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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春天年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二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着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着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1957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纮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纮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纮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纮。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纮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 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应为罗府）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先是租给苏联专家，后来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产生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肊，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据老人说，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启超等弟子和她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作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①。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②，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联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 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纮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皇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1968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象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乃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的黄绍纮亲妹妹。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口（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卐字会、蓝卐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乃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 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乃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叫罗仪凤时，称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罗仪凤谈及康有为及康同璧，辄称“我外祖”、“我母亲”。康老和她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她“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如此称谓实难启口。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分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紧张，“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 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个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翘起大拇指对自己比画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1902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据康老自己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祗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着名的一首是：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并以“女权发新韧，大事汝经营”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④


2004年2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①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② “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 “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③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5页。

④ 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作者简介：

章立凡　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撰有《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西学的第一次冲击》、《毛诗漫品》等；合着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民国着名人物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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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2011-04-11 17: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