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野下的历史抉择——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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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人喝彩——举世皆浊——独清的尴尬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说:“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为狂”{《日知录》}

整个国家的人都处在一种醉酒的状态中,不醉的人反而被认为是不清醒的人,整个国家的人都外于疯狂有病的境地,不狂的人反而被人认为是有病的人。既然,整个国家的所有价值体系都已经被颠覆,那么恪守原来的价值理念的人,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除了一死报君恩,还能有什么出路呢?除了后来的人对他报以极大的尊崇外,而他当时,竟然很难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这就是独清的尴尬。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必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根本的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文官为主的官僚集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稳定作用。任你风吹浪打,任你改朝换代,他们总是巍然不动。这是一股任何人都不能小觎的政治势力。尽管改朝换代,也只不过是新人换旧人,而他的基本功能、基本意识、基本运作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在这个文官集团中,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一套特殊缜密的规则。这是一些不能用文字表述,而又为大多数人数人所认可的游戏方式。谁不遵循这种规则,谁就要面临出局的危险。因此,中国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从来都没有过停止过,只会越演越烈,直至与国家政权被另一群人推翻,而新的一群人又会从走他们前辈的道路,毫无羞耻地将腐败进行到底。既使是象朱元璋那样采起重典重罚的极端手段,也无济于事,这本身是制度造成的直接后果,只幻想通过技术性的改革来遏止官僚集团的腐改,来阻止政权的覆灭,事实证明是完全无效的。

当然在进入官僚集团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贪婪成性,也有许多清廉正直的人,问题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同流合污,融入到这个深渊里去,熟闇里面的所人规则,才可能官运享通,如鱼得水。否则,就有出局的危险,或者只有去坐冷板凳,过着清苦的日子。在现实现面前,一般人无法忍受。试想,生活都发生困难了,就算自己还能忍此重负,但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会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放弃,那种能够恪守首先道德原则的人,是极其稀少的。因此,中国的一部二十五史能够进入循吏传的清官大老爷与那些数量巨大的贪官污吏比起来确实只能称为稀有动物。

清代一位官员叫陆其泷在任嘉定县令的时候,有一天,浙江巡抚慕天颜过生日。这是一个官员广开财源的机会,也是下级官员巴结上司的绝妙时机。巡抚以下的官员无不争先恐后地献上处心积虑地,到处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而这位不识时务的小小县令,却只是从袖珍中拿出一匹布,一双布鞋送上,并且还要声明说;“这两样东西,不是小人从老百姓那里搜括来的。布是家妇亲手所织,鞋子也是家妇亲手所制,特意送给大人添福添寿,望大人笑纳,”巡抚大人听了,笑着说;“先生如此的严于律己,实在是令本抚台钦佩不已,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心领了,礼物就不收了,以免令尊夫人受累,本抚台心里不安得很。” 慕天颜虽然嘴上说得冠冕堂皇,但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不久就借一个很小事故将陆其泷的县令职务给罢免了。 (本事见清·陈康祺《郎潜记闻·初笔·卷三》)在这污浊的官场中,要坚守道德原则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官场中恪守清谦,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上政府付给官员的工资大都并不高,而官员除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费用,还有他所雇用的家丁、佣工、幕僚等等,这些开销都要由自己掏腰包的。靠政府发放的薪酬,是根本大法无法应对的,这无形中就等于鼓励官员去贪污受贿。如果不愿意贪污受贿,甚至说搜括钱财的本事不到家,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其窘况,就可以想象了。

明代江苏嘉兴人许应逵,曾任浙江东平太守,为政清谦,官声很好,但是不为同僚所容,被别人中伤,调离东平。当他离开的时候,东平的官员与老百姓都自发地来为他送行。人们放声大哭,哭声充满了整个东平县城,大家都舍不得他离开,对他的离去非常地悲痛。许应逵深受感动,晚上,来到一家旅馆歇息,他对自己的仆人感慨地说:“我做官什么好处也没有,只落得百姓几点眼泪耳”。他的仆人听了,长叹一声说:“我的老爷,囊中不着一钱,只好将老百姓的这些眼泪包起来,拿去作人事,送给亲友”。许应逵听了,只好为之拊掌,无话可说。(明·冯梦龙《古今谭概》)

