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一
　　荧屏上的一曲《好汉歌》，那满熏着郓城土气的乡情小调，把观众带回了古老的“英雄时代”！“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歌声虽是出现在每一集后的字幕间，却余音缭绕，令人振奋不已！
　　于是，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误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以至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群雄聚义闹江州，一幕幕“英雄传奇”，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这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所谓“逼上梁山”的基本情节。在小说里，它们被习惯称为鲁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石十回……梁山的主要英雄人物，都是在这五六十回书里登场的。也可以说，多数梁山好汉的丰满的形象，鲜明的性格，都是在这五六十回书中进行了成功的塑造，细致的刻划。他们或则由于报打不平（鲁智深），或则为奸臣迫害（林冲），或则为了取贪官不义之财（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等），或则因坎坷遭遇而吃了官司（杨志、宋江），或则因急兄仇、重然诺（武松），或则因与宋江有旧、慕宋江名声、又不满官府（花荣、戴宗、李逵、张顺等），总之，《水浒传》并不是通过一个特定事件，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广泛地描写了众好汉怎样在他们的独特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这是小说的典型情节，连续剧基本上是按照原作的前后勾连，人物与人物连环巧接的路子结构了电视剧的情节，进行了再创造。由于编导充分运用了荧屏视觉形象的各种艺术手段，也包括精采而合方寸，又富于浪漫想象的武打设计，有声有色地塑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杨志、李逵、阮氏三雄等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他们的嫉恶如仇，他们的勇于反抗，他们的豪侠仗义，以至因遭迫害激起的烈火般的愤怒，都在艺术情节和个性刻划里有着较细腻的表现，结晶为中国人民酷爱自由、不甘屈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鼓舞和激动了当代的电视观众。
　　自然，个人的反抗行动，并不终止在他个人逼上梁山的命运遭际里，而只有融汇扩深到梁山起义斗争的整体命运里，他们的形象和性格，才能显示出时代的阶级的亮采。“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小说情节里，闹江州宋江率众聚义后的梁山，确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斗争规模。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也不再是风雪山神庙，血溅鸳鸯楼，而是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沉重地打击“官军”，破坏封建王朝的统治，用集体的武装斗争，打击和消灭地主豪强的恶霸势力。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三山聚义打青州，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多少辉煌的战斗，真是“风风火火闯九州”，既生动描绘了起义军的敢于斗争，英勇善战，暴露了封建统治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又丰富地展现了他们怎样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争取人民同情的复杂的斗争。
　　如果说，《水浒传》真有所谓第一主题，那么，连续剧是比较丰满地完成了这第一主题的。43集连续剧，是用38集的篇幅集中概括了原作81回的内容，艺术地再创造了水浒人物的英雄形象，歌颂了起义运动、反抗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阳刚之美的英雄主义。不足之处只是聚义梁山后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删节得多了些，包括三山聚义打青州这样的大关节，都缺少清楚的交代，这也使一些主要人物来历不明，性格模糊；无疑对宋江聚义梁山后所起的重要作用，确也有所减弱。
　　　　　　二
　　小说《水浒传》，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反映起义运动的史诗，却又是一部思想复杂的伟大作品。
　　《宋史》有三处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一是徽宗宣和二年纪；二是《侯蒙传》；三是《张叔夜传》，记述都很简单。最详细的《张叔夜传》，也不过几百字：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经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三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十一〈张叔夜〉》）
