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岩画研究看交叉学科与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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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3)03-0080-04
  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岩画,是绘画或刻制在石头上的图画,它是人类没有文字以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在国外又称“石头艺术”。从远古的狩猎时代,到现代的“原始部落”都存在着岩画的创作。这些画,生动而丰富地印记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足迹,“堪称想像宏丽、言情浓烈、造型生动简朴、意境深邃的无声史诗”。岩画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某种特定文化样式,当聚集在一起的岩画能按时代顺序明确起来时,每一种就代表一个文化序列中的不同时期,通过题材的综合,岩画就能揭示出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对于狩猎的动物种类和所采集的食物种类的描绘,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人类生存的制度。对武器工具和其他物件的描绘,揭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神话和信仰的图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过去,它们反映出远古人类思想意识的本质面貌,同时还揭示出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岩画无疑成为具有世界性宽度和历史性深度的研究课题,并为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原始宗教史、艺术史、经济史、神话学、哲学、天文学、美术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形象化资料。“岩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在具体方法上有相互交叉的相通之处,可资相互借鉴,而且也在于它们在研究的对象或资料上具有相同或可以相互参证、比较的一面。”[1]正因为岩画的研究涉及到多种学科,岩画学也就被称为边缘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尤其受益于民族考古学,其成果也博济彼此。
  中国的古史研究曾以其单一的研究模式呼吸了两千多年,铸就了中国式人文研究的固定模式——文字的训诂与文献的考据。直到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种单一的模式才开始拓宽自己的领域,从考古文物、甲骨文等地下材料中汲取新鲜的空气。从此以后,人文研究改头换面,先后出现了歌谣、民俗一派,岩画一派也随之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岩画研究从诞生始就具有了学科交叉的吸引力,中国的研究者最初就未曾把岩画作为简单的考古文物对待,从最初的实地考察、发现、复制、汇编和整理到现在的解读与理论阐释,他们都把跨学科的眼光投诸于此,从而在岩画研究不断突破的同时也取得了多学科多领域的成就[2] 。
  岩画的种类很多,对不同种类岩画的研究都体现了学科交叉的魅力。在类人面像岩画的研究中,经过考古的辅助研究证明了岩画中的类人面像与各地出土的彩陶、陶塑和骨雕中的类人面像大都相互辉映,从而在时间上得以彼此印证。例如,在黑龙江沿岸舍卡奇一带发现人面像岩刻以来,原苏联学者曾试图去说明这些岩画是何时何地被何人制作的,但未果。直到考古学家们对黑龙江两岸的古代遗址作了系统的发掘后(包括对岩刻附近的地点做了发掘),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在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碎片上,发现圆形的人眼在凝视着我们,嘴巴的外轮廓在柔软的陶土中刻出很深的轮廓线,总的看来,这些陶土器上的人面像与在舍卡奇发现的人面像同出一辙。对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考察,证明这些陶器是堆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层位,可用碳-14测试的方法,明确地断代为公元前第三千纪。舍卡奇岩画的制作年代也当大致与此相同[3]。而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类人面像,却是体现了岩画学对民族学的功劳,这些岩画不但反映了祖先崇拜的含义,而且在人面像面部或额头之上刻划的直道,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嫠面”的习俗。此外,类人面像岩画不是随意敲凿在任何适于作画的石面上,而往往只分布于沟畔悬崖或沟口岩畔上,这就可能说明这种地貌环境,便于人们在这里举行“生殖巫术”的仪式。经过比较发现类人面像的图像制作非常认真,采用比较费事的磨刻技术,磨痕较深,手触有光滑感。这就说明人们可能把此类图像作为庄重、严肃和神圣的事业看待。而且这些类人面像的图像一般不与其他内容的岩画混刻在一处,而是单独存在。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生殖巫术”的重视程度,其有专门的活动场地。
  在对狩猎岩画的研究中,例如我国北方阴山乌拉特中旗的“猎鹿”岩画,整幅画面突出野鹿的地位,它虽身中数箭,却依然屹立不动,充分显露出创作者的心理动机,体现出远古先民对野鹿存有的巫术情结。再比如在中国北方草原发现的岩画中有回纥文、西夏文、蒙古文、突厥文,内容包括狩猎、畜牧、争战、自然崇拜及神灵崇拜、舞蹈等。由此可窥出从远古时代开始,这里曾经出现过荤粥、鬼方、戎、狄、羌族、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可见,运用考古学、民俗学、原始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隐匿在岩画背后的原始文化及其历史的奥秘。
  在对岩画中日显突出的一种——生殖岩画的研究中发现,交叉学科及学科交叉的魅力更是不容忽视。由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画面情节,我们可以断定其为“生殖岩画”,这一大型的雕刻岩画,非当时拥有生殖巫术与生殖崇拜思想的原始先民不能创造出来。对其解读必须以跨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其意义,从而使其成为上古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证据。王炳华先生指出:“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看,这一主题的如此大型雕刻画面,在国内,是目前仅见的一幅;从世界范围看,也未曾见到如此宏大规模、明白清晰的有关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画面报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新疆地区已见的岩画资料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需要特别保护的一处遗迹,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它清楚表露的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与宗教、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艺术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许多领域,都具有不可轻估的意义。形象一点说,它是当之无愧地雕凿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页思想文化史!因为没有后人的润色、增删,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晚期当年人们的朴实、纯净,显示着他们的追求、祈祷,记录着他们野性的呼喊与欢乐,表现着他们的美学追求与艺术实践,有如摄、录像一样保留着他们当年的生动形象……这就较之任何古朴的文字,都更为明白、清楚地显露了它的思想内涵。”[4]
