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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至善论的政治哲学:自由之浮现

　　 一、至善论——柏拉图的方向

　　 二、至善论与法国启蒙学派

　　 三、至善论与英国政治学说

　　 四、至善论与分权说和代议制

　　 五、至善论与自由

　　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 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① ——卢梭

　　当马克思说：“卢梭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 ……”，马克思确实言犹未尽。卢梭的眼光，是含有道德救赎的 眼光；卢梭的国家，是具有至善目标的道德共同体；卢梭的人， 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不断回忆起卢梭的前述论点，逐渐释 读出其中蕴含的政治学含义。当卢梭用此岸政治手段追求彼 岸道德理想——“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成最有道德、最开 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他就跨过了宗教与政治的界 限，从宗教救赎论中牵引出一个政治至善论（ＰｏｌｉｔｉｅａｌｐｅｒR ｆ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ｓｍ），开启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把属神的问题引入属人的领域，把宗教的功能变换为政治的功能，把神学的职能变换为政治学的职能，把宗教生活中个人赎罪变换为社会整体的道德重建；

　　经此转折——

　　神性赋予了人性，神学赋予了政治学，神的天国赋予了人 的世俗王国，两岸外部张力转化为此岸内部张力，神人之间的 对抗，转移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彼岸神性救赎话语转移为此 岸意识形态话语，所有被阻隔在彼岸的神性激情，从此破堤而 出，汹涌灌入此岸属人的世俗世界。

　　千年传统的神学政治论，转变为近代百年纷争的政治神学论，就是从这里迈出了冒险的第一步。

　　一、至善论——柏拉图的方向

　　让我们从卢梭政治哲学的基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理 论，进入这一问题。

　　当代西方合法性理论研究专家Ｊ·梅基奥认为：韦伯思 想对２０世纪政治学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研讨权力合法 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ｒｉｇｈｔ）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一问题的最早发 轫，尚不是１９世纪末的韦伯，而是１８世纪中叶的卢梭：

　　 卢梭思想的真正悖论是：他在深入观察社会历史之 后，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向后看的无政俯主义者，然而，同 样一个卢梭，他又发现了民主主义，也就是合法性的现 代原则。②

　　 梅基奥认为：“合法性问题是卢梭时代思想生活中的最高 问题，而当时的合法性来源几乎都是出自然状态”。至于卢梭 合法性理论的个性特点，梅基奥归纳有五条：心理学上的洞见 （ｉｎｓｉ－ｇｂｔ）、政治学上的独特（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社会学上的敏锐 （ａｃｕｍｅｎ）、历史学上的确实（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以及认识上的稳妥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应该承认，梅基奥判断卢梭早于韦伯触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这一点是准确的。除此之外，他的观点都有商榷余地，如卢梭是否发现了民主主义。至于说卢梭合法性理论具有历史学上的确实，则完全说颠倒了。

　　卢梭的合法性理论，是从道德拯救进入，是对权力来源的 道德追问。这种穿透经验事实的追问，本身就与权力的历史形 成背道而驰，是一种逻辑先验的理论，怎么会具有“历史学上 的确实”？事实上，只有卢梭的对立面——启蒙学派论证权力 来源时，才讲究“历史学上的确实”。而卢梭的合法性理论，恰 恰是在批判这种具有“历史学上的确实”的理论中发展起来 的。

　　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至第五章，卢梭逐一检点了他的 前代人、同时代人对政治权力的各种论点，结果发现：从格老 修斯到孟德斯鸠，所有的理论只能分为两大类：要么直接承认 权力的天然合法性——不容追问；要么以历史形成的经验事 实来间接承认权力的合法性——逆来顺受。而对卢梭来说，如 此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本身就属非法，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合 法性理论，因为它剥夺了人的道德追问，取消了人的自由选 择。因此卢梭说：

　　 人们只是继续不断地加以改善（统治权力），其实他 们应当象来喀古士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首先扫清地面 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重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 厦。③

　　 卢梭那句声震欧洲的名言：“人类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 枷锁之中”，在这里换算为政治逻辑，那就是：把权力的历史进 程、经验事实统统括进逻辑抽象的括弧，悬置它的各种时态、 变格、人称，露出下面一个大写的“Ｂｅｉｎｇ”；只有暂时喝退历史 长河、经验事实，政治权力的发源地才能重新显现，以此为自 由零度状态，向前推衍政治哲学公理——不证自明、无证自明 （ｅｖｉｄｅｎｔ－ｓｅｌｆ）的先验原理，然后推导出第一原理、第二原理 ——只有这样，人类政治史的长河才能导入另一条河床，才能 挣脱由历史过程与经验事实所凝结而成的种种“枷锁”，才能 “重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

　　那个大写的“Ｂｅｉｎｇ”是什么？《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八章 有一段描述：

　　 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 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 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 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 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 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 己的理性……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 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 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 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除上述以外，我们还应该在社会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④

