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一
　　倘若说进入新中国后，《登记》、《三里湾》等作品的成功标志着赵树理与新体制及　相应意识形态之间的短暂“蜜月旅行”的话，那么，从1957年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　则是新体制与赵树理之间逐步走向疏离、疏远以至背道而驰的阶段。在这10余年时间里　，一方面，新体制在决策与实践上的弊端和失误都在延续，在有些领域甚至显得变本加　厉(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至史无前例的“文革”)，与此相应　，文学管理上的禁锢与教条也是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乡村出身而又时时返回乡土的赵　树理在现实的一再刺激与昭示下也变得越来越“右倾”、越来越认“死理”，对于政治　与文学上的诸多时髦和热闹越来越“跟不上趟”，即使愿意以自己的党性原则勉力跟随　，但无论在社会行动还是在具体创作上，都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用赵树理自己的　话说，“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指‘公社化前后’)”，在　这期间，他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　》，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　卷，第1831—1844页。)。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在建国前夕确立的“赵树理方向”与典型　的过时和淘汰，但伴随着其作品的时遭批评和责难，赵树理事实上却在一步步淡出建国　后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阐释中心，一步步远离文学管理权威的视野，一步步被权力人物所　淡忘……，最后直到1964年被调出首都北京及稍后殒命于造反派们的拳脚棍棒之下。至　此，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艺典型的制造与运作画完了一个完整的圆圈，一种　在40年代特殊境遇下形成的独特小说创作方式也划下了一个终结性的句号。
　　　　　　二
　　生活是创作之源。习惯于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寻找笔下人物原型的赵树理更　是须臾离不开乡村生活实际进程的动态浇灌。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下乡时身份地位　的提高，也随着作家与公社制下乡村百姓生活方式之间区别的悬殊，赵树理渐渐地被他　的父老乡亲当“客人”、当“书记”而不是当“自己人”看待了，到了“文革”前夕在　一个村里“蹲点”时就只能悬浮在乡村生活的表层，虽然“每天也到地里去、到会场去　、到俱乐部去，去谈话、讲课、娱乐，但都是自己说得多，能听到见到的生活面太少”　(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如此一来，他了解生活　、判断社会的途径不能不日趋简单和狭隘。譬如他反复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给乡　村中学生讲“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但这些文章经常“引起一些学生来信谩骂”，有时　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也是他讲的“大道理”学生根本“听不进去”，学生渴望进城的道　理越树理也无法认同，因此往往落得个“我讲我的，他们互相讲他们的，讲完了散会”　(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这足以说明一个在城市　主流社会生活渐趋长久的知名作家与普通人、尤其是与普通乡村学生之间的距离和隔膜　正在逐步加深。又比如，60年代初他“认为农村的阶级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及投　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为主。后来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　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　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　”)第4卷，第1831—1844页。)。看来，即使是对于他一向积累深厚却又变动不息的实　际乡村生活进程的判断，赵树理也有点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了。
　　不过，既然赵树理对于乡村百姓的利益确实有着一份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切关注，每年　又有一部分时间在乡下奔走，这就与另一些仅从公共传媒上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作家和　文化人之间形成了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凭着那些个人性的(而非组织化的)、情感性的(　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直接的(而非间接的)乡村接触，赵树理得以时时超越他的城市作　家身份与意识形态立场，得以形成他自己的对于中国当代乡村的切近而真实的观察以及　对于乡村百姓生活状态的比较接近于实际的体验、领悟与判断。因此，在这一时期，赵　树理的情感与思想“和(党的)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的情形便频频发生，类似于50　年代中期给地方领导信件中所流露的那种对于主流社会乡村政策的不满与怀疑一遇现实　刺激就会汩汩冒出，有时还会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从而给他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命运　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
