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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3—0064—69
　　进入80年代末以来，文坛消解道德、躲避崇高的风气愈演愈烈，英雄话题似乎一下子贬值。难道“上帝死了”，英雄主义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本文正是立足这一点对近半个世纪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予以回顾，认为在战地英雄凯歌——人本主义的反思——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样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下，英雄主题实现了从神话英雄向人间英雄的回归，目前进入理想英雄的挖掘、重塑阶段。这标志着英雄主题在50年的历史中与社会的政治生活、民族命运紧密相关，它的转换和升华标志着人的解放进程。
　　　　　　英雄走向神话：被推向极致的公共话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繁荣、成熟的报告文学，实际上肩负着“战地报告”的使命，各种英雄的事迹都无一例外地被报告文学家深情关注，漫卷的红旗、战斗的豪情、革命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类英雄赞歌的主调。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弥漫在公众心中的这股英雄气高涨，而且使英雄主义激情又添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与革命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弘扬。仅就几十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散文报告文学集及长达114万字、共426篇的《志愿军一日》来看，“英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正如伏尔泰在《论史诗》中说的，这“是一种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的廖承志，1951年4月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曾激动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确实，我在朝鲜看到了许多事情。而这些，要是不跨过鸭绿江，是不容易这么深刻地体会到的：忘我的工作，革命的英雄主义——是勇敢和智慧的结合，是乐观主义和钢铁意志，是冲破一切困难的决心，是朴素的作风，是谦虚的态度……”（注：廖承志：《朝鲜战地随笔》，载1951年7 月《解放军文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股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所结合起来的无坚不摧的铁流。这个铁流的力量在哪里？在于做这些‘平凡故事’的人物，已经不是几十个几百个，而是几十万个。他成了千百万人民的行动的共同守则，他成了不这样做就不行的群众性的共同信念，成了大家都必须这样做的共同行动的指导心理。”（注：廖承志：《朝鲜战地随笔》，载1951年7月《解放军文艺》。 ）这里的“共同守则”、“共同信念”、“共同行动的指导心理”概括得极为恰当，英雄主义的高涨和这种民族心理沉淀的结果是：英雄成了这一阶段的公共话语。除过《志愿军一日》是参战人员的亲历记以外，还可以列举不少作家、记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问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刘白羽的《在朝鲜的第一夜》，华山的《歼灭性的打击》，黄钢的《在杨根思牺牲的地方》，杨朔的《中国人民的心》，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都高度颂扬、讴歌了弥漫在朝鲜半岛的这种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英雄形象的崇高美和作品流溢着的抒情色彩及诗的提炼可以说是此类作品最显着的审美特色。《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抒情色彩已被读者公认，魏巍用饱蘸着激情与诗意的笔描写了战士的品格，而且还时时直抒胸臆，来表达对英雄的热爱与赞美。刘白羽、巴金、杨朔的作品体现了作家浪漫主义的、诗的意境的追求，想象、抒情以及融合着情感的景色描写是在诗意化境界中展开的。因而这一阶段报告文学趋向于散文化、诗化，表现在文学性中的这一特性成为英雄被作为公共话语的一种映照。“英雄人物站在伟大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是高尚、正义、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英雄的品格是群体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因此，“他们的爱与恨，都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更属于时代和民众”。（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于是，英雄成了失去个性和真性情的“类”，它的“类”特征表现出高大、完美、超凡脱俗的理想化倾向。如果说初期的“战地报告”是英雄的速写，那么，对英雄的英雄性崇拜真诚向极致时，英雄的赞歌便以神话的面目出现，这是公众情绪的必然产物。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社会背景不能忽视。早在1948年冬季召开的东北文化会上，就有人提出创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在新事物面前》的作者之一胡零撰文谈到：“要把‘英雄人物’与‘正面人物’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认为“正面人物，不一定个个都写成十全十美的突出的英雄”，而新的英雄则是“一种完美的工人阶级活生生的英雄典型，应该写成是十全十美的”。