这种令人尴尬的事,到也屡见不鲜,要做一个清官的确是太不容易。

清朝初年,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清官成龙,从罗城县令升任合州知府,罗州老百姓,知道于成龙升迁为合州知府的消息后,挤在路上,将路阻得过水泄不通。人们呼天抢地:“老爷啊,今你离开我们,我们再也看不到清天,又要去过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了。人们放声大哭,一直追送他有数百里之遥,这才哭着回去。

当众人渐渐都回去了,只有一个瞎子还是不肯离开。于成龙觉得有些奇怪,就问他说,“大家都已经回去,你怎么还不回去呢”?瞎子回答说:小民学习占星卜卦,算到大人口袋中钱,跟本不够行走千里的路费。小民我有这一技之长,可以帮助大人你到时达目的地。于成龙,感到他一番好意,所以也就没有让他回去,而是让他一起同行。

不料老天连续不断地下雨,行程受阻,于成龙一行,不得不滞留在旅馆中。很快,他们身上所带的盘餐路费全部用尽,幸好得到位瞎子的帮助,靠他每天出去为人占卜,赚点钱,这才勉强到达了目的地。” (本事见清·陈康祺《郎潜三笔·卷七》)

一个当县级的官员,要到新的地方上任。竟然没有经济能力,支付旅途的费用,还得靠一个瞎子的帮助,才避免陷入困境。这与那些挥金如土的官员们相比真是莫大的反讽。于成龙的这种窘态,在官场中只会遭到人们私下的嘲弄,不会有人去为之鼓掌,即使有,也只会是掌声廖落,而嘘声四起。

中国最有名的清官之一,明代的海瑞,在他死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俸银八两,葛巾一顶。旧衣服几件。所以当时有位官员叫王凤洲用了九个来评价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

不过,国家对自己如此忠诚、清廉的官员,是不是太刻薄了点。

如果说,个人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而忍受生活的清苦,还可以让人撑得下去。但是他们的家呢?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每个人都肩负着家庭的重担,有责任让家庭的成员过上一个富足的生活,这个要求并不过份。

作为官员个人,可以恪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但总不能让自己的家人,而因此受苦,因为他们只是普通人,不能要求他们为了与自己不相干的道德和官声去过那种贫困的生活,

明代一个叫王怒的官员,官当到宫保这样的级别,已是中央级的高官了,然而却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有一天,他看见自己的的儿子一幅忧愁的样子,便对儿子说:“你是不是为己家里贫困而感到忧心忡忡?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些,我们家一向有些积蓄足够家用的。所以我做官不必象常常去做仓库里的老鼠那样去盗窃国家的财物,为人所不齿。”

王怒然后带着儿子,来到自家宅院的后面,指着一处对儿子说:“这里是我秘密埋藏黄金的地方,下面埋有黄金一窑”。他又带着儿子来到另一个地方,指着一处又说:|这里我藏银子的地方,藏有银一窑。你看,有这样多的金银,既使我死后,也够你们用的了,所以你不要担心,老爹我早就为你们安排好了。”

后来王怒过世后,儿子按着父亲所指处的地方去挖,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窑而已。(明·李中馥《李耳载》)。

这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儿子,不愿意让儿子为生活发愁,所以才编造出这样一个谎言来安慰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一个充满辛酸和无奈的谎言。在中国的官场中,这个带有点黑色幽默的谎言,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并没有用峻严的词句去教导儿子,要如何理解父亲所作的一切。不是在用那些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去要求儿子应当如何地去安贫乐道,而是用这样一种充满温情,充满亲情的方式,去抚慰,因自己给孩子带来的忧愁。这在中国那个早已经丧失了人性的官场中,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值得人们崇敬,人格高尚的背影。但是,他让人感到一丝丝悲凉,一种无言的怅惘与傍皇。