　　 在这里，卢梭也提到了“理性”。但是，他的“理性”是与“道 德”焊接在一起的；也谈到了“自由”，但是，他的“自由”也是与 “道德”焊接在一起的。卢梭的“理性”和“自由”，通向“道德”， 而不是通向“利益”，这是卢梭和他的同时代人在同样谈论“理 性”、“自由”这些字眼时，一个根本的区别。只有充分注意这一 区别，才能理解卢梭理论的逻辑关联：“道德”是拉紧“理性”与 “自由”的关键一环，失落这一环，“理性”将误入歧途，“自由” 也将迷失方向。“理性”、“道德”与“自由”，这三者的关系，用卢 梭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

　　 上帝使人自由，以便使人通过选择而为善弃 恶⑤；

　　 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

　　 如果说，在如此前提下论述的“理性”也是“理性”，那只能 称之为“道德理性”，而不是“历史理性”。它与那种以经验历史 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历史理性”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对立，具有深远的西方传统背景。 在这一传统中历来有两大部分，始终对立。前者以柏拉图《理 想国》为源，后者以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为源。亚里士多德 背师旁出，拒绝谈论政治体经验事实之上的先验模式，只以搜 集、整理、论述经验事实为职责，由此扩展形成经验主义的历 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虽经中世纪千年神学之压抑，终经文 艺复兴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复兴，重获恢复发展。英国经验哲学 及法国启蒙学派在政治思维上的历史理性，可以看作是早期 希腊亚里士多德精神在近代社会中的复原与扩展。与此鲜明 对应的是柏拉图的传统。尽管柏拉图《理想国》有世俗成份，在 他的权力图式表的最上一层，置放的是一个此岸性的智者贤 人——哲学王；但是柏拉图更多的是彼岸先验追求，他不能满 足于此岸政治体的平面罗列，他的政治思维是力图穿透这一 经验层，探求经验事实后面的先验起源。他把追求知识的目的 定义为追求至善，追求与彼岸理念（ｉｄｅａｌ）的融合，故而柏拉图 哲学王的实质是权力与理念（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ｄｅａｌ）的结合，是一个 至善王、道德王、一个等待权杖的教士、一个尚未穿上袈裟的 上帝。柏拉图的这一先验至善论后来演变为希腊晚期斯多噶 学派的至善论，汇入从欧洲边缘流逼过来的希伯莱－犹太超 验精神，终于形成基督教大潮，吞没亚里士多德达千年之久。

　　柏拉图→斯多噶→希伯莱→犹太→一神教的道路是神学 政治论的道路。它从天启良知进入，开掘先验层面的道德戒律 如摩西十戒等，限定世俗权力的合法范围。基督教形成后，出 现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两元模式，上帝之城即至善之城，至 善之城高于世俗之城，既是对世俗王权的合法认可，又时时保 留着对世俗王权的合法性追问。所谓凯撒的事归凯撒，耶稣的 事归耶稣，毕竟耶稣高于凯撒，每一顶凯撒王冠加冕，必先经 耶稣圣膏涂抹，方认合法。神学政治论的理路压抑了世俗王 权，既是它消极意义所在，也是它积极意义所在。在每一顶王 冠的上面，它都放上了一只上帝之手，加以弹压镇慑。这一上 帝之手，是中世纪蛮荒年代唯一找得出来的一只手，是以神性 形式体现人类道德律令对世俗政权的追问和监守。

　　但在马基雅弗里和马丁·路德之后，神性大潮逐渐衰退， 上帝之手逐渐疲软，世俗王权“弹冠相庆”，纷纷寻找世俗政权 以世俗方式论证的合法理论。亚里士多德复活，霍布斯、洛克、 孟德斯鸠应运而生，从经验事实层面纷纷建立新的合法性理 论。这一世俗潮流既是解放，也是释放，将世俗王权从中世纪 的道德监守中释放出来。因而，它与它的对立面一样，既有积 极意义，也有令同时代另一派人值得忧虑的消极层面。

　　卢梭说：“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份子”。 ⑥他在这种时候以这种姿态出场，上述两大传统的背景全部转 化为他所面临的问题处境。这一问题处境是：向后看，存亡续 绝，必须接引中世纪神学政治论的道德遗产，即至善论遗产； 向前看，除旧布新，必须重新安排世俗政治的终极目的——至 善天国，安排世俗政治权力的合法追问与道德监察，在“弹冠 相庆”的大、小恺撒的王冕之上，重新放上那只上帝之手。这两 个方面的综合，从逻辑结构上说，恰是柏拉图先他一千年即已 探索过的综合，权力与理念的综合；从时代环境中说，则意味 着神学政治论向着政治神学论的过渡。此时之卢梭，已失去上 帝之城之依托。他失去神性资源，又要承当神性任务，出路只 可能是：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观念（ｉｄｅａｌ）来安排对世俗权力 （ｒｉｇｈｔ）的道德监守，甚至更进一步，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观念 来重建世俗权力，在近代条件下完成柏拉图→斯多噶→希伯 莱→犹太→一神教的千年遗愿：ｉｄｅａｌ与ｒｉｇｈｔ的结合，化合为 权力理念：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至善天国在人间的近代实践，神性救赎话语延伸为意识形态话语，就是在这种特定的问题处境中产生的。卢梭之所以念兹在兹，要以至善论的道德理性而不是经验论的历史理性，作为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础，其秘密也在这里。

朱学勤 2013-08-20 15: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