1964年11、12月合刊的《文艺报》发表了《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将一切建国以来关于英雄人物的正确讨论一概否定，认为这都是“同表现工农兵的任务相对抗”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翌年6 月号《新建设》上张立云撰文认为：“愿不愿意努力塑造革命英雄主义，是对今天的社会热爱与否，感情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认为英雄人物的个性，是“阶级性、党性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十七年英雄形象的塑造逐渐呈现出偏颇的发展轨迹，一些作品除一味地拔高美化英雄品格之外，还人为地把英雄和民众隔离开来，英雄至高无上由人异化为‘神’，民众则只作英雄的陪衬，反面人物大都虚弱无力。”（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从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英雄登上了文艺舞台，他们“理想的光辉”、“气壮山河的革命气魄，”“进攻”的性格，“叱咤风云”的形象，是缔造共产主义“畅想曲”的动力。
　　由此看来，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只是延续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情结，并使之浪漫化、诗意地放大，真正将英雄逼向神坛的是左倾政治思潮、英雄的公共话语。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顺着这样一条轨迹滑行的军事文学，遇到文革前后英雄化、神化思潮的推动，便合乎逻辑地驰上了虚假矫情的伪英雄主义的沼泽地。人从军事文学舞台上的最终消失……”（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的确立，社会主义悲剧被取消。”（注：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载《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
　　　　　　英雄的回归：文学的人本主义反思
　　从教条的人实现人的真正回归还是新时期。1981年第8 期的《解放军文艺》刊发的《“蓝军司令”》带给军事文学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它冲撞的不光是旧的军队训练体制、观念，而是寓言着一场大变革将在这块特殊领域实施，活生生的人出现在军事文学中。“蓝军”与“红军”的对垒中，永远是被配合、被消灭、被战败的角色。而“蓝军司令”王聚生却大胆地打破了这种常规和心理定势，应用巧妙的战术战败了“红军”而不是配合“红军”一如既往地夺去胜利的硕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江永红、钱钢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公开地向“假、大、空”挑战。他们首次撕下了伪英雄的外衣，使公众心理中的英雄定势发生了变化。“红军”如不改变战术把演习当作真正的战争来对待，其常胜英雄的角色将会结束，这不是富有意味的主动的挑战么？从“车马炮”中走出的王聚生，生灵活现地站在读者面前，他是军事文学中的新形象：富于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大胆探索创新。如果说“蓝军司令”是位英雄，那么他的英雄性首先体现在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现实人，他参与的是现实的生活。文学从伪英雄的礼赞、炮制中飞跃到对人的内在生命意蕴地挖掘，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之后，两位作者又在《惊蛰之声》中向人们报告了一位因探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用公款给连队买录音机”而违反制度被打入冷宫的指导员，向人们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并反思着探索者的人生价值。可以说，新时期军事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首先体现在对人的真面目的恢复及对真实、现实的人生关注上，之后才走向对传统的英雄话题、英雄概念的怀疑与反思。这还表现在文学对军人的价值肯定与描写，对军人的命运与疾苦的关注、理解。但是，从我国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过程却是极为漫长和艰难的。从80年代初对军人价值的关注和80年代末两部重要作品的问世，中间相隔了近8年时间，英雄的内涵才发生转变，从而出现了两部充满人本主义色彩和人道精神的作品，正视“失败的英雄”和“被俘的英雄”。一股悲凉之气从军事文学天地升起，彻底冲破了关于英雄的思维定势和旧观念。
　　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发表于《昆仑》1987年1期， 后出版了单行本并有续集。这是军事文学第一次从正面如此真实地面对战俘，为失败被俘者树碑立传的作品。20多万言的文字，是血与泪的集合体，真实地披露了不幸被俘的两万多志愿军官兵悲惨的遭遇和他们心灵的痛苦。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写的那样：“我们应当表现和歌颂那些战场上的英雄们。但是，战争可以使一个军人成为英雄，也可能使他们成为战俘。在战俘营这个考验军人灵魂的炼狱里，人民军队的本质，组成这支军队成员的本质同样得到充分的展示。”（注：大鹰：《志愿军战俘记事·后记》，昆仑出版社。）
　　如果说《志愿军战俘记事》是为了“被俘的英雄”仍坚持战斗的赞扬，那么，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则是为“失败的英雄”正名。《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原载《西北军事文学》1988年第2期， 随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通过几十名已近垂暮的女红军之口，向人们真实再现了这段长期被深埋于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历史。她们历经磨难，等待历史的证明，已等了半个多世纪。作者董汉河站在历史的高度，不但如实地记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而且用充满人道主义的笔触反思我党在对待被俘战士问题上的失误，呼吁公众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失败和被俘。
