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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师》这篇小说又名《巨鼹》，它叙述的是个十分简单的故事，没有真正的结尾，似乎是忽然中断了。叙述者在等待乡村教师离去，但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离开，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无离开之意。在卡夫卡的短篇作品中，它不像《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法之门前》、《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名篇那样出色。
　　不过，仔细阅读这篇作品，便会发现，它的主题如此明显的现代性，它所涉及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中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日，越来越普遍地被认识到，那就是阐释问题、语言危机、科学批判。另外，这个短篇还涉及学术体制和阅读问题。
　　一
　　在一个偏远的乡村附近，据说曾经出现过一只巨大的鼹鼠，关于这件事的唯一文字记录是由一位乡村老教师写成的，但是他的研究报告没有引起社会反响。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位年轻商人，他为教师抱不平而拿起笔重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同样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倒招致讥笑，而乡村教师和那个年轻商人之间也产生了不和及误解。这是故事梗概。
　　鼹鼠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特殊巨大的鼹鼠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当巨鼹还只是在人们的传言中时，当它还只是自然界中比较特殊的现象时，并不曾出现什么问题，但当它被用文字来描写和解释时，也就是说，当自然转入文化领域时，矛盾和问题就出现了。分析这篇作品，就会发现矛盾之所以会发生，一方面和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基本的方面，是和文字及阐释问题有关。
　　故事的表层由三组矛盾组成。第一个矛盾存在于乡村教师和城市专家学者之间；第二个矛盾存在于叙述者和农业杂志社之间；第三个矛盾存在于乡村教师和叙述者青年商人之间。为了解决第一个矛盾而展开故事，由此又产生了第二和第三个矛盾。故事中的矛盾最后并未解决，似乎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叙事的突然中断，已成必然，中断，正好进一步说明了叙事过程所展现出的问题。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小人物，个人负担起研究巨鼹出现的现象，并以之作为他的毕生任务。他十分投入、十分孤独地进行着工作，他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然而他的研究报告对巨鼹出现的描写不够详尽，他也没能力为这一现象做出一番解释。在几年的默默无闻之后，他又写了一篇追记文字，记述他为了得到城里学者的认可所做的努力和所受的屈辱，表示他的无助、不平与愤懑。乡村教师对整个事物的态度带着激情，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进城见了教授之后回到乡下，妻子带着五个孩子在雪中迎接他的那一幕，使人觉得他近乎殉道者。按照他自己的话，他关注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虽然我们在他后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夹杂着功利主义思想，他盼望能因报道这一发现而出名，期待因此而被调进城里去工作。不过，叙述者“我”认为，这些并不影响教师对事情本身的真诚态度。
　　无论乡村教师有多少热情，无论他是多么努力，他的“文字”(小说中提到研究报告的地方一律用“文字”die Schrift来表示)始终未能被承认，这里，一种福柯指出的权力机制在起作用。学术上的“话语构成”① 也同其他话语构成系统一样，服从于一种基本结构，基本上与父权式的权威相似。个人在学科上的努力必须得到权威的认可，才会有可能被纳入现存学术体制和学术话语中，才算是存在的，才会有社会意义上和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乡村教师面对的是学术权威，他在这个领域中是圈外人，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学术团体，也不具备圈内人应有的科学知识，这就意味着，他没有在这个学科领域中说话的资格，他被排除在科学话语权之外。教师身处乡村，教授的天地在城市，他们的社会地位相距甚大；教师的研究是自发的，方法可能是幼稚的，教授们则已有一套研究的定规，两种环境、两种文化完全不同；教师作为个体对某一现象进行研究，教授是这个话语领域里自满自足的群体的代表，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对这一现象不予重视。当教师排除万难终于见到教授时，受到的是冷遇。教授对乡村教师不屑一顾的态度，表明了科学领域中的权威并不乐意见到自发的科学研究行为，对于非体制内的学术活动持排斥态度，历史上和现实中，这种例子很多。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和权力结构中，乡村教师的失败似乎已是注定的了。
