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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由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进入以信息化为表征的所谓后工业社会阶段，而现代西方文化也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主义时期。作为当代西方“显学”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反映出西方文化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标示出了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因此，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成为本世纪文化发展和精神流变的内在轨迹，而由作为现代主义最顽固的堡垒的结构主义和在其内部产生的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正是这一轨迹发展的清晰线索，这是因为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支柱当然也就构成了后现代诗学的精神底蕴。本文试图通过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分延的分析，揭示两者对当代的人文精神和后现代艺术的交互影响。
　　　　　　一
　　结构主义作为当代西方较为重要的一种文化思潮，兴起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于1966年曾专门举办一次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会议的论文集题目为《批评的语言和人类的科学：结构主义论战》。这足以看到这种思潮影响的广泛性。罗伯特·肖莱士的《文学中的结构主义概论》的序言中认为，结构主义“是一个全面的思想运动——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思潮，席卷一种文化的各个领域，使该文化中最不相关的各种成份朝同一方向推进，结构主义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潮”（注：罗伯特·肖莱士：《文学中的结构主义概论》，耶鲁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7页。）。
　　 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 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F ·Saussure），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中认为，“语言”和“言语”是有区别的，“言语”是个别的现象，因而显示无序状态；而“语言”是群体的文化现象，自身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语言决定言语，任何脱离语言系统的言语都没有意义。索绪尔作这种区分的同时，又把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区别开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更强调共时性，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共时性研究中找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要素与整体之间后者更为重要，这就是后来成为结构主义模式的结构理论。
　　“结构”是结构主义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但人们对它的解释不同。其中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出自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u Piaget）。 他认为所谓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系统。“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注：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第2页。 ）整体性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
　　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整体思维关系的学说。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的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注：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页。 ）正是在整体的关系中，寻求恒定的结构，并将这种结构当作固定的模式或法则去分析世界，而整体性正是文化所具备的重要特性之一。
　　结构主义用被乔姆斯基称之为“深层结构”的方法去解释人和文化。这些“深层结构”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原则，它是无意识的，结构主义企图去发现这种深层结构，并以此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文化学基础。
　　　　　　二
　　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e）于70 年代发表的《言语和现象》、《书写语言学》、《写作与差异》为标志。德里达学说的基础可以看作是“消解哲学”。“消解”（Destruktion ）一词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　　　　这就是“Destruktion”，它含有分解、揭示、解出等意思， 指那些被消解的东西可以在被怀疑和超越中去把握。德里达要消解的就是西方出场的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传统。德里达认为出场作为本体论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以及笛卡尔的主体观等都属于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神学”（Ontotheological）的形而上学的“出场”（Presence ）范畴。当然，“出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把本体的存在当作表示时间实体，这表明它们是在确定的时间方式“现在”——“出场”的。这样，“出场”否定了过去与未来，仅以凸现“现在”的方式存在，就使得我们的思想完全被“现在／出场”的观念所支配，也就是被形而上学的绝对的权威观念所支配。德里达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对其进行消解。消解的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颠倒。在经典哲学和结构主义那里，“二项对立”的观念是其分析事物结构的基本方法之一，如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现象与本质等。德里达认为这种二项对立并不等量齐观，大多数的情况是两个名词中一个粗暴地统治着另一个，或者说在逻辑上其中的一个占有较高的地位。对于这种对立最好的消解办法就是颠倒，就是将处于主体地位的名词或实体打翻在地，从而达到消解的目的。其次是改变。颠倒只能是重新组织的开端，而改变则是通过颠倒，防止旧的对立简单地重新构成自身，同时引进新的概念。例如，要想消解言语的特权，第一步就是赋予写作以特权，第二步才是重新定义写作。这样，就达到了消解的目的。