　　这两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在80年代末期，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左倾思想的禁锢被打破后人道主义的复萌，是人性光辉的礼赞。不但为战争中遭到失败的被俘战士树立了一块文字碑，也为我们的战争史补写并留下了一段不该遗忘的史料。它们的功绩还在于撕开了这一段历史禁区，为历史史料的整理、编写，对这一段历史能作出公正的评价起了前导的作用。这一英雄主题的转换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尺度，打破了各种陈式框架，所以，充满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此外，这一阶段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主题转换还表现在对战争中人性的正视、对战争参与者灵魂深处矛盾及复杂性的开掘、显现。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最为优秀的是《雪白雪红》、《历史，在北平拐弯》，这些作品都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目光透视了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历史，在北平拐弯》的作者王宗仁没有将战争概念化，而是在大的战争背景下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人生命运的选择与灵魂的冲突，人的价值的显露与毁灭，共同托出了凝重的历史底蕴。作家摆脱了对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处理模式，对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比如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郭景云、陈长捷等人的心理活动和失败后各自选择的反映，就充满着人性的色彩。此类题材中的上乘之作，还有邓贤的《大国之魂》，其反思战争中民族精神和人性的深度令读者赞叹不已。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雄从神话、概念化中走出，首先是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而被肯定，人的潜能、人的创造性不是被军营这个群体消融，而是在此得以更加充分地显现，人不再是这个集团中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其次，被扭曲的历史中的人得到充分正视，这是人的价值的又一恢复，比如对“失败”、“被俘”的英雄的正面反映等。这种对战争中的人性的展示，不是把人当作炮灰、历史的燃料而是当作活生生的生命对待，不再把战争简单的二元化：正义与非正义。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深刻反思战争的悲剧性，包括英雄人物的毁灭以及无辜生命的消失等等。从对战争的排斥悲剧到对战争悲剧性的深刻展示，显示了军事文学走向成熟。因为民族遭受外敌欺凌，人们不得不牺牲美好的生命去保家卫国；因为自然灾害危及普通人的生命，军人以血肉之躯挺身而出；不管环境十分恶劣，但为了守土的责任，年轻的生命忍受着孤独的吞噬。这都是悲剧，因为战争中人以牺牲美好的生命和情感而来换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更值得正视和关注。但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战争不是轻飘飘的充满着喜剧色彩的游戏，战争是悲壮而沉重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的军事文学中，人性的湍流中激荡着真正的英雄主义，使之变得凝重悲怆而不是凯歌高旋，使现实主义重现了光辉。
　　　　　　英雄主义的升华：民族精神的沉淀和象征
　　是对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的揭示，是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及生命美感的悲怆显现，才焕发、召唤着我们对人及人的存在价值的反思。其实，“英雄与人，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类人。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是凡人，完整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可能是一个平常的人，而大多数凡人身上，都程度不同的潜藏着英雄素质、民族意识，在特定的情势下，他们的英雄素质、民族素质会被激发，其行为也就闪射出英雄的光辉来了。”（注：管卫中：《军事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载《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很显然，此处的“英雄素质”、 “民族素质”就是民族魂、民族精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当代军事文学走向成熟就是不仅仅把英雄主义局限于纯粹的战争行为，而是对战争和人的悲剧性给予深度关注和理解，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深刻地反思，从而使之升华、凝聚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军事文学才可能实现对人的高层次认知。当战争成为遥远的记忆，一个向往好男儿“当马革裹尸”的民族，在经历了将英雄神话的公共话语时代，如何理智面对远离战争的考验，这同样是一场心灵的战争，是一种传统英雄情结的失落。因为此时作为个体的军人，面对的不是炮火、刺刀，而是各种纷繁的诱惑，一种心灵落差的冲击，一种来自精神失落的灵魂压迫。