　　二
　　不过，教师的研究报告中“描写”不详尽，他不能对现象做出“解释”，是不是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呢？如果是，那么是因为他本人能力不够，还是另有原因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乡村教师没能将他认为的真理揭示出来，没能传达出他所想传达的信息。
　　青年商人研究的出发点和教师完全不同，乡村教师的研究是出于一种激情，他对事物本身有坚定的信仰。青年商人则不同，他做研究是理智思考的结果，是为了证明乡村教师的努力值得尊敬。他尊敬的是乡村教师对事物的真诚投入，也就是说，他尊敬的是乡村教师对事物信仰的态度，而不是那被信仰的事物。他对巨鼹出现的现象并没有多少兴趣。他说：“即使我发现了巨鼹，也不会像教师那样全心全意地为它出力。一只巨鼹自然是一种奇观，但不可能要求全世界对它持续地注意，况且，它的存在也还不完全确定无疑。”② 真理本身是不是确实存在，值得怀疑，即使存在，也并没有必要要所有人都信奉它，这就是“我”对巨鼹现象的态度。这种态度和乡村教师的态度有本质上的差异。他们一个尊重真理本身，一个尊重对真理的真诚态度，一个代表激情，一个代表理智。他们以不同的态度研究同一问题，研究的方法也不相同，其结果也不同。“我所写的东西和教师所写的，实质上并不相同，虽然我们都相信自己证明了巨鼹存在的事实。”(第255页)
　　青年商人不以教师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去进行研究，而是重新开始找资料，这一做法使教师不悦。城里的学术权威拒绝乡村教师进入学术话语，而对青年商人而言，教师何尝没有独霸巨鼹现象之嫌呢？不过，真正激怒教师的是“我”的态度，教师不能容忍“我”不带着感情和理解地去做这件事，不能容忍“我”对巨鼹本身没有兴趣。
　　他们两人对事物本身的态度不一样，研究的方法和表述的方式也不相同，但两份研究报告却是同样地未能让人信服，甚至于被混为一谈。青年商人，也即叙述者“我”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寄给一家农业杂志社，而编辑以为新收到的“文字”是教师的“文字”，故而讽刺教师将这事拿来旧调重弹。“我”检讨了不成功的原因，其中一条与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足有关：“我是生意人，写东西的能力不如教师，虽然其他方面的知识比他多。”(第258页)他们两人，一个有表达能力，一个有知识，但表达能力和知识都未能帮助他们传达出题中之意。真理与语言之间出现了裂隙。
　　巨鼹出现这件事要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呢？“我”寄希望于科学话语，但是他明白，即使有科学家继续去研究教师的发现，并且得出结果，但那结果与原来的现象也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科学话语在使被发现的事物升华的同时也使它消失了。它将与科学性定律联系在一起，普通人没有理解的可能。(第263页)这样的思路简直就是将“巨鼹出现”这件事判了死刑。巨鼹是出现过了，至少在传言中是出现过了，但是，想传达出它存在的信息，要描写它的特征并且解释它的成因和意义，似乎是连科学话语也无能为力了。科学方法严谨，科学态度客观，科学家依靠理性，不像乡村教师那样带着感情色彩，也不像青年商人那样，为了证明别人的真诚而写，然而，科学家可能写出的“文字”是抽象的总结，它会让具有特性的事物消失在概念中。如此一来，关于巨鼹的信息仍然无法真正地传达出来。
　　在《乡村教师》中，同一种现象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成为三种不同的“文字”，三种“文字”各自传达了不同的信息，也可以说它们都没能传达出信息。乡村教师所写的和青年商人所写的，实质上是不相同的“文字”，而科学家将来可能写出的关于同一现象的研究报告，就将更有别于这两篇已写成的“文字”了。故事中断于“我”与乡村教师准备分手之际，此时，作者、叙述者，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还有读者，都已经明白，人物再做什么也于事无补，叙述的中断成为必然。
　　卡夫卡那篇题为《普罗米修斯》的短文，很可以用来说明这个故事的思路。那篇短文叙述了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四种不同的传说，文章的结论是：“传说试着去解说那不可解说的，因为它的根基是真，就必将归于不可解说。”(第306页)巨鼹现象和普罗米修斯现象在卡夫卡笔下同为不可解说，不过，在《普罗米修斯》中，我们至少知道诸神在发怒，群鹰在啄普罗米修斯的肝，普罗米修斯在忍受痛楚，他的伤口在疲惫地愈合。而在《乡村教师》中，我们只得知关于巨鼹的“文字”不能广为人知，却一点儿也得不到关于巨鼹本身的任何信息。根据常识我们知道鼹鼠是一种藏身于地下的动物，一般的时候，人们是看不到它的。清晨，见到地面上一处处小土堆时，便可判定，鼹鼠又在地底下挖掘过了。在捷克、德国和奥地利的传说中，鼹鼠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有预言生死的能力，并能够给人以力量。巨鼹在小说中显然是一种隐喻，如果我们将它看为隐藏于地下的真理，那么这篇小说就表示语言文字没有显示真理的能力，如果把它喻为歌德的浮士德花费毕生精力所想认识的“在最深处维系世界于不坠”③ 的那一点神秘的力量，那么就表示语言文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万象时，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语言负担着传达信息的功能，但是，当它再现信息时，总是遇到障碍，它总是传达出一种别样的信息，而且，在它所说出的东西背后，总还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乡村教师》的故事里，人物的努力是让巨鼹的真相大白于世，然而事实上，通过叙述过程，故事却遮蔽了它本身所想表白的真相。就这样，卡夫卡的叙述解构了文本自身。