　　《宋史》记载中这样简单的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小说《水浒传》里，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很显然，对于这次农民起义，小说《水浒传》是作了极大的艺术夸张的，而且水浒英雄们的传奇故事，几乎从宋代开始，就广泛流传于民间，并已被采集为平话或讲史的素材了。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列举说话断片，其中就提到了不少水浒英雄的姓名与绰号，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宣和遗事》所记述的三十六将的名号以及他们的事迹与归宿，虽和后来的小说《水浒传》的故事情节稍有差异，但规模和发展脉胳却大体一致。其后，又有讲史和戏曲的不断加工。在元末明初，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整理编写，终于有了长篇结构的章回小说《水浒传》的刻印出版。从明中叶以来，坊间刻本很驳杂，按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大致分为繁简四类：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内容的差异是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有破辽、征田虎、王庆、方腊的情节；百回本有破辽、征方腊情节；七十回本则只有聚义梁山的情节，最后以卢俊义噩梦结。而据《宣和遗事》的记述，水浒宋江亦系当时“四大寇”之一，所以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分检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封节度使。“（《宣和遗事》）鲁迅分析了各种版本，有这样一个推断：“因疑在郭本（百回本）所据旧本之前，当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于事理始为密合。“（《中国小说史略》）
　　这样看来，最初的本子本无破辽、征田虎、王庆的情节，是后人附会所谓“征四寇”加上去的。关于“破辽”的情节、鲁迅又认为，“虑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莽，盖亦人情。”（同上书）据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破辽情节来看，文字与描写虽不及前八十回，但还能看得下去。征田虎、王庆，则文字粗疏，描写拙劣，简直与前八十回无法相比。这恐怕也与前后插入艺术加工的多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三部分情节后来插入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无论是在破辽、征田虎、征王庆这三场大战中间，水浒一百单八将都毫发无损，全部留在“征方腊”一役中死亡殆尽，是很不合情理的。“破辽”，虽是体现了宋元以来北方人民备受异民族压迫而要求反抗的愿望，但对水浒故事来说，毕竟是一种外加的累赘；征田虎、王庆的插入，更是画蛇添足，削弱了小说“征方腊”直接受招安大失败结局的悲剧意蕴。
　　连续剧《水浒传》，选取百回本，而又删除了它的“破辽”的情节，按照《宣和遗事》的脉胳，以受招安直接“征方腊”，并在“招安”一集中安排林冲悲愤而死，描写阮氏三雄哭祭晁盖，鲁智深在林冲墓前致哀，以及部分梁山英雄告别山寨的感伤情绪，包括给了一直做复官梦的杨志一个笑脸的镜头，都浓重地渲染了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悲剧氛围。
　　　　　　三
　　既然水浒的英雄主义被视为作品的第一主题，那么，水浒起义运动的结局或归宿，自然是第二主题了。因为农民起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归宿”的。在历史的真实的发展规律里，农民起义只有这样三种归宿或结局：一、起义取得了推翻一代王朝的胜利，但在起义过程中变了质，领袖成了皇帝，仍然是改朝换代的封建统治，农民的利益被牺牲。二、起义运动进行坚决抗争，终于不敌，受到残酷镇压而壮烈失败。三、起义路上出歧途，为封建统治者所收降并被利用。一般来说，这是失败在领导权被篡夺或领导者的投降主义路线上。这三种归宿与结局都是失败，都表现了农民起义运动的局限性。《水浒传》的作者虽然不能认识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必然失败的历史真理，却写出了历史真理的一个方面，他们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和起义英雄们的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又怀着强烈的同情写了水浒义军的失败，乃其领导者妥协投降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从小说的贯串思想看，恐怕分不出一、二主题。因为起义运动的局限性，是渗透在义军的反抗行动中，特别是宋江的复杂的忠义观念，一直支配着他的上梁山的过程，而且上了梁山，他树起的也是忠义的旗帜，他的聚义最终是要为尽忠服务。他公开声言：“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因此，即使真有一、二主题，它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里，也不可能截然分开，而是血肉相连的一体，因为在梁山宋江的领导路线占据统治地位之时，也正是水浒英雄主义得到极致发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日。我以为，在起义与聚义的胜利高潮中写宋江的投降活动和“真情吐露”，恰恰是突出了《水浒传》主题的深邃的悲剧意蕴，是“施罗二公”（《水浒传》作者们）的成功，不是他们的败笔。有的同志说，宋江一个人是担当不起这条投降路线的责任的。从“理性分析”上看，的确如此。水浒义军容忍宋江这条投降路线，就充分表现了它的局限性。但是，力排众议，多方争取招安的，在小说情节里却是宋江一人。甚至那些出身封建王朝的军官们，都表示对“招安”不信任，如第一次陈太尉要来“招安”时，林冲、关胜、徐宁就都提出了一连串疑问：
　　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
　　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
　　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
　　（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回）