他们需要用极大的忍耐战胜诱惑，他们必须在建功立业的雄心和个体生命的消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90年代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恰恰展示了充满悲壮色彩的人生抗争，揭示了人的心灵战争而不是只对振臂一呼的英雄给予赞美。英雄的泛化，使文学关注的视角转向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的普通人，例如王宗仁的“青藏风景线”系列中篇及任真的《边关》等，不仅展示了忍耐、奉献、抗争的“青藏线精神”，而且用悲壮的笔墨绘出了真实的“边关”生存状态。平均海拔高度为4000米的青藏高原，终年积雪，严重缺氧，长年生活在此的人都变成了“畸形”：紫红色的脸庞像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凸陷的手指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至少忍受着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注：王宗仁：《青藏高原之脊》，载《十月》1991年第1期。）的世界，却生活着10多万解放军官兵。他们有痛苦和烦恼，有着人的种种渴望，然而这些所有正常人的需要，对他们来说却必须克制。王宗仁用充满悲凉的笔触写出了他们的无私和抗争，他们不仅是战胜自然、战胜死亡的强者，而且是战胜自我的强者。作者在此使残酷的自然条件与人的肉体、灵魂搏杀、抗衡所产生的悲壮、瑰丽的人性美产生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于是，崇高、神圣、责任感与献身精神不再是环绕在某种概念周围的虚幻的光晕，而是成功地还原给体现着英雄主义精髓的平凡的人。王宗仁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写了许多悲剧但却给人以震撼灵魂的悲壮美。他没有回避生活的矛盾，青藏线人孤寂的灵魂、沉默中的渴望和死亡、第三者插足等，都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他在悲剧中提炼和升华了的是人性美和一种支撑民族大厦的精神。与此相比，《边关》虽缺乏大气磅礴的场面，但却充溢着空灵的、悲壮的人性展示，那里“蕴藏着边防军人无尽的悠长而艰辛的故事，甚至是一些让人落泪悲叹的记忆——寂寞地面对无际的古老戈壁，年复一年地忍受荒凉、忍受酷热或严寒、忍受着恶风或狂雪，一切关于奉献或牺牲的概念，在那里是无须用言语诠释的。”（注：周政保：《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色——〈边关〉读感》，载《文艺报》1997年7月22日。）
　　王宗仁、任真竭力从悲剧中挖掘、升华英雄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英雄的本质，因为这苍凉、雄浑的悲怆之音中流溢的是民族的精神，人性的张扬。此间还有徐志耕的《莽昆仑》、李鸣生的《澳星风险发射》等作品，都以不同的视角，关注了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不过，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视野的单一性还是显而易见的。除“边关”、“青藏线”的艰苦背景衬托下，军人人性美的揭示这一模式外，其它展示和平年代军事与人的作品大都平庸无奇，由于“少有对人自身矛盾的深刻揭示，没有理性的观照与哲理的升华，自然也就无法构成一种美学境界。”（注：昆仑鹰：《世纪之交军事文学的历史进路》，载《昆仑》 1997年第1期。）可见，这些作品发挥的仅仅是认识效能而非审美效能。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曾经历了英雄的神化阶段，只有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照下，将悲剧还原给战争，英雄的内涵才得到正确的揭示。人在战争中的存在和对其命运的正视，人的价值的认知和肯定，人性的恢复，都是随着英雄的回归来逐步实现的。但是，和平年代，战争的暂时隐退是否意味着军人价值的低贬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衰落呢？回答是否定的。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存在于民族血脉中的民族气质，是民族魂的象征和沉淀，是个人价值与民族命运的同步实现和相融。当代军事题材的作品应该“深入到由军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理的深层，写出我们民族阵痛过后的新生”，（注：昆仑鹰：《世纪之交军事文学的历史进路》，载《昆仑》1997年第1期。）这样才能实现英雄主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升华。
晋阳学刊太原64～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永强19991999建国以来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曾经历了英雄的神化阶段，只有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照下，将悲剧还原给战争，英雄的内涵才得到正确的揭示。人在战争中的存在及对其命运的正视，人的价值的认识和肯定，人性的恢复，都是随着英雄的回归而逐步实现的。报告文学/军事题材/英雄/人的价值马永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作者：晋阳学刊太原64～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永强19991999建国以来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曾经历了英雄的神化阶段，只有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照下，将悲剧还原给战争，英雄的内涵才得到正确的揭示。人在战争中的存在及对其命运的正视，人的价值的认识和肯定，人性的恢复，都是随着英雄的回归而逐步实现的。报告文学/军事题材/英雄/人的价值

网载 2013-09-10 21: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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