　　德里达的“消解哲学”的另一项目的是对“言语中心主义”传统的批判。言语中心主义是指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认为语言能够完善地表达思想，语言的本质是说话而不是写作。这种观点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是从柏拉图时代开始的西方古典哲学家们都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即语言是从属于语言以外的某种观念、意图，总是被当作传播某种东西的工具。而在索绪尔那里则认为语言是第一位的，某种观念、意图并非先于语言，仅仅是语言产生的一种效果。但无论是意义在先也好，还是语言在先也好，都没有将书写放到应有的位置。索绪尔认为写作是远离人体的，是外在的，带有更多的约定性、人工性和派生性。但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可分，概念不能独立，索绪尔把写作从语言中排除出去的作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他提出“首要书写”（Archiecriture）的原则，认为“这个术语所包含的概念， 正好把传统的讲话与书写的等级反了过来，使人们不可能再把语言的任何使用，无论是写的还是讲的，看作是由有意图或再现所决定的”（注：安纳·杰费森、戴维·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念与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写作在先的原则首先打断了出场的能力，也就是通过颠倒说话和写作的顺序，消解了出场的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消解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也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化分野的概念是“分延”（Differance）。德里达在他自己创造的这个术语中包含双重含义：这就是区分（to difer）和延搁（to deffer ）的组合。在索绪尔看来，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绝对不变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不确定性。这样，语言符号就带有任意性，它和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德里达进一步认为，符号作为实际事物的替代用品，所指一定不出场或者说推迟了所指的出场，这样，符号运动永远具有“分延”的性质。　　“传统的意义理论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ed）之间有一种纵向的关系， 在这种纵向的关系中，能指被认为反映或控制了意义，而不是它本身。德里达希望将意义的产生归结于某一发生于横向关系内的过程，用以代替词语及其意义之间关系的纵向模式。简要地说，能指不再涉及超越它们自身之外的实体或事物；能指只涉及它的能指，意义是一种特性（Quality），它永远不可能是自由的，实际上永远无法与‘唤起’它的能指相分离。”（注：罗里·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第115页。）“分延”的实质是揭示符号的“非原生的”（Nonprimordial）性质。因为任何符号都需要有别的符号来解释，换句话说，只要符号存在，它就需要不存在的东西来为它下定义。由此看来，那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就会被迅速变化的非存在所取代，存在的只有分延。但是“分延”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词汇，它永远处于运动之中，属于无限的生成。这样就消解了“绝对的、非衍生意义”的符号。
　　　　　　三
　　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取代，在它们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是因为后结构主义就是从结构主义脱胎而来的，而且一些后结构主义者代表人物原来就是结构主义的信仰者或拥护者。
　　然而，毕竟在结构主义的前面加了“后”字。这不能不表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明显区别。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结构主义无限发展了索绪尔的共时性和特别强调了结构的客观性，而没有对历时性和实践主体的主观性给予应有的关注。这样，在结构主义内部的一些人对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加以全新的改造或者说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于是形成了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相比较形成了较大的文化分延。
　　首先，结构主义追求事物恒定的结构，表现出对客体的依赖和对理性的信仰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性；而后结构主义则表现出对非理性的张扬和对非逻辑的推崇。他们认为结构主义者在“不可动摇的信仰”和“合理安排的诺言”中陶醉而不能自拔，因而已不能代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语境。福科（Michel Foucault），这位后结构主义代表人， 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向了对尼采的崇拜，而且，他自信自己从尼采开始并且又超越了尼采。在他的系统阐述作为内在结构的词与外在物之间联系的成名作《物与词》（1966）中，对无意识的基础给以了完全肯定，更有甚者提出了“人的消亡”的概念。这是继尼采“上帝死了”的命题之后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思想。“人的消亡”不是指全人类的毁灭，而是指人类历史上所形成的人的理性的结构将被非理性的结构所取代。福科说：“我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哲学和批判思想的中心问题总是依然是、我希望还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所使用的理性是什么？它的历史影响是什么？它的限度是什么？它的危险是什么？我们作为理性的动物如何生存？……此外，如果说把理性说成是应予消灭的敌人是极端危险的话，那么，说对这种理性提出任何批判的质疑都是冒着把我送到非理性的危险之中，就也是同样危险的。”（注：《地平线》，英文版，1998年3月号。 ）福科的这番话是针对当时萨特等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有感而发的。哈贝马斯就曾说过：“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并避免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福科那里，我看到了某种这样的危险。”（注：《目的》，英文版，1977年春季号，第39期。）