　　1959年冬在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中他在中国作协内部所受到的严厉批判就是典型　的一例。这场延续3个来月的批判正源于赵树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的国　家乡村政策的深刻怀疑和对由此造成的乡村局势的严重忧虑。尽管在国家政权以权力的　大棒将全国范围内的整个乡村都搅得天翻地覆、全民狂欢的初期，赵树理一度也流露出　过轻信和狂喜，但回到晋东南家乡“一接触实际，便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了”!经过与　普通乡民和各级地方干部的广泛接触，也经过反复的思考、犹豫和权衡，他终于决定采　取给党内高级官员写信或投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底里的怀疑与忧思。在他看来，当时　中国乡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来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性)的工作安排，　而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因此他私下里认同当时已遭清洗批判的彭德怀的意见　，认为“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注：转引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　树理》，《读书》1998年第4期，第94、97页。关于赵树理这次受批判的过程、始末与　结局，亦可参见此文。)；对于各级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他更是深恶痛绝　，并引经据典地要求公社、县一级的领导“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对基层农民的具体生　产进行任意指挥和命令，“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　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只要关系理顺、顺应民心了，也不必动辄“靠评比、竞赛”　来发动群众、鼓励生产，因为“领导不是群众的司务长，而应该是群众生活方面的参谋　长”；因此各级干部应该着眼于广大农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要“以搞好生产为　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　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注：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　，“赵文集”第4卷，第1667—1669。)……。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可能被当时的主流　社会所接受的，《红旗》杂志的主编就将他的投稿加以摘要后转给作协作为批判赵氏“　右倾”错误的主要材料；赵树理家乡的地方干部则视他为“神经病”、拦路虎，经常避　开他召开地方性的决策会议，他要求划给他一个公社供他进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实　验自然也流于泡影。可是，这场在作协内部对他展开的“大会批、小会帮”，竟无法让　“认死理”的赵树理开窍，他仍然固执己见地认为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场批判后来成为赵树理的一块心病，使他长时间耿耿于怀；但有了这份“固执”垫　底，当国家舆论环境又一次短暂地“多云转晴”时，赵树理不免又要来一次“总爆发”　，这就是1962年夏季他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所作的一系列发言和　插话(注：见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文集　”第4卷，第1710—1722页。下述引文均据此。)。在这次文艺界集聚力量反“左”的会　议上，赵树理就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地方干部作风、乡民实际生活状态、城市与乡村　的关系以及文艺对当代农村的描写等问题，均发表了较为尖锐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这些发言及夹杂在他人发言中的插话是在文艺界同行间袒露的，因此更为大胆、更　少顾忌、也更能在不经意间说出自己的深层感受与真知灼见，而不象前述给中央领导上　书那样字斟句酌、措辞谨慎。譬如他两次强调指出，中国的乡村自身并不产生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和力量其实是外加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这是肯定的　。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　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赵树理还认为，国家乡村政策的失　误与浮夸在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因此对于地方基层干部以各种形式“抗风顶风”、借　以抵制自上而下的决策失误、“用调皮捣乱很巧妙的方式”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他深　表同情、欣赏和支持。谈话中所揭示的有些乡村地区和百姓的赤贫情形(注：如“统购　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副对子。连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顾眼前　了。他们说是劳改队，日子愈过愈困难。