  如同岩画可以为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形象的资料一样,对岩画生殖图像的研究也需要借助于很多领域,比如古文字、神话传说等。同样是新疆地区,塔城裕民县巴尔达湖的岩刻也有生殖方面的图像,研究者对其构图的方式作了详尽的分析,发现越南的神话传说和云南纳西族的《祭天古歌》可以作为这些生殖图像的文字注解,而且从甲骨文和金文中也能探寻到其踪迹。
  族属及年代问题是岩画研究的难题。岩画记载着原始的狩猎部族与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众多民族共同创作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其特征又各异。游牧民族本身流动性大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其族属问题不能单一地强调某个民族创作了某地岩画。比如,内蒙古大草原上就生活过匈奴、鲜卑、乌桓、蒙古等民族,甘肃境内生活过匈奴、羌、月氏、乌孙人,因此,各地岩画应是由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共同创造的原始艺术。关于岩画的断代问题就需要参考多学科的资料进行类比,探索性地推论其年代。比如,从其作画方式及雕凿工具上就能找出断代的线索,从自然环境的变迁、动物种类的演变等内容的研究上也可以从侧面为岩画断代提供一定的线索。如今关于中国岩画的断代方法,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并加以介绍。如采用考古学放射性碳素(碳-14)和孢子粉化验断代;以辨认岩画动物种属的兴灭来推断岩画年代;岩画与出土文物相对照来推测岩画年代;通过古文献史料分析岩画制作手法、内容题材、艺术风格以及民俗、民族学等有关材料来判断其相对年代。目前我国学者大都采用以上各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
  “目前所知,从世界古代岩画遗迹中,能辨认出反映最多、最清晰的画面,是人类生活(狩猎)和繁衍(生殖)之类的图像。”[5]但是,时间、空间的因素以及种族、文化的差异致使这些相同内容的岩画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因此如果想得出科学的解释就需要各国岩画的专业人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对其做具体、综合的分析。可喜的是现在的岩画研究者业已学会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进行研究,例如户晓辉在《岩画与生殖巫术》一书中就指出:“人类学方法有助于‘复原’或‘重构’初民的文化环境;考古学要求对岩画进行描述、分类和分析;文字学研究使岩画具有前文字资料的意义;而神话学则可通过岩画与神话的相互比较、相互参证,发现二者‘异形同构’。”[6]再如另一位岩画研究者胡邦铸对贺兰山岩画《围猎猛虎图》的分析,他不但从民俗学角度借鉴着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有关萨满的观点,而且从岩画制作上的垂直投影法(美术史家们又称之为“埃及画法”)的角度透视其艺术特色,指出岩画制作者采纳这种绘画法的独巨匠心,从而使原始岩画主题突出,其稚拙美和飞杨的神采令人玩味不已。有一位岩画研究者说:“岩画有别于物质生产和纯粹艺术生产,它借助自然而超越自然,属于艺术与自然中介的原始艺术生产,与神话相类。作为原始形态的岩画,无法摆脱人类童年的稚拙与粗糙,但是其中却有实现艺术美的深在创造根源。”
  岩画研究者的视野已不局限于一门一科,其他门类的研究者更是对岩画兴趣盎然,从《阴山岩画的诗性本质》到《岩画中的服饰艺术形象》,从《从原始岩画到现代美术书法作品》到《岩画舞蹈图与蒙古舞蹈》,从《岩画的环境学阐释》到《岩画中的动物世界》与《新疆古代岩画中的骆驼》,各门各类的研究者都涉足于这一领域。据悉从1986年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学士论文中就曾出现过以岩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
  从以上的岩画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交叉学科的生命力所在,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科学趋向整体化,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跨学科的交叉运用更是普遍流行。所谓跨学科研究又称科际研究或综合研究,就是从多种学科的不同角度同时考察一个对象,处处着眼于事物的“全面”和“整体”,重视比较综合,避免瞎子摸象的片面理解,共同协作解决一个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7]。
  实践表明,交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大势所趋。以民族考古学为例,从最初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考古证民族史开始,民族学与考古学就开始了相互印证以至磨合的过程。蔡元培先生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指出:“考求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这里,蔡先生提出了借助民族学材料说明古代文物的观点。而后,林惠祥、罗香林、向达、夏鼐、冯汉骥等人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在实际研究中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紧密结合。从西南地区的悬棺葬遗物到北京猿人的头骨以及穿孔的石器与骨物都印证了民族学的内容。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我国在这两门学科形成之始就已开始了交叉民族考古活动。当然,处于交叉时期的民族考古活动并不能称之为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形成必须具备构成学科的主要因素:理论、方法、研究领域、专业期刊。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过,“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实物结合起来,就会创造一个结合的整体,从而形成了称之为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整合中,民族考古学诞生了。作为一门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交叉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以及探索阶段仍然需要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魅力。民族考古学家们在探究古代文化的物质遗存之时,就不忘观察与分析当代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的物质文化,并在类比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全面地解释一个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与特定文化遗物的背景和意义。