　　那么，巨鼹到底是什么，它的踪迹何在？根舍·安德斯从犹太民族信仰的角度来解释《乡村教师》，认为巨鼹既代表隐藏在黑暗中的犹太人的神，又代表犹太民族不为人知的生存的真实情况，乡村教师和青年商人各代表东犹太人和西犹太人对本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也说明他们在世界上的不同社会地位和贫富差别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其他人如教授和杂志编辑则代表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歧视。安德斯还认为这篇故事写的是卡夫卡本人与犹太宗教的关系，而故事中青年商人最后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收到他的“文字”的人，要求他们寄回或者销毁他的“文字”，这正与卡夫卡后来要求布罗德烧毁他的遗着并向所有收过他的信件的人收回这些信或请他们烧了的做法相符合。④ 从文本中读出犹太民族与犹太宗教的主题，虽然有实证之嫌，尚可说得通，不过附和烧毁遗着的说法则有点牵强。
　　小说中，巨鼹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巨鼹的描写和解释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整篇小说虽然描写各种不同的矛盾，事实上却是围绕着巨鼹转，小说的另一篇名就叫《巨鼹》，可是，巨鼹始终不在场。它的出现，最初被言之凿凿，不但传言它出现过，还有外国人为了看它而千里迢迢地跑到那偏僻的乡村去。但是，随着叙述的进展，它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退到背景中去，叙述者“我”和乡村教师都未能确凿无疑地证明它的存在，在叙述者经历了这一切后开始叙述时，巨鼹现象“早已被遗忘了。”(第252页)也就是说，在经过许多争执之后，在已书写成的和那将可能书写的关于巨鼹的出现、它的特征、它的意义的那些文字背后，巨鼹已不再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而存在了。这意味着人们如果能够认识巨鼹，所识的将是“文字”中的巨鼹。乡村教师所重视的是“事物”本身，而这“事物”恰恰只能存在于指称之中，它只有名，它的实何在，叙述文本本身和文本中的“文字”始终未加以证明，能指始终未能引出所指，巨鼹何在，无人知晓，留下的只是那些由文字构成的巨鼹的踪迹。卡夫卡以他的小说阐明了半个世纪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我倾向于将巨鼹作为一个初始文本看待。《乡村教师》德文原文载于《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第252页至264页，中间十页中，“文字”(die Schrift)这个词和它的代词频频出现，有时一页出现十次之多。小说中提到的，不但有教师和青年商人写的关于巨鼹的“文字”，还有乡村教师写的追记以及青年商人为了追回发出的“文字”所写的公开信，这些在小说中也称为“文字”。因为这个词出现频繁，使人想到《乡村教师》是一篇关于“文字”的故事，故事中的“文字”似乎永远达不到它意欲达到的目的地。如果我们认为巨鼹现象隐喻一篇初始文本，那么乡村教师、青年商人以及教授或科学界人士便是初始文本的读者和潜在读者，他们所写的或可能写的“文字”是对初始文本的阐释，这些阐释又成为一些各有差异的文本。西方传统阐释学标榜遵循文本的内在结构，以一些可以重复并经得起检验的方法，描写文本的形式及它的独特性，探究文本的意义，揭示其客观指意，忠实再现初始文本所包含的真理。现代阐释学除了努力在整体与部分间往返寻求文本意义之外，还注意到阐释行为应该对读者开放，应该有读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显现在读者与文本的反复对话中，当今对阐释的理解已经不在于求得文本的最终意义。《乡村教师》描写的是再现初始文本的不可能性，在这篇小说中，能指只能由其他能指来体现，它不揭示真理，不但不存在单一的真理语言，是否存在某种先在的真理，也还是不确定的，因为巨鼹是否存在直到最后都受到质疑。文本的阐释在这篇小说中始终没有结束的可能，每一种阐释的过程都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无法顺利进行，并且每一种阐释的结果都是开放的，无法达到阐释循环的无间相容和最终意义。这样，《乡村教师》显示的阐释概念与当今的阐释理论如出一辙。艾柯说：“没有比讨论自身与意义脱离的文本更有意义的文本。”⑤ 这种断言未免过激，但不失为卡夫卡作品确切的注脚。卡夫卡的阐释立场与今天的理论立场是如此的一致，一致得让人惊讶，这再次让我们看到卡夫卡作品现代性中的后现代性。