过年连火柴也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　有八成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这是五八年以后，愈来愈少，少得不象话。分了钱，只　能买包花椒面。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见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　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文集”第4卷，第1711页。)以及中国社会上下　层之间“天聋地哑”般的深度隔膜状况也确是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怪不得要被今　天的研究者誉为“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注：转引　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读书》1998年第4期，第102页。关于赵树理这次　受批判的过程、始末与结局，亦可参见此文。)。尽管在这次会议上，作协内部检讨了1　959年对赵树理的不公正批判，肯定了他的“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精　神，但在全国只允许一个脑袋思考的年代，善良的人们都不免要为赵树理无所顾忌的仗　义执言而捏把汗；果然不出所料，“大连会议”后不足两年，赵树理便在1964年文联与　作协的“整风”运动中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和清算，并最终以“工作需要”为由将他调　离了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而结束了他被作为革命文艺的典型而放置在政治意识形态光　环中心的“辉煌生涯”。
　　　　　　三
　　可以想见，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文艺语境，加上赵树理固有的质朴与“顽固”，195　7年后他的小说创作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就创作心态而言，正如他在一封给作协负　责人汇报下乡经过的信中所说，要把他在乡村看到的迥然有别于表面宣传的种种实际情　形“反映于文艺作品中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　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作品无非反映人和事，而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　发现”(注：赵树理《给邵荃麟的信》，“赵文集”第4卷，第1637页。)。从创作的量　上看，也是日渐稀少，除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的短暂“解冻”，一年只有一　个短篇或中篇小说；1964年挨批并调出北京后再无小说创作。就其创作的内核上看，则　是他前此“问题小说”创作思路渐趋受阻以至最终被迫放弃的阶段。
　　进入本时期之初，赵树理不是以新创作而是以根据回忆重写一篇写于30年代的旧作《　金字》打头，看来就不是什么好兆头。该作内容则与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有些类　似，描写的是一个夹杂在地方统治者与被压迫乡民之间的乡村教师的尴尬处境：尽管主　人公的情感立场站在被压迫的普通群众一边，但因为生计关系他却不得不受命书写为鱼　肉乡民的地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金字”(又叫“帐子”)。在这样的时候重提这篇旧作　中的一些话题具有某种暧昧的象征意义，它至少说明经过参加革命及建国以来的诸般风　风雨雨，对于知识分子、统治者、普通下层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赵树理仍然是耿耿于　怀不能释然的，对于“新时代”里这三者之间的应有关系与现状，他还无法形成较为明　确的认识，离开将这种认识凝聚成形象、形诸笔墨更有一段距离，借助于重写旧作至少　可以回避描写新时代生活所必须具有的那种斩钉截铁单纯透明，而是可以表达自己许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感慨、惆怅及无奈。但这种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感受偶一冒出，他　在新体制中的身份与地位都将本能般地立刻对他发出严重警告，从而迫使他从功利与理　性角度出发将它们狠狠塞回心灵的暗室之中。因此在发表这篇旧作的同时赵树理不会忘　记在文前附一题记，申明自己这种行为只是“偶一为之”(注：见《金字》，“赵文集　”第2卷，第631页。该作发表于新创刊不久的《收获》1957年第3期上，《收获》所隐　含的某种“纯艺术”的导向亦使赵树理难以用他的应时之作来缴卷。)、下不为例。
　　有了这种在那个年代里被一再提醒与强调的功利和安全需要，赵树理在稍后积极响应　“创作大跃进”匆匆赶出长篇评书《灵泉洞》的上部、又在60年代初写出从正反两方面　劝导乡村知识青年安心扎根农业生产的短篇小说《互作鉴定》和中篇小说《卖烟叶》(　后者被作者本人认为是“我写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注：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　己》，“赵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页。))