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章詒和 - 民初思韻

簡體傳統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出版不久，章诒和便赴香港一所大学访问。我正好也来到这所大学短期逗留。一见到章诒和，就告诉她，你的书在内地销得很热。她说，咱们不谈这本书好不好？她又说：“编辑告诉我，对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体鳞伤，你就别看了。所以书出来后，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我赶紧翻书，看那些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果然有的不在了！

比如章诒和写到一件1962年的事：罗隆基告诉她父亲：“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第二天章伯钧精神很好，对章诒和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这段描写，让我们知道了章、罗二人60年代初的真实思想。如果仅仅凭他们在反右后的公开检讨，判断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显然是有问题的。可惜，编辑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让这个细节和一般读者见面。有人从网上看过全稿，说原稿既有文学史的价值，也有思想史的价值。现在的版本，仅剩下文学史的价值。我觉得，删去一些，仍不掩其思想的光芒，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相购阅了。香港一位书评家说：“章诒和的文章将我们导向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珍宝。我就是在了这些文章后，才去图书馆寻找罗隆基和张伯驹的着作来读的。我才发现，罗隆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关于中国宪政的文章其观点的前导性，即使今天国内也无人超越。”章诒和在书中对那些政治家的观点论述也介绍了一些，自然也是被删节的对象。不过，不少人都说，书能出来就是好的。章诒和对编辑和出版社是很感激的。她知道，他们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最初，接受不接受香港这所大学的邀请，章诒和还在犹豫，香港的朋友劝她说：章诒和，你的书出来后会不得了，你还是来我们这里躲避一下为好。章诒和这才决定来香港。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章诒和说：书出来后，我们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直在接寻访您的电话。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都找上门，电话被打爆了。编辑挡不住，诸多媒体要采访她，有些电话被追踪到了香港。章诒和对我说：“如果你要帮我解释，可以说三点：一，我年龄大了（已逾六旬）；二、精力不足了（身体不好）；三、水平有限（不懂外语，不通古文）。”我说如此去说，我就无地自容了。她说：“一定要这样说。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集中精力写作。所以，对我的书说好说坏的我都不看，我不想受干扰。我觉得心里的痛感和孤独是不能化解的。否则，人和字儿就会飘起来。那些能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定力的。我也有自己的定力。”说不受干扰，还是有的。最近我们都在香港，她书中提到的某个人的家属，突然托人打电话要求把书中有关此人的事情，全部删掉。对这样的事，她非常生气。她对提到的那个人是很尊敬的，行文中亦无任何不敬之处。只不过作为历史人物，在她的笔下是有情有态的人，不是神，更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正面概念的集合。某些名人的后代习惯于那种概念的评价，一见到把长辈当作活人来写就不能适应。那天章诒和的情绪十分不好，原来心脏就有毛病，又一次发作，躺在沙发上许久才平静下来。那天正好我去澳门，第二天回来才知道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本文着作权属邢小群女士，Yu 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章诒和是学者，她的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回忆性的长篇散文，但涉及到的人和事，她都有严谨的考证。如果看到书后面的对人对事的详细注释，就会明了她的严肃和苦心。她对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有生平小传，这种注释已经详尽于一般学术规范，你读了它会更深切理解章诒和所谈到的事情的意味；对问题判断的依据，她也不以一条引文或一面之谈为定论，比如储安平之死。她说，除了我自己直接听到的，我一定做到所提到的事情必有出处。即使是听到的，也得有第三人的证明，我才敢写进去。其实，她的文章出手并不快，每写一篇要翻阅资料，尽量核对事实。她几乎提笔即流泪，难过得几天写不下去。她说，最终是要写她的父母，但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动笔。我曾问她，您那时年龄不大，父亲和您的谈话，您能记得很清楚吗？她说，民主党派的人家，大约沾了“民主”二字，很多话是可以和子女说的；不像一些共产党干部，自律性那么强，很少和子女谈国事及其认识。据我所知，她1978年出狱，1979年即开始记录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和经历。此事已持续了二十余年。罗隆基、储安平的两篇文章是在80年代初，就动笔了。此外，她还搜集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和口头录音。她与我们聊天，经常会一句一句地复述某人对她触动很深的谈话，我相信她的这种记忆。她说，一些人与她父亲有几十年的交往，那些人物多侧面，非常复杂，她本来是可以披露一些，可是不敢动笔。因为当事人活着，或者子女不愿意直面历史，弄不好麻烦缠身。和章诒和聊天，感到她知道的人和事，真是非常之多。其中，不少细节都能刷新我对历史的因袭看法。她写作的资源如此丰厚，如果要求她像走钢丝般小心地前行，那真是难为她了！

章诒和是性情中人，有自己判断人和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她快人快语，总是立即做出自己的判断。吴思是章诒和新近认识的朋友。她读了吴思的“潜规则”系列，评价很高。当她知道吴思最近输了官司，十分气愤。她立即给吴思发去邮件，这样写到：“昨日从丁东那里得知你打官司一事，大惊。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坚决支持、同情你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陆键东败诉于昨，有你败诉于今，谁将败诉于明？可能是我或者是其他的人。法律界和知识界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这种滥施的权力。”在她看来，吴思有写陈永贵的权利，陆键东也有写陈寅恪或别的什么的权利。现在家属一告状，法院就判作者败诉，又是赔款，又是登报致歉，学者出示的大量证据，法院轻率地弃之一旁，更谈不上听取学术界内行的意见，这是对史学的极大伤害。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前几年，发生过一个古鉴兹败诉王国藩的案子，已经影响了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据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纠正。现在又发生吴思败诉案，影响到公民从事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权利。事关公共利益，章诒和是不愿意袖手旁观的。

我在香港遇到章诒和的时候，正好余杰也在这里。章、余二人年龄差一倍，原来并不认识。虽然章以前也看过余杰的文章，见面却是初次。余杰这几年经常招来非议。我们在香港这所大学十几天的访问中正好听到龙应台的一次沙龙性质的讲演，谈她从政的体会。余杰对龙应台期许较高，觉得她对台湾、对香港都有尖锐批评，唯独对大陆过于温柔。就向她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主持人怕有麻烦，有意不想让龙应台回答余杰的提问，当然龙应台还是比较诚恳地做了一些解释。余杰有感而发，第二天就写了一篇评论龙应台的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仅仅以手稿示人，就受到周围一些人更猛烈的批评。有的批评者虽无恶意，但总想把余杰规范一下。章诒和却十分看重余杰的不规范，给他的发的电子信中说：“远看近瞅，你都很美。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无论你走到哪里，行至何处，我都会注视着你。”后来她对我说，中国现在有几个余杰？不能要求年轻人讲话都是四平八稳。余杰这样的青年中国太少了！

我在这所学校也做过一次讲演，谈我做的口述史工作和体会。其中，我提到有些部门对口述史的学术意义认识不足。章诒和的发言对我启发、激励很大。她说口述史对采访者的文化历史知识要求很高，应该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甚至要高于被采访人。唐德刚采访胡适，可以说自己把胡适研究了一遍，列出两百多个问题。他提的问题之尖锐、深刻，让胡适极其震惊，几乎招架不住。这样的对话与记录，才能将口述史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保持在很高水平，其作用非一般回忆录和一般的采访所能替代的。口述史要求双方是对话式的，要有思想的、智慧的碰撞，生出火花，引导问题的深入。她的话更坚定了我对口述史研究价值的认识。也深感自己做这项工作的水平有限，提醒我更多地充实自己。但我想，只要努力去做，还是有意义的。

与章诒和近距离的接触，她无论作为学者、长者、朋友，总使我感到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