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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人口的主要组成是移民，加拿大的作家大多是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常常在作品中表现移民的经历和体验。达夫妮·马拉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１９４２年出生在澳大利亚，三岁移居马来西亚，家里使用包括广东话在内的五种语言和方言；九岁移居温哥华，在加拿大和美国受高等教育，攻读比较文学和写作。早在大学年代她就开始发表作品；七十年代渐渐在北美文学界崭露头角；八十年代起她被加拿大多所大学聘为住校作家。到目前为止，她共发表了十多部诗集、散文、评论集和小说。她的作品大多以温哥华为背景，表现出较强的加拿大意识、女权主义倾向和明显的先锋派创作特点。这些特征在她最新发表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中尤为突出。
　　《历史中的安娜》没有连贯的情节。当第一个称叙述者安妮以其意识流开始这部小说时，她已人到中年，丈夫是她大学时的历史教授，已有一儿一女。自从因怀孕而退出研究生学习，安妮十几年来“只是个妻子和母亲”；作为“贤内助”，她还为丈夫的历史研究收集、整理资料。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她对温哥华历史档案中简略提及的一位“理查兹夫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根据极少的史料，当时地方小报的消息报道，私人日记等，加上自己的想象，悄悄着手重建“安娜·理查兹夫人的历史”。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理查兹夫人的故事却不时被安妮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忆所打断，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安妮的故事着重表现了她生活中隐蔽的部分－－她对理查兹夫人“经历”的着迷、她对刚过世的母亲艾娜萦绕于心的回忆和幻觉，以及她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小说在句子结构上常呈片断和不连贯状，回忆中的谈话、想象中的交流和幻觉中的对答快速转换着。尽管有无数时间、地点上的变化，小说却以安妮的意识流为主线，在三个叙述环链中移动。这三个叙述环链是：安妮对自己孩童时代及当时的家庭生活的重新想象、安妮对理查兹夫人１８７３年从英国移居温哥华伐木镇当小学教师的经历的假设性重建以及安妮对自己当前作为家庭妇女的挫败、失落、渴望等种种感受的第一人称建构。每个叙述环链都引向意味深长的结局：童年叙述引向克尽传统妇道的艾娜精神崩溃。精神病医生对她采取电击疗法，艾娜失去记忆，成为沉默、麻木的人，最终导至死亡；关于理查兹夫人的叙述引向她的“寡妇”身份遭人侧目，她在教学中遇到困扰，半年后为了嫁人而放弃教职离开学校；当前的叙述引向安妮的幻灭和失落，最后投入同性恋情人的怀抱。安娜、艾娜和安妮这三代移民妇女尽管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体验：对妇女来说，加拿大这个移民的新家园与她们离开的故土没有很大的不同，新旧大陆都忠实地遵从男权社会确立了歧视妇女的传统行为规范和习俗，这一整套行为规范和习俗赋予男人以权威，妇女却不仅难以进入社会统治、管理的决策层，历史记载中也几乎找不到她们的影子。例证之一：安娜目击了在一群移民妇女的关爱下温哥华地区第一个白人婴孩的出生，与此同时，当地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男人们对当时的一次船赛输赢的争议，对移民妇女在新家园创造的第一个小生命却只字未提。例证之二：温哥华档案馆史料中提及的寥寥无几的妇女几乎都没有全名，只以父姓称为某某小姐或以夫姓称为某某夫人。
　　马拉特在小说中广泛运用的先锋派创作手法对小说的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