，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自50年　代中期以后，那种朦胧暧昧的、在那个年代不易得到培育更不容许加以表达的深层人生　感受还是会变着法儿不时侵入赵树理的创作，从而使得他习惯性的“问题小说”思路一　再受挫受阻，并导致了其小说创作内部的某种“断裂”；也即表面上似乎是在表达一个　符合时代主旋律的主题(作者在文本外的解释更强调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小说本身却又　包含了许多主旋律以外的、甚至是与某种主旋律或流行时尚背道而驰的丰富内涵，也就　是说不仅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形象大于主题”的现象，而且还逐步融入了一些言在此而　意在彼的所谓“春秋笔法”，许多作品再也难以归入茅盾所总结的那种“明朗隽永而时　有幽默感”的风格特征了(注：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　跃进》，《茅盾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在这些小说作品中，1958年的《锻炼锻炼》显然想重温“问题小说”的套路，试图借　具体人物来歌颂高级农业社里青年干部的成长和“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　”(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文集”第4卷，第1651页。)，但今天　的读者从中更多地看到的却是农业社里普通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低落及青年干部为了　完成任务而发动群众过程中的不择手段以及威逼利诱(被作为正面主人公来描写的副社　长杨小四动辄以“送乡政府”、“送法院”来威胁那些“落后群众”)，而被作为问题　人物来批评的“中农和事佬干部”形象倒显示出别一种体谅下情、尊重乡民性情性格的　人情味。1959年的《老定额》虽然意在批评公社制下大队干部“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　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注：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文集”第4卷　，第1832—1833页。)，但仍然显示了公社制度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阻、个人付出的　劳动与所得报酬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等一些潜藏的矛盾；而且在写作过程中那种符合主　旋律的主题设计已经相当冲淡，反而是对乡村干部群众在一次暴风雨前抢收庄稼的火热　劳动场面不由自主地倾注进了全部的热情、注入了饱满的诗意。
　　恰恰是这种对劳动本身的赞美、对实实在在不务虚名的劳动者及生产劳动过程本身的　诗意挖掘与描绘，成了赵树理1960、1961年里两篇纪实性作品的核心主题，这就是《套　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前者是一首关于一位76岁乡村劳动者的手的赞美诗，　尽管这双手从形式上看去不仅不美反而还有点“畸形丑陋”：“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　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象半个蚕茧上安　了个指甲，整个儿看来真象是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但就象优秀的钢琴家能在黑白键　盘上演奏出世界上最美好的旋律那样，这双手也能在乡村大地上铺展出最美好的诗篇：　“经他手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也不会塌壑儿；经他手压的熏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　了火；至于犁、种、锄、收那些普通活计，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这双手决不　仅仅是用来做粗活的，而是同时擅长做细活，而且“细得真想不到是用这两只手作成的　。他用高梁秆子扎成的‘叫哥哥’笼子，是有门有窗又分楼上楼下的小楼房，二寸见方　的小窗户上，窗格子还能做成好多不同角度的图案，图案中间的小窟窿，连个蜜蜂也钻　不过去”。拥有这样一双手的老人自然是一辈子闲不住的，子女们出于关爱而给他买的　一双手套也几乎永远没有戴上的机会。短短7000余字的作品由手而写人，由人而赞美劳　动、赞美朴实勤劳、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由此对那个试图仅靠种种漂亮的表面文章和　“花架子”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风气构成了有力的反讽与潜在的抵御和抗　议。怪不得作品一经发表就赢得了小说大家老舍、茅盾的热情肯定(注：老舍《读＜套不　住的手＞》，《文艺报》1960年第22期；茅盾《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第8节，《文艺报　》1961年第5期。)，或说它“从容而又严整”，或称赞它“涉笔成趣，引人入胜，行文　从容自如”。《实干家潘永福》也与此类似，写作动机全出于“自动”而非外界的任何　指令，立意在于“提倡不务虚名，不怕艰苦，千方百计认真做事的精神”(注：赵树理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页。)，只是所描写的主人　公这回是普通农家出身、如今已任县委常委、县工会主席，却在任何时候任何职位上都　不失实干家本色的地方干部。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严格检验，“新时期”的批评家充　分肯定它们是“用老老实实的结构、平平实实的语言，写踏踏实实的人物、扎扎实实的　精神，令人在当时那一片火炽的浮嚣中有如啜饮井水一般清爽”，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则　显示了“朴实的叙事性对表面化的戏剧性的胜利”(注：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的艺术发展》，原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又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论》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88—89页。)。
　　　　　　四