在中国那浩如烟海的贪腐的人群中,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这种贫婪的本质。相信没有谁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千古的骂名,而是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身不由己地走那罪恶的深渊,万劫不复。是这个罪恶的制度,造就了他们的罪恶。一两个清官帘吏,是不足以改变这个黑暗的官场。任何一个人,一旦走上贪的路上,在这个体制下,就再也没有过回头的机会。很多人开始,也只是为了能够有一个足以维持自己的尊严的生活,才去动那些不该他动的财物,然而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明代一个亲身经历和目睹了皇室内部充满血腥的政治斗争场面的贵族,一个拒绝承袭王位的王室子孙,朱载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的音乐家和诗人,他以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对社会作了认真的观察,对人性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与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召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字小抛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部那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山坡羊(十不足)》

不能指望人自己可以成为天使,只有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效地遏阻人私欲的无限彭涨,使人至少没有太多成为魔鬼的机会。然而,中国文化下没有人能够对此进行思考和设计,没有能力够跳出明君、贤臣这样的文化框架。

只有当中国人不在对清官廉吏寄予深切的期许,到了那个时候,那些清正帘洁的官员才会摆脱尴尬,不会再用黑色幽默去自欺欺人。

 

历史上的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完备、最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人不过是这一等级系列中的一环。这是儒学的思想核心,因此,公平,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化思考的主要话题。

就是唯一能够体现公平的自然现象,也会被无聊的中国儒学家们,赋予极为鲜明的等级色彩。

人一经生下来就在向着死亡前进,这本是十分公平的,不可抗阻的自然规律,无论尊贵如秦皇汉武,还是庶民百姓,死,是任何人都无一可以幸免的。不同在于,有钱人可以借助良好的医疗条件来延长生命,而普通才老百姓大都只能坐等死神的召唤。

但是在中国,帝王的死叫做,崩、殒等等,尽显尊荣。士大夫的死叫做卒,逝;只有老百姓啊做死,而贱民连死都不配,只能叫做毙。其实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无聊的文字游戏,试想,就算是那些保留到现在的埃及法老的木乃伊,现在还不是只好躺在博物馆中供人参观,或研究,那里还有什么尊贵可言。真正要想获胜者得永恒,只有多做善事,不要作恶,才能得到人们永远的记念和尊敬。

为了显示皇帝的尊贵,皇帝死后,普天之下,都要为之守丧,百姓的所有娱乐活动,包括嫁娶也都要被禁止。(不知道要禁不禁止人的死去。)违反者,重则杀头,轻者也免不了牢狱之灾。无处不体现了等级的存在。就连人的姓名,也莫明其妙地叫做“讳”,不能直呼,否则就是不敬,如果是不小心犯了皇帝老子的名讳,杀你没商量。普通人犯了达官贵人的讳,也会打得你满地找牙。就是这样一种豪无人性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几乎失去了做人的所有尊严。就是那些呼风唤雨的官僚,在皇帝面前也不过就是扶持皇帝的奴才婢女。只能小心地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因些,在朝廷上,眼晴近视的人,不知好歹的人,往往只能从皇帝的眼前消失,这与个人的品德与才干无关。

永乐初年,南海人周新,他开始时的名字叫周日新,因为永乐皇帝只叫他周新,只好将日字省掉。

周新是以举人的身份,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后来升任监察御史也就是监察官。负责纠察各类官员的不正之风,由于他弹劾敢言,被官僚们称为“冷面寒铁”。意思就是没有心肝的杀手。京城人家,常常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啼哭的孩子。

