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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先生已经是96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插管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根据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19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用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产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应该是76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着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着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着，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理论着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着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爱国主义、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一个疑问。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安那其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没有直接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先生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着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着作，也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收入了他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未提过这件公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揶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被现在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50年代都遭受过政治迫害，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其中比较激进的朋友对此都有微词。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的声明，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我想鲁迅当年与徐懋庸那样一批既有热血又有野心的左翼青年之间的隔阂肯定会发生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对的是比当年鲁迅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随便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着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人类过比较富裕的生活，问题在于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的过剩与能源的危机。我这样概括可能是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20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着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100多年前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着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地过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读到台湾一位另类女作家洪凌的小说，她的小说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会道德的生命现象，而她自觉地给它们冠上了一面旗帜：施蒂奈尔和蒲鲁东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纯粹出于游戏举出了这一旗帜，但我的内心由此而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许是很寂寞而且孤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多似牛毛，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行动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地发挥着作用。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二、岗位
　　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无政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力量，并贯穿到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去。吴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分化，社会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如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理想主义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运动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仑美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担任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中，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使《憩园》、《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先拒绝李立三，后又拒绝周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摆脱了周扬等左联领导集团的控制后，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已经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
　　三、《随想录》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批判“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在80年代很多次危言耸听的风波中，巴金始终没有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竖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在写作《随想录》的最后一个阶段里，巴金一口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及为胡风、叶非英等冤案抗议的文章，使《随想录》的境界提升了一层。我注意到网上有些指责文章提到了巴金对胡风一案的暧昧态度，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刚被提出的时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里对此开始反省，直到1986年写《怀念胡风》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正义的声音。这里固然包含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对巴金的压力，但同时也足见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对沉默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难道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吗？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应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可惜，这些言说艺术在网络操纵下普遍粗鄙化的90年代文化氛围里很难被人注意到，因此，误解与隔阂就在所难免了。
　　有的批评者把80年代的《随想录》与90年代的《思痛录》相比，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比较。且不说80年代共名状态下的二元对立的肉搏式思想斗争与90年代无名状态下的多元话语并存的环境不一样，巴金先生作为一个统战对象与韦君宜先生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巴金先生反思的只能从他身边的事件引出教训，表达良知，而韦君宜先生则是权力圈子里的觉悟者，她的所知范围自然更有揭示内幕的价值，而且以她的资历和党内地位来说，她也毋须用曲折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任何人的觉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80年代巴金先生吞吞吐吐地为胡风鸣冤的时候，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先生正是阻止《新文学论丛》发表胡风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出来的长达五万言的《〈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当事人之一。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韦先生的意思，我对《思痛录》也是充满敬意的，只是我想，即使是韦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是想说就能随时说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内心激烈的自我斗争和最后之觉悟的。我们讨论问题应该尽力做到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制约，以青年人的急躁心态来轻易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80年代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巴金先生个人的悲哀，总的来说，80年代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到了90年代几乎是广陵散绝，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战士来领风骚，这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所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90多岁重病在身的老人永远与青年人一样冲锋陷阵，何况，在9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以思想界领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们是否真的在冲锋陷阵，退一步说，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样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随想录》当然会有局限，正如任何前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剧变化中的现实中国环境里，都会有其局限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前辈的精神财富。我总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谓百年积德，真正的“德”，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们现在无法创造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广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去做。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37～1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思和20012001巴金早期着作里所反映的反对强权与维护个性自由的内涵，是当时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后期那种以“讲真话”来维护良知与操守的精神，正是近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巴金自“文革”后来自各方面的无休止的种种苛责，作者认为，这是源于身处不同的时代环境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由此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使一些人用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这是一种自斩其根自断其流的误区。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37～1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思和20012001巴金早期着作里所反映的反对强权与维护个性自由的内涵，是当时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后期那种以“讲真话”来维护良知与操守的精神，正是近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巴金自“文革”后来自各方面的无休止的种种苛责，作者认为，这是源于身处不同的时代环境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由此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使一些人用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这是一种自斩其根自断其流的误区。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网载 2013-09-10 21: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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