　　1962年是赵树理思想与创作都相当活跃的一年，不仅有前述“大连会议”上独立思考　、语惊四座的发言，有《挤三十——农村话旧之一》(显然是计划中的系列“话旧”散　文的开头篇)、《地方戏与年景》这些语调亲切、饱含人世沧桑感的散文，而且还发表　了《杨老太爷》、《张来兴》和《互作鉴定》三篇小说，属于他建国后发表小说篇数最　多的年份。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历过建国前后如许多的风雨和坎坷，赵树理正在继续酝　酿着自己思想和创作上的突破与超越，但这一过程的推进显然是阻力重重。《杨老太爷　》避开表现当下现实而是回到解放初的北方农村，描写北方农民以“做事赚钱，发展家　业”的传统乡土心态来对待自己参加了革命的儿女，认为不给家里捎钱便是“坏了良心　”，显示了传统心理的根深蒂固；《张来兴》则写一个炊事员在20多年里的坎坷人生，　其描写重点仍落在生性耿直、烹饪技术出众的主人公张来兴身上，而且通过一个乡村底　层出生的炊事员的不同经历来见证社会的巨大变迁：昔日气焰嚣张的“何家大花园”如　今已改造成县委招待所，宴会的主人与客人当然也已今非昔比，这次是由人民政府出面　宴请人民代表，只是厨师还是这个张来兴。但今日读者如果撇开作品表层的“颂新批旧　”保护色并站在乡村主人公的立场上，却可以读出别一重意味，一种作者当年隐隐地感　觉到却无法清晰地进行理性表述的内涵。这些显然都不再能够归入作者的“政治上起作　用，老百姓爱读”的问题小说范围，也能分明见出作者那种试图挣脱自己所熟知的急功　近利的小说创作旧规范的艰苦努力。
　　不过，赵树理要挣脱那层旧壳，无论是外在文学与政治语境还是他自身的主体准备，　恐怕都不太允许。同一年里发表的《互作鉴定》与次年写作的《卖烟叶》就再一次返回　了“问题小说”的老路，赵树理试图通过它们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乡村知识青年进　行直接的教育与批评，以便对主流社会的农村政策及城乡二元分隔体制表示认同，借此　起政治上的作用；1964—1965年写作的上党梆子《十里店》甚至走得更远，简直可以说　是对从外部接受来的“政治脉搏”(也即当时“农村阶级矛盾”是“地富篡夺领导权”)　(注：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页。)的直接　演绎。赵树理显然缺乏足够的力量继续走在由《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所启　示的新的小说实验道路上，在他生存的外部社会，自然更有千百重阻力反对和阻止他这　样做；而成功的“问题小说”却有个不可缺少的前提，那就是作家必须拥有独立地(!)　从周围世界中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并自由地(!)表达这种观察与发现的权利。处在40年　代初抗日战争中的赵树理基本上可以说是充分地拥有这种权利的，他从自己周围日常生　活中发现的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具体问题也同时是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根据地政治力　量所关注、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否则将影响这种政治力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五、　六十年代的总体政治文化语境已将文学和作家都规定为政治的附属物，作家必须放弃自　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眼光，转而以政治家或主流政治规范所公布和规定的问题为问题，　即使有些作家通过实地观察自下而上地发现了一些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有时甚至是非常　严峻的问题，也不能被当时的公共语境或主流意识形态正式接纳或承认为“问题”。既　然关于什么是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正问题的话语权已经不在作家自己的手里，在此情　形下若还想继续从事所谓“问题小说”的写作，那么除了失败便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看来，进入60年代时赵树理所开始的对其由早期成名作逐渐演化而成的“问题小说”　既成模式的突破尝试最终并没有得以完成。赵树理自己所认可的对于乡村百姓切身利益　的关注方式与当代意识形态所要求于作家的对于当代乡村的观照与反映方式之间也并未　达成真正的默契。以赵树理那样一份对中国乡村的独一无二的真心挚爱(注：直到1960　年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他还满怀深情而又津津乐道地诉说长期深入农村的种种好　处，说是“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见《谈“久”——下乡　的一点体会》，“赵文集”第4卷，第1683—1686页。)，凭借他在建国以后因仍然坚持　不断深入农村所获得的丰富感性体察以及不时越轨流露的对于主流社会乡村政策的大胆　怀疑与质问，他终于还是未能走出由他的自身局限与时代的严酷制约所合力制造的阴影　，未能给读者描绘出更为出色而丰富的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　遗憾的。据说直到临终前赵树理才感慨万千地说过一句话：“唉，我总算想通了，明白　过来了……。”(注：转引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读书》1998年第4期，　第103页。)今天的人们当然已无法起死者于底下追问他所明白过来的究竟是什么，但可　想而知，外在那样黑暗深重的“文革”时期及生命垂危的临终之际，赵树理即使对诸多　问题的真相有所明白与醒悟，那他又能怎样?
文艺理论研究沪80～8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范家进20032003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80～8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范家进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48:5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