周新后来出任云南按察使,不久又改任浙江按察使,这是一个分管刑事,和对本省官员进行监察的省级官员。他在浙江任上时,锦衣尉(皇家直属警察部队)指挥纪纲最得皇上的信任。纪纲经常派他手下的一个千户长,(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县级官员),到浙江打探地方上的事务。这个千户长,借此机会,大肆敲诈勒索浙江地方官员。浙江官员被他弄得叫苦连天。周新知道后,就准备对他着手进行调查,但在浙江的地面上,每次派人去抓捕他归案,都让他给溜掉了,周新拿他也没有过办法。有一次周新在进京途中,在河北涿州遇上这个作恶多端千户长,他立即叫人将千户长逮捕并关押在涿州的大牢里。不料这位千户长卖通了监狱的看守,成功地越狱逃跑。千户长逃回北京,将此事告诉纪纲。纪纲非常生气,便在永乐皇帝的面前诬陷周新。永东皇帝听了勃然大怒,下旨将周新逮捕入京面见皇帝。

在朝廷上,永乐皇帝历数了周新所谓的罪名,并威胁要对进行严利的处罚。但是这位不懂事的官员,却对皇帝的雷庭之怒,置若罔闻。大声地对皇帝说:我是浙江的按察使,这个职务与京城里都察院的职责是一样的,惩治奸臣恶贼是我职责所在。这也是在执行皇帝陛下的旨意,并没有什么地方不妥。今天就算是皇上让我去死,也是遵照你的旨意去死,我死了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遗憾的。”

永乐看帝没有想到周新会如此的强项,竟敢顶撞他,觉得自己皇帝的威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于是十分生气地命人立即将他拖出午门外斩首。

周新临刑前,仰天大呼:“生作直臣,死做直鬼。”连叫数声,慷慨赴死。

这天晚上,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对永乐皇帝报告说:“天象显示文曲星坠落。”永乐皇帝十分不快,问左右大臣:“难道这文曲心应的就是周新?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大臣们回答说周新是海南岛的人。永乐皇帝说:“想不到岭外竟然会有这样刚烈不怕死的人。”

有一天夜里,永乐皇帝在是睡非睡的状态下,突然见到一个穿红色朝服的人立在他的面前,皇帝大声叱问道:“你是何人?”穿红衣的人说:“臣是周新,我死后,灵魂到了天堂。上帝认为我刚直不阿,命我为浙江地方的城隍,为陛下惩治贪官污吏。”说完就不见了。于是,永乐皇帝就封周新为浙江都城隍,在吴山上修建庙宇享受人们的祭祀。(见明·张岱《西湖梦寻·卷五·城隍庙》)

周新成为城隍,显然是一个被人有意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正好说明在中专制制度下,在统治集团内部,违背了他的游戏规则,所付出的代价是这样的昂贵。这是一官清官的悲惨结局,他清史留名,却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去作为睹注。人们在称赞他不畏强权,敢于为民除害的同时,难道能够对他所付出的生命去喝彩?这就是任何一个打算选择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所要面临的尴尬。

明末诗人张岱来到吴山上,在这位前辈灵魂栖居之所,题定了一首诗,寄托着他对一个冤死灵魂的怅惘和哀思。他写道:

宣室殷勤问贾生,鬼神情状不能名。

见形白日动天颜,浴血黄泉御座惊。

革伴鸱夷犹有气,身殉豺虎岂无灵。

只愁地下龙逢笑, 笑尔奇冤遇圣明。

尚方特地出枫宸,反向西郊斩直臣。

思以鬼言回圣上,还将尸谏退佥人。

血诚无藉丹为色,寒铁应教金铸身。

坐对江潮多冷面,至今冤气未曾伸。《吴山城隍庙》

与周新相比,明代另一个敢于大胆犯上的官员显然要幸运得多。

在整个明代,官僚集团中,最为清正廉明,铁骨铮铮的官员,恐怕要首推海瑞,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性格怪异,有些偏执与狂想病态的人物。