　　不论表达有多么困难，书写行为继续在进行着，不论能指是否能引出所指，阐释行为永远不断。人们在做着必须做的事。《乡村教师》除了描写语言文字传达信息的困难，它还提醒读者，仔细阅读文本是一切阐释行为的先决条件。乡村教师、青年商人和卡夫卡笔下所有的人物一样，都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问题，还为问题做出答案，然后推翻答案，再找出另外的理由以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字”之所以未获成功，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读者的态度问题。当乡村教师好不容易见到教授，在教授面前郑重其事地宣读自己写的“文字”时，教授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听着，之后说了几句文不对题的话。农业杂志的编辑对待青年商人的文字，其态度和教授如出一辙。“他们既未读过第一篇文字，也未读过第二篇，只不过在匆忙中抓住了巨鼹和乡村教师这两个可怜的字眼，这些先生们便自以为足以代表既得地位者发言了。”(第258页)青年商人认为这种行为“不可原谅”。小说对教授和杂志编辑的谴责事实上是对一切断章取义者的谴责。这一谴责对所有读者，包括故事中的读者和故事外的读者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三
　　卡夫卡经常思索着言说、书写的表达问题以及对语言文字的理解问题，在作品中描写信息传达之困难者如《诏书》，皇帝临终前口授的遗言永远没有达到受话者耳中的可能，因为一路上有数不清的障碍。《审判》中神甫和约瑟夫·K关于守门人故事的对话，篇幅冗长，⑥ 每一种对文字的理解都立刻被推翻而代之以另一种理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讨论中始终无法确定。“那个简单的故事”于是“变得不成形了”，⑦ 读者最后也只好接受神甫所说的：“对一种事物的正确理解与对同一事物的错误理解并不互相排斥。”⑧ 文本不存在单一确切的终结意义，这一思路在神甫与约瑟夫·K的对话中比在《乡村教师》中表现得更加直截了当，不同的是，《乡村教师》的思路更加激烈，巨鼹是否存在到最后还受到怀疑。对语言文字的传达与接收功能感到困惑，不是卡夫卡一个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家中，不少人在书写时常会有言不及义或言不尽意之叹，在阅读中也常有诗无达诂之感，即使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交流中，人们也有词不达意的时候。不过在卡夫卡写作的时代，语言危机在思想界日渐成了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
　　语言危机和语言批判是1900年左右出现在欧洲的现象。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文化、社会发生转变时，概念也会随之转变和消解。20世纪初欧洲思潮进入一种理性的危机时期，⑨ 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为主的进步、乐观的世界观此时受到怀疑和挑战，危机意识表现在文学、哲学、社会学领域里，最终表现在语言上。原先人们认识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客观世界是稳定的，文字和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稳固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转折期间，各种稳定的关系，诸如主体与世界、主体与认识受到怀疑，现实世界不复在人的掌握中，主体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不复存在，语言与现象间的牢靠关系摇摇欲坠。文学艺术家的感知总是先于公众，对社会思潮的转变的反应比公众快，在世纪转折期文学家普遍意识到语言问题便不足为怪了。突出的例子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他深受“物”与“概念”无法契合之苦，他在那封着名的《一封信》⑩ 中，讨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深感语言无法捕捉现实，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概念化的语言使人无法与人沟通。他观察事物时，觉得事物分裂又分裂，成为许多很小的部分，根本无法用一个概念表达。不少同时代的着名作家都表达了同一困惑，里尔克、多布林、卡尔·克劳斯等人的作品就是例子。按照杰姆逊的说法，整个欧洲现代派面临着语言表达的问题，他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时代，语言没有成为问题，人们仍然认为，如果你感觉到什么就可以说出来，……伟大的诗人就是能比别人说得更好的人……而现代主义的到来，带来这样一个意识：不管感觉到什么，你都无法说出来。这种危机在许多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为寂静，为不能表达，不能语言。语言不再发生作用。”(11) 对此应该补充的是，并非语言的本质受到质疑，而是概念性、抽象性语言表达的不足在此时被普遍认识到了。