　　其次，结构主义试图将“同质同构”作为研究事物结构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强调结构的普遍性和自律性；而后结构主义则对事物的普遍结构不再感兴趣，而转向异质事物，这是世界均衡的基础，正是文化的差异才形成了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如果这种差异消失就会导致事物结构变异与更替。德娄泽（Gilles Deleuze）就特别强调差异性，在他那部《差异与重复》（1978）中就指出，黑格尔把差异包融在绝对理念之中是必须反对的，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结构上的本质的普遍性，因为意义产生于无意义的要素的结合之中，而要素的结合则是由差异构成的。
　　再次，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调事物结构的整体性，即是说只要各种成份构成一个整体，就会产生有秩序的结构而最终得到整体的结构，这就是有秩序地构成系统的现象；而后结构主义则对事物整体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整体性的思维会导致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只有消解整体性，才有助于思想的传播和防止思想的僵化。
　　最后，结构主义反对艺术研究以个别作品为对象，而主张对艺术系统的结构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认为艺术品没有先于话语的先验所指，没有内在的中心或结构，也没有决定作品的终级意义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不断展开的所指成份的诠释过程，因而转化为一个新的所指系统。
　　　　　　四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标志着西方文化完成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视野的转换。虽然这两种思潮的理论内容和表述形式有着迥然的区别，但都是西方思想家对当代西方的文化艺术及人的生存状况所作出的理论上的自觉反映，因此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在理论实质上其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是对当代西方“焦虑”与“无言”痛苦的畸形表达，这种表达所诉诸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思想家们由对现实的改造的无奈转而退回到对语言、艺术与人生存关系的学究式的诘问与解答。透过后结构主义的晦涩怪异甚至是生造的词汇和概念，可以看到这一切学术上的努力涉及到一个极为深刻而重要的问题，他们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昭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境中吟痛而迷茫的心灵，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生存意义的语境。
　　面对这一共同的理论难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区别也许正体现了德里达独创的“分延”这一概念的涵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共时态上都是符号能指的不同，在历时态上，两者的差异总是延搁所指的出场。由是观之，后结构主义殚精竭虑的消解和解构本身仍是孜孜以求着一种建构与结构。这不仅因为结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批判的对象，还因为解构本身即是结构。“差异性”的意义链条无论怎样地流动和易变，它也总是在生成着意义，而有意义的话语就是一种结构。其实，解构呼唤着结构，只不过这种结构不再是结构主义文化视界中封闭的结构，而是一种敞开的结构，这种结构并非松散的、任意的结构。敞开势必多元，多元并不否定共识和共同的行为，只是要给“差异”留下合法的席位，为多向度的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解构与结构悖论是人自身矛盾的又一体现。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是对世界的两种认识与解说，表达着对人的不同分野。认识这两种视界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是非此即彼的一次性选择，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像其理论表现形态上那样泾渭分明。人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与生存之中，结构的封闭所造成的自我遮蔽是常有的事，因此，人们需要积极地解构习以为常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断对自身及世界进行认识和反省。这意味着人应当改造和更新自己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承认和尊重差异，宽容“异己”，以多元思维克服线性思维。
　　正如人不能容忍结构的普遍性和自律性的摆布而丢失个体的独特性一样，人也不堪忍受在不断的解构与消解中使自身变成破碎的铜片。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昭示出人渴望着重建精神价值的新维度，在充分获具个体丰富差异性的同时重新整合起人的完整形象。在现今的思想家们纷纷宣布“上帝之死”、“作者之死”、“人之死亡”的当代，“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这种文化诗学的内在的呼唤远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为强烈。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41～145J1文艺理论一韦/刘宏九19991999本文作者一韦、刘弘九，现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23 作者：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41～145J1文艺理论一韦/刘宏九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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