明嘉请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给皇帝上了一个使他名满天下的奏折,这也差点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才使他幸免于难。据说嘉靖看帝在读到海瑞的上疏后,大发雷霆。要知道,这可是天子之怒,是要血流成河的。皇帝将海瑞的上疏重重地摔在地上,大声喊到:“快把这个海瑞给我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这时,站在一旁的太监黄锦赶紧对皇帝说:”皇上放心,这个人不会逃跑的”。皇帝问道:“你怎么知道?”黄锦回答说:“这个人一向有些傻里傻气的,听说他在给皇上疏前,已在京城里买好了一口棺材,并和妻子诀别,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

嘉靖皇帝听了,默不作声,又让人从地上将上疏捡起来,又看了看,长叹了一口气,说:“这畜生到是可以和比干相比,但是朕不是商纣王”。于是他下令将海瑞关进大牢,并追查幕后主使。不久又将海瑞转入刑部,由刑部审理。刑部审案结果,判处海瑞死刑,呈文交到皇帝的手中,但迟迟没有批下来,因此,没有执行。

实际上此时的嘉靖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不想让自己担上一个残害忠良的罪过,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两个月后嘉靖帝死了,海瑞这才捡了一些条命回来,没有过成为刀下的之鬼。

在中国的官僚集团中,诚实、正直,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许多政汉和经济上的好处,而那些贪腐的官员却能够纵横捭阖,飞黄腾达,过着人人羡慕的奢侈生活,这不能不让许多人在利益面前选择放弃做一个好人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这刚正不阿就是不依附他人,就是得罪人,这除了为自己带来一些表面的声望以外,没有过任何实际价值。

清代贵州贵阳人中有位叫黄辅辰的官员,他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曾任吏部文选主事,考功司郎中,负责地方官员的考评工作,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务。但是他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十分认真,反复调察研究,不受地方官员的蒙弊。因此经常违背他的上级长官,吏部尚书恩桂的意思,引起恩桂的不满。他还为了易州地方官员冒领、报销的贪污案与直接领导他的上级,吏部姓张的侍郎意见不合,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执。因此,受到上级的打击和排斥,以致于九年不得升迁。他的同事昆明人窦君序称他为“硬黄”,镌石以赠。

恩桂临死前,对一位同僚说:“黄辅辰是个好人,也很能干,让他久久得不到升迁,这是我的过错。”这或许是恩桂良心发现,然而,这样的忏悔来得太迟,一个官员九年的光阴就如此白白浪费,磋砣了光阴。

中国的文化,缺少对人所应有的起码尊重。一个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也会冒着失去机遇的危险。

清雍正年间,有们官员叫谢济世,他十八岁那年,在县学里读书,有一次省里面派了一位学使到学校来,对学生们进行考试,这位学使十分的傲慢,坐在学校的大厅上,命令所有的学生考完试后,一个个跪着将试卷呈到他手里。只有谢济世坚决不肯下跪,学使十分生气,就叫人把他赶出学校。

回到家,谢济世还是感受到有些后怕。于是就对母亲说:“母亲大人,儿子对不起你,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所以特来向你老人家请罪,请母亲责罚儿子”。于是他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母亲。通情达理的母亲笑了起来说:“儿子,你有什么错呢?今天你还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学会了放弃做人的尊严,将来你进入仕途,做了官,那不是见到狗洞,还以为是人进出的门,也要钻进去,这些都是忍辱求荣一念之误。我今天为能够生了你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儿子,感到十分高兴,我没有会么可担心的了。”

其实,这只是做母亲的为了安慰儿子,怕他受到这个事情的景响,才不得不这样开解他。向这样性格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是无法混下去的。这也为谢济世后来的悲剧留下了一个伏笔。他后来为官后,同僚对他的评价是“木强戆直,取怨同朝”。雍正七年(1729年),他因注《大学》有人告发他,毁谤程、朱,于是便从一个朝廷官员被发配到军队中当一名士卒。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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