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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诒和作一个辩护。

自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诒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五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诒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诒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才能理解什么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什么是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按照行内的规矩，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音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诒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许不那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可能”有过，这就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诒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是以文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现代的知识体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据、词章，假如一部着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司马迁的《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不曾亲眼目睹，如何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现在我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往事”也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本文着作权属许纪霖先生，Yu 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诒和的笔下，章、罗也好，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年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辨？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电影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文学家、史学家太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总是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谓“亲历历史”，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富，仅此而已。



本文转载于《文汇报》
 

许纪霖 2011-04-11 17: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