士娟19951995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081-091H1语言文字学许嘉璐/胡明扬/胡瑞昌/郭先珍/林杏光/田小琳/张伟/刘广和/张卫国/祁素芳/刘士娟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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