　　意识流是重要手法之一。安妮的理性回忆、任意联想、潜意识的幻觉和梦魇将三位移民妇女的故事有机地串到一起，往往起到对比、强化的作用。比如，中年安妮因家庭妇女生活的没有自我而感到空虚、沮丧，由这种失落感引出对已故母亲艾娜的联想－－艾娜精神崩溃前的失落及与父亲的发泄性吵闹，更突出了女儿重复母亲命运的悲剧，也暗示了妇女这种失落感的普遍性。又如，安妮在为重写“安娜·理查兹夫人的历史”苦思冥想时不禁联想起历史档案中理查兹夫人的日记，进而想象着上世纪的安娜每天写日记的情景，当中突然又插进幻觉：艾娜指责安妮：“你又在编故事了，这可是历史！”作为反驳，安妮揭露母亲也曾悄悄模仿《读者文摘》的文体写作。这样的意识流表现了三代移民妇女试图在写作中找回自我的不约而同的努力，但“妇女写作”似乎是“不务正业”，因此三人都怕别人发现：安娜用学生的作业本盖住自己的日记，艾娜将所写的草稿藏在床下，安妮则以“收集、整理史料”为伪装在丈夫面前掩饰自己的写作。马拉特对男性撰写的传统历史中女性的缺失间接地表达了不满，并以小说中三位妇女的写作尝试传递她将妇女重新写进历史的愿望。
　　以上例证同时也表明这是本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它“首先是‘谈这篇小说如何成为小说’，即自我提示虚构、自我戏仿，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赵毅衡：《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安妮的意识流有时“流露出”她重构“安娜·理查兹夫的历史”时在内容上斟酌和字词上推敲的明显过程：安妮先想象安娜·理查兹眼睛是蓝色的，立即又改变主意，认为是棕色的，最后假设是“一种难以表达的颜色”；安妮构思的意识流中还出现多处被“划掉”的词语，后面加上“重新选择”的字词；安妮的构思常被与已故母亲艾娜对话的幻觉打断，艾娜责备她又在“编故事”了；安妮也常常突然沉入关于历史与虚构的界限的思考。　　
　　马拉特在小说中大量引用了与三个故事有关的伐木业、历史、医学、心理治疗、新闻报道等段落和术语；此外，作为新移民的艾娜及安妮姐妹对北美英语与英国英语之间的差异的困惑反映了新旧大陆文化上的冲突；安娜·理查兹夫人日记的维多利亚风格、幼年安妮的童稚口语、中年艾娜、青年安妮的日常口语等表现了地域、时代、年龄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这一切使小说成了一部多种文体相互映衬的集锦。与此同时，作者也提示了，男权社会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传统语言体系中歧视、压制和贬抑妇女的因素。安妮对一些字词作了女权主义的“解构”，如“母亲”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我”（Mother→M＜e＞＋other）；过去由男人撰写的历史“事实”可以分解成“虚假的”“表演”（Fact→F＜alse＞＋act）等。马拉特在人名上的文字游戏对小说的题目起到了阐释性作用，也进一步突出了主题。小说题目中的“安娜”在历史记载中仅仅被称为“理查兹夫人”，安妮对她在历史中连教名也没留下，仅以一位“已故”男人的姓作称谓感到不平，便给她起了个教名“安娜”（Ana），比传统女性教名“安娜”（Anna）少一个字母n。她解释说“Ana”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拼读都没有差别；同时它与“艾娜”（Ina）、“安妮”（Annie）甚至安妮的女儿“安琪”（Ange）的拼法和发音都很相近。这种相似象征了一代代加拿大移民妇女相似的命运：她们对知识、文明、美好生活的渴望、追求，但在歧视妇女的传统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束缚、压抑下，却大多成了“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充满了幻灭感和失落感。
　　由此看来，小说的题目《历史中的安娜》也可以换写成《历史中的加拿大移民妇女》。小说一方面提示了：在男性撰写的传统历史中，妇女是几乎看不见的人，是缺失的人；与此同时小说也表现了：在妇女觉醒的今天，包括作者马拉特及小说中几代移民妇女在内的广大妇女正在努力重构一部填补这种缺失的公正的历史。
　　
　　
　　
文艺报京006J4外国文学研究傅俊19951995 作者：文艺报京006J4外国文学研究傅俊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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