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为《中国农民调查》,但在材料上却并非完全是第一手调查而获得,比如引来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丁作明、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的小张庄惨案、惊动了公安部有关人员的王营村上访村民等,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或者是有了正式处理结论的。该书的重头戏——推进税费改革的过程,虽历经波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策,形成文件,从而迎来了“中国农民的福音”(作者语)。这多少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作者涉及的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上的一角,而整个冰山仍然隐藏在深深的水域之中。
而且作者都是写过报告文学的,对这种体裁笔者了解得十分有限。但通过这几年接触纪录片的经验,对那种文学的、有时候是戏剧性的笔法来描述一个客观而残酷的事件,时不时插上一段主观议论,来告诉读者应该得出什么结论的做法,感到有些不习惯。
尽管这样,笔者还是要说,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对于仍然抱着一种逍遥状态、整体上“作壁上观”的文学界,可以说是挽回了一份尊严——面对这四处激荡不安的社会和时代,适时地交上了一份自己的答卷。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向友人发问:为什么在苏联和前东欧地区,关心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而当前中国这一角色却由身为学者的人们来承担?那么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仍然有人保持着基本的人类良知、基本的现实感、基本的看待世界的善恶是非的尺度。
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书中表现出来的专注和耐心。应该说,对书中所涉及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程度不同地有所了解,对其恶劣和残酷大体有一个估计,但常常因为无可奈何而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两位作者的可贵正在于,在这种几乎丧失言说的可能性的地方,他们的目光紧追不舍,把那些混沌得像泥点一样的细节打捞出来,将杂乱无章的现象纳入可以理解的范围,对这种可以说掉到人性水准之下的生活,赋予一种人性的和正义的尺度,从而也赋予了它们以尊严。读这本书,你会感到作者像提了一壶沸水,他们所讲的那些事情不是捉襟见肘的一桩两桩,而是咕咚咕咚往外冒,遍地的泉眼一般。我得承认,某些令我不习惯的地方,同时也是让我感到叹服的原因。作者不是冷眼地从旁描述,而是像局中人一样积极地分析、筹划、出主意、想办法,从中你可以感到他们滚烫的心肠,用老话说即“古道热肠”、“肝胆相照”。
也许这样的稀缺元素在另外一些作家眼里,正好是“小儿科”一类。这些人的“成熟”是有理由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是被主导意识形态强奸最惨烈的一个领域,其中最大的隐痛还在于为数不少的一些人是自己“迎”上去,自愿充当奴婢而自身阉割。这就导致了在其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文学界谈“政治”、谈“社会”色变,仿佛那是不能近身的“梅毒”,又要遭致曾经发生过的惨祸。在这种“创伤记忆”的支配下,又分出表面上截然相反的两支:一支是重新打扮成“纯洁少女”,以“语言”和“叙事”为界,唯恐再次上当受骗、遇到不测;另一支是打扮成“混世魔王”的模样,其逻辑是——既然我曾经被玷污过,那么其他所有的人都别装蒜,统统是一路货色。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而无论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迄今还在为当年的“失身”继续付出代价。
很难说这符合中国古话里说的“吃一亏长一智”。如果说要吸收什么教训,恐怕不能说是文学界自身招蜂引蝶,于是需要改作尼姑或充作流氓,写“纯诗”或在污水里翻滚。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文学界所拥有的空间,并不是自己通过奋斗而争取来的,当年的被施暴者主要是由文学之外的力量所解救的;那么在中国新一轮的社会分化和组合当中,文学界是否能够和其他领域一道,为促进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改变某种外部环境同时也是确立文学自身的尊严,还是一个未知数,仅仅拥有极少量的迹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中国农民调查》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生长点。
 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崔卫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在中国新一轮的社会分化和组合当中,文学界是否能够和其他领域一道,为促进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杨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据北冈教授发表在《野草》第71号(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2003.2.1)之该论文及发表在《野草》第72号(2003.8.1)之订正与在这之后的亲笔补正翻译而成,译文由北冈教授亲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陈晓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级大学生,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着有《表意的焦虑》等10多部着作,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200多万字;并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编选丛书、文丛多种。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2年度评论家奖” 作者: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崔卫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在中国新一轮的社会分化和组合当中,文学界是否能够和其他领域一道,为促进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杨昊成
网载 2013-09-10 21: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