　　时代的语言危机同样袭击着卡夫卡，像他这样感受极端灵敏、思辨极端深入细致的一位作家，困惑可能更深。卡夫卡本人关于美学和诗学的陈述不多，仅仅在一些谈话和笔记中可以见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对雅努赫说：“像民族、工人阶级这样的词汇都是抽象的、普遍化的名词，教条式的概念，模糊不清的现象，仅仅通过语言运作被理解，这样的概念仅仅作为语言建构是真实的。”(12) 在卡夫卡看来，抽象仅仅是思想和语言上的运作的结果，事物和现象被统一到抽象的概念中，其本质不能够被表达出来。卡夫卡同时代的学者毛特纳三卷本的《语言批判论文集》(13) 到1923年已经出了第三版，他对语言的批判也是指向语言的抽象概念，他认为人们的概念总是通过抽象产生的，诸如德行、不朽就是这种普遍化的概念，它们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可以说，卡夫卡在《乡村教师》这篇小说中考察了对现象所做的不同语言陈述，而不是寻找现象背后的真理。在他看来，真理不可解说。然而作家卡夫卡还得去“解说那不可解说的”，他的作品很基本的一个特色就是以语言去勾勒出那最终不能以语言表达的，《乡村教师》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的徒然性和必要性。
　　在《乡村教师》中，叙述者对教师说“每一种发现都会被纳入科学的总体中去，在一定的程度上中止了它作为发现的性质，它在整体之中升华了，同时也就消失了。要有科学训练的眼光才能够把它辨认出来，它会与定律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定律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第263页)，埃姆里希从这段话里看出卡夫卡对科学的批判，认为特殊事物或是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或是受到了专家的关注而被纳入理论和概念中，其特殊性因而被淹没，成为一般性的事物。并且科学理论高高在上，一般人无法理解。超越正常经验的事物被消解，经验中的事物因为正常而被维护着。(14) 我非常赞同这一看法。19世纪在欧洲盛行着的经验论、机械论的科学观到了20世纪初受到质疑，对科学的怀疑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潮。直至19世纪下半叶，进步的话语和乐观的态度还支配着人的思想，此时的科学观是世界一切现象都根据可以预见的规律活动，自然科学的主旨在于探索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自然科学描写事物，从描写中总结出常数，从而得出客观规律，如此获得的知识是客观的、可信赖的。机械论的思路统领一切知识领域，连语言分析也按照机械方法进行。通过理性和科学，隐藏在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可以被发现、被认识、被掌握，科学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使人认识真理。人们乐观地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教育完善自身，人类社会可以依靠理性达到和谐的境地，这种思路给人以人是统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合为一体、自然和社会可以成为统一体的想像。人们在认识论和科学观上都处于极端自信的状态，人对科学的信仰把科学抬高到神的地位，科学就是人类完善自己的希望，对科学的信仰近乎宗教信仰。《乡村教师》中的教师对科学研究就带着这样的宗教情怀。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科学研究大行其道，并且大有收获，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考古学等等无不蓬勃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对科学的质疑也出现了。胡塞尔1910年在《科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已经明确了他后来出版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的观点。胡塞尔批判了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尤其是科学不关注人类精神方面和人类生存的问题。他并不针对科学性本身，而是追问“科学对人类的存在曾意味着什么，将意味着什么”。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实证科学完全决定着现代人的世界观，科学的兴盛令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这意味着令人远离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15) 韦伯1919年的演讲中就提出对科学的批判，“只要人们愿意，原则上任何事物都能够通过计算去掌握。这就表示使世界失去魅力……技术和计算统治着一切”，他更进一步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处理价值观，无法对个人存在的意义给出答案。(16) 这两位大师批判科学的着眼点更多的是科学失去与人的存在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科学本身。卡夫卡《乡村教师》里的科学批判也是这层意思。
　　卡夫卡通过对语言危机和科学危机的认识和表达参与进他时代的精神话语场。这说明卡夫卡并非一位与世隔绝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内心世界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上，特别在卡夫卡研究上，曾经有过避开历史因素的倾向。我认为历史语境和精神史层面上的因素在卡夫卡研究上是不该被忽略的。
　　注释：
