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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仙逝的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réng＠①先生，让京城经济学界沉浸在默默的哀悼之中，董老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独立的做人原则永远让人难以忘怀。
    董老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去世是经济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董老在推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董老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关心，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时刻，敢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学习。
    董老的去世使这一代人失去了一位共同的导师。我们应该学习董老的独立人格和不怕任何压力，不屈不饶追求真理的精髓。1979年，董老第一个提出国家所有制改革的观点，这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他从来都没有退缩；2000年后，董老关注的课题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董老从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出发，日益认识到产权变革对国企改革的重要性，而产权的清晰化和流动性必须依赖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在2001年2月展开的中国资本市场大辩论中，董老清晰地表明改革开放是推动国家强大起来的理论核心。
    作为本刊的名誉主编，董老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三个印象：一身正气，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是一个有品质的人；一身骨气，无论是对谁，都没有任何媚骨；一身锐气，观察问题，敏于思考。
    董老不仅给中国经济学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留下了诸多思考。他常常告诫我们：经济学家要甘于坐冷板凳，当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时要敢于坚持；经济学家要善于坐热板凳，一旦受到重用，要冷静和谦虚；要肯于坐硬板凳，要对问题做持久的研究和探索。
    在稀缺的时间与不足的生命中，董老作为经济学界泰斗，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如果我们后辈学子能把董老对于资本市场发展要尊重国情、借鉴规范、把保护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一贯的思想体现出来，才是对董辅réng＠①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
    　　　　董辅réng＠①主要言论摘录
    “有人说我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庄家，代表老板的，说我有什么利益在股市里面，想封我的口。他们封不住的，我还是要说。中国的股市为促进资本的社会化、公众化，为把沉淀的货币变成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国企改革上的作用。证券市场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证券市场能够创造价值。”
    ——2003年1月谈资本市场的价值
    “为什么不让非公企业享受国民待遇？”“WTO来了，捆着手脚的非公经济与外国重量级选手的比赛如何能够赢呢？凡是对外企开放的行业首先要对非公开放！”
    ——2000年12月谈非公经济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泡沫，你说股市跌到多少点没有泡沫，就是跌到1000点还会有人说有泡沫；原来说市盈率高，但现在市场已经否认了这种看法。”
    ——2002年12月谈股市泡沫问题
    “至于说主板市场有些严重问题，确有需要改进之处，但不能成为限制创业板的理由。办好主板市场是无止境的，在不断变革完善，若由此推迟创业板，将对科技企业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其实好公司很多，否则不能解释如此多的海外证券交易所来中国游说它们去上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2002年10月谈尽快开设创业板
    “此前有人说国有股减持可以按净资产的情况来算，我想可以研究。我的看法是最好让利给股民，你们发行新股的时候，赚了很多钱，拿点出来算什么！”
    ——2003年1月谈国有股减持问题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上海金融报济南46～52F63投资与证券《投资与证券》全体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作者对《大分流》的回应，拟分实证与理论两部分陆续展开。本文仅就研究理念与思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应《史林》之约刊载于此，目的是向诸位同仁征求意见。高启杰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the Lands Belonging to the Escaped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EN Ming-guang作者单位：华泰证券 作者：上海金融报济南46～52F63投资与证券《投资与证券》全体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作者对《大分流》的回应，拟分实证与理论两部分陆续展开。本文仅就研究理念与思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应《史林》之约刊载于此，目的是向诸位同仁征求意见。高启杰

网载 2013-09-10 2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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