　　宋江对这些忠告都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他们：“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同上回）所以，评价连续剧宋江形象的得失，是不能脱离小说宋江人物性格的真实的。
　　《水浒传》中的宋江，出身于有恒产的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封建的忠孝观念在他的思想里根深蒂固，何况他还有一段作押司的生活经历——“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然，他也确有接近江湖人物的一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随，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①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第十八回）
　　这一切就形成了他的复杂的思想性格。为了朋友生死安危，他曾“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送信给晁盖，使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逃离了官府的捉拿，所谓“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同上回）可当他得知晁盖反上梁山后，心里却非议晁盖：“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四回）阎婆惜的胁逼，虽使他一时“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但杀惜却是为了自保。杀惜后逃到江湖上去，结交和联络了许多江湖好汉，在他们的影响和险遭青风寨知寨刘高杀害的情况下，他也参与了大闹青风寨的反抗行动，杀了许多官兵，并乘兴聚集群雄准备反上梁山，而当家书一到，又立刻“急流勇退”，不顾一切地跑回家中，移官自首。发配途中路经梁山，虽也有羡慕之意，仍束缚于“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封建观念，不肯“入伙”；江州题反诗，已显露了他不满情绪的激化，可事情败露后， 却还是想屈辱装疯蒙混过去。 直至闹江州后无路可走只有上梁山时，他才向晁盖吐露真情：“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指晁盖重创官军反上梁山），好不惊恐，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而情愿“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七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初上梁山，他的确协助晁盖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号召起义，壮大了梁山队伍，并多次向封建官府展开了直接的进攻，使起义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不过宋江思想性格中的复杂矛盾，并未因上梁山而得到解决，他的忠君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在他的心目里，“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确是事实，只是他又以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因此，他提出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而这“天”还是封建的天，即使铲除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也是“保境安民”，替皇帝行道。他的争取“招安”的思想，也并非晁盖死后才萌发出来。小说第五十八回（七十四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均为五十九回），为了攻打华州，解救史进和鲁智深，宋江、吴用“赚取金铃吊挂”，把宿太尉俘上梁山，宋江就有过这样一段“告覆”：“宋江独自（七十回本加了这两个字，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均无此二字）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说：‘宋江原是郓城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国家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
　　这说明他要争取“招安”的企图已经存在。晁盖牺牲后，在梁山聚义高潮中，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排座次之后， 更是迫不及待地借重阳节赏菊（第七十一回）， 邀集众兄弟，“安排大筵席”，乘酒兴作《满江红》一首，“愿尊前长叙兄弟情”，“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次企盼招安真情的流露，虽然受到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的强烈反对，不仅没有使他的立场有所改变，他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元夜去东京拜会李师师，是想让这个妓女为“招安”向宋徽宗吹枕边风；两赢童贯，“不肯尽情追杀”，是因为“素怀归顺之心”（第七十七回）；甚至三败高俅，俘虏了这个梁山多数英雄心目中的大奸佞，他也没有主持正义，为民除害，反苦苦向高俅哀求，为他的“招安”铺路：“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百回本第八十回）最后，终于促成了“全伙受招安”。这就是《水浒传》原作提供给连续剧宋江形象再创造的素材。
　　　　　　四