　　①Michel Foucault, Archologie des Wissens. bersetzt von Ulrich Kppe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p. 156论述了话语构成。
　　②Franz Kafka, Smtliche Erzhlungen. Hrsg. v. Paul Ra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 257, 此后文中所引文本只标明页码者均出自此书。
　　③Goethe, Faust. Eine Tragdie, 1. Teil. Goethes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Bd. 3. Hamburg 1962, p. 20, 诗行382-383: " Daβ ich erkenne, was die Welt Im Innersten zusammenhlt" .
　　④Günther Anders , Kafka. Pro und Contra: Die Prozeβ-Unterlagen. München: 1972, p. 94-97.
　　⑤Umberto Eco, Die Grenze der Interpretation, München: 1995, p. 23.
　　⑥⑦⑧Franz Kafka, Der Proceβ, Gesammelte Werke in zwlf Bnden, Nach der kritischen Ausgabe, Hrsg. v. Hans-Gerd Koch, Frankfurt am Main: 1994 Bd. 3, p. 225-233, p. 234, p. 229.
　　⑨见J. W. Burrow, 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欧洲思潮的转变过程。
　　⑩" Ein Brief" . In: Impressionismus, Symbolismus und Jugendstil.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en. Bd. 13. Herausgegeben von Ulrich Karthaus. Stuttgart: Reclam 1977, p. 141-154. 此信以" Brief des Lord Chandos" 着称于世。
　　(11)F. Jameson着，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当代学丛1。台北1990年第三版，第189-190页。
　　(12)Gustav Janouch, Gesprche mit Kafka. . 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68, p. 132.
　　(13)Fritz Mauthner, Beitr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3 Bde, Nachdruck d. 3, vermehrten Auflage Leipzig: 1923, Hildesheim: 1969.
　　(14)Wilhelm Emrich, Franz Kafka, Knigstein: Athenum Verlag, 1981( 9. Auf. ) , p. 147.
　　(15)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szendentale Phnomemnologische Philosophie, Hamburg: Meiner, 1996, p. 4. 转引自Peter Lauener, Die Krise des Helde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101。
　　(16)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Hr. v.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Mohr, 1982, p. 582-613. 此处转引自Peter Lauener, Die Krise des Helde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95。

外国文学评论京55～62J4外国文学研究谢莹莹20072007
卡夫卡/阐释/语言/科学/阅读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篇幅虽小，涉及的却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中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日，越来越普遍地被认识到，那就是阐释问题、语言问题、科学批判问题。另外这个短篇还涉及学术体制和阅读问题。本文结合阐释理论和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时代思潮讨论这些问题，试图从一个侧面说明卡夫卡作品的历史意义中的现实意义、卡夫卡作品的现代性中的后现代性。
作者：外国文学评论京55～62J4外国文学研究谢莹莹20072007
卡夫卡/阐释/语言/科学/阅读

网载 2013-09-10 21: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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