  如同民族考古学一样,形式多种多样的交叉学科不断诞生和发展于现在的科研领域,有相邻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边缘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两门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多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传统与新兴学科之间的交叉;有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也有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还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有内部交叉,也有外部交叉等等。学科交叉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冲破了传统学科的整体格局,促进了学科建设,交叉学科研究也已成为产生科学新前沿的一个主要来源。据悉,中科院今后将把支持交叉学科研究作为孕育原始性创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就曾在中科院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指出: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发展态势也表明,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往往会产生新的前沿和方向,许多前沿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探索。在学科交叉的推动下,一批新的学科前沿和方向正在迅猛发展,基础研究的工作方式在发生变化,有组织地开展综合性研究日显重要。2002年4月,在北大的研究生工作会议上,100多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共识:21世纪最有希望突破的学科集中在交叉学科。生玉海说,北大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增量部分重点考虑了交叉学科。他着重介绍了3个交叉学科: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和纳米科技。前两个学科在北医与北大合并后有明显的发展潜力;而纳米科技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北大于1997年成立了纳米科学与技术中心,目前教师队伍已日渐成熟。据介绍,北大200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共177个,其中有环境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路与系统、应用化学、教育技术学、新闻学、电影学、中外政治制度、专门史等11个新增专业。这些新增的专业都是交叉学科与学科交叉的产物。同样,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新近受理的2002年度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申请中,就着重支持校内跨院系的交叉学科研究和新的科学思想的创立[8]。
  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与发展,代表了当今科学研究的深入化、具体化,“未来交叉科学的发展将朝着远距离、大跨度交叉方向发展,如在宏观与微观、生命与非生命、存在与意识、大脑与智力之间的大跨度交叉;在各门类科学,如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之间的大跨度交叉。多层次和时空大跨度的交叉往往将导致科学发展的重大突破,以致引起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9]与此同时,原来已成独立领域的学科也把视野投诸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与应用上。正像前面所说的美学领域、语言领域、生态领域的专家都曾把岩画作为研究对象,岩画的研究专家也把相关领域的知识充分加以利用,如在新兴的岩画生态学研究中,专家们通过整理综合,已查明148个岩画的主要地区,绝大部分位于目前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从地球中部阿拉伯的达沙米·韦尔斯,到北冰洋挪威的特罗姆瑟;从利比亚撒哈拉的阿卡库斯,到南澳大利亚的帕纳拉米提山;从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到墨西哥的巴雅·加利福尼亚的圣伊纳泽奥;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梵尔卡莫尼卡,到西伯利亚的中叶尼塞河;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丘布特河,到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哈韦科姆。另一方面,可靠的资料还表明,在今天的热带森林地带则没有岩画的稠密区。在巴西的亚马逊平原,在刚果,在其他中西非的国家,在南亚,我们都很少发现岩画[10]。这种从生态学角度进行的查证是对岩画研究的突破,也给岩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市场。在研究者的眼中,业已把与本学科相关的领域当作亲密的研究伙伴。
  [收稿日期]2003-01-24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兰州80~83J7造型艺术王焯20032003岩画作为一种原始的艺术形式,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它不仅生动而丰富地印记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足迹,也为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形象的资料。对岩画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从岩画研究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学科交叉的重大意义。岩画/交叉学科/民族考古学王焯(1979-),女,辽宁沈阳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兰州80~83J7造型艺术王焯20032003岩画作为一种原始的艺术形式,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它不仅生动而丰富地印记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足迹,也为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形象的资料。对岩画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从岩画研究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学科交叉的重大意义。岩画/交叉学科/民族考古学

网载 2013-09-10 2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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