　　毫无疑问，《水浒传》的精华，水浒的英雄主义，都强烈地显示在“风风火火闹九州”的起义运动里。七十回本小说在这方面自然是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这时的宋江的思想性格，虽困扰于忠义观念的矛盾，经历着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却终因大局未定，尚未完全显豁出来。但聚义高潮不是水浒故事的结束。如早期故事雏型的《宣和遗事》，就已有了被张叔夜招诱归顺朝廷征方腊的情节。尽管小说各种版本辗转繁变，情节不一，但受招安征方腊却是一体。任何“审美”，都有它时代的、历史的深刻内涵。水浒的英雄形象、水浒的英雄主义、水浒的英雄传奇，都是在反抗压迫、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以及逼上梁山的大规模起义活动中得到充分描绘和细致刻划的。在受招安和征方腊的情节里，这一切当然要受到损害和黯然无光。我在《〈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一文中就曾指出：“革命英雄性格，一旦离开了它的典型环境，不再是革命的农民起义军，却变成了镇压起义军的统治的工具了，它的革命特色丧失了，他们的性格已经没有了发展基础，没有了革命阶级的鲜明的色彩和声音。因而，在征方腊的战争中，笼罩着灰暗和悲观的色调，也正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必然的反映。”（见拙着《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162页）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水浒起义运动、水浒英雄主义本身就有它的历史的局限性和悲剧性。因为他们只反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不反皇帝，而且忠于大哥，终于被引上了投降的道路。
　　连续剧《水浒传》的编导，没有采取金圣叹的“腰斩”，只截取聚义高潮来表现水浒英雄主义，因为那虽然痛快淋漓，却无关乎《水浒传》的审美理想，而只是满足了廉价的乐观主义，连小说作者的渲染着“忠义”观念的悲愤控诉，也无影无踪了。金圣叹的“腰斩”，虽被一些学者视为“很有艺术眼光”，他也还是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为结（鲁迅语），并用“行刑刽子手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贯华堂《水浒全传》第七十回）“至道光中，有山阴俞万春作《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亦名《荡寇志》，则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征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结七十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这类“腰斩”和“结子”，却反证了即使是写了受招安还是压倒不了“第一主题”，也仍然使封建文人寝食不安，而必须彻底杜绝招安的“擒拿正法”，才能消除水浒的“英雄主义”。
　　“征方腊”，在小说原作本为二十回的篇幅，连续剧以急管繁弦般的快节奏，基本上把它压缩为两集（第41、45集）——“魂断涌金门”、“血染乌龙岭”，表现了这场“以盗制盗”自相残杀的悲惨结局。场面渲染的确比较惨烈，但观众却是为这“受招安”所造成的恶果所震撼！梁山排座次后，作者在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四六言语”里甚至发出过这样的赞叹：“休言哨聚山林， 真可图王霸业。”（百回本）好端端一支起义军，那样一群嫉恶如仇的好汉，如此般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却因受招安，被利用，导致了如此悲惨的大失败结局。
　　的确，连续剧的改编，是突出了宋江的妥协投降的领导路线，但却没有歪曲、丑化他，把他作为叛徒进行谴责，而是真实地刻划了他思想性格中的复杂矛盾，表现了他真诚地相信，“招安”是他为梁山兄弟寻找到的最好的出路。直到被毒酒毒死，他还表示宁死不悔，宁可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的顽固立场。但如上所述，这一切，都并没有离开原作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概括得更加鲜明集中。既然这是小说《水浒传》所揭示的历史的真理，连续剧的忠于原着怎会又有“审美”上的失误？农民起义军走上了投降的路，就必然要成为“以盗制盗”的工具，也无可避免这“魂断”、“血染”的结局，而它们在观众艺术感受中所唤起的，又并非水浒英雄主义的被否定，而是水浒英雄被投降路线所牺牲的可恨、可痛！它虽非崇高的悲剧，却也还是有着一种激发人们扼腕痛惜的悲剧力量。它昭示人们，农民起义运动，如果没有先进阶级、先进思想来领导，到头来毕竟还是要被出卖、被利用、被消灭！投降，则只是自取灭亡，而不可能乞求到统治者的怜悯而有什么“善果”。
　　连续剧《水浒传》的确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多处有知识性的误谬，但它在整体结构上这样再创造宋江的形象和性格，这样概括处理它的大失败的结局，既简洁、集中而又鲜明、突出，这当然体现了编导者的理性认识，但它却是通过血的震撼力而唤起人们历史的沉思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北京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2～17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李希凡19981998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2～17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李希凡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6:0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