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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研究中曾有过一场重要的争论，是由东汉年间班固的一篇《离骚序》引起的。班固的《离骚序》批驳了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这又引起了后来学界的批判，尤其在王逸的《楚辞章句》中遭到了严厉的驳斥，从而成为两汉文学批评史上的大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这场争论简单化，很少具体分析其中肯定和否定的意义，更没有看到这场争论的实质：它是在两汉文学蓬勃发展，与传统学术分道扬镳的形势下，文学观念逐步形成并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场新与旧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批评方式中的价值转换，但最终仍然为道德本位的批评模式所取代，确认了历史上楚辞研究的价值定位。正因如此，探讨这场争论的实质以及其中价值定位和转换的原因，就成了本文确定的论题。
　　　　　　一　时代学术命题的关注
　　楚辞研究，在汉代极为盛行，上有帝王倡导，下有名儒博达之士争相训释。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有史臣马迁为《屈原列传》，述屈原行事，更有淮南王刘安奉武帝之意作《离骚传》，推崇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赞其《离骚》义兼《风》、《雅》，表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价值取向。元、成年间，刘向又增辑十六卷《楚辞》专书，刘歆在其目录书《七略》中又别列《诗赋略》一类，以屈原赋为首。尤其是两汉之际，《离骚》更推到了“经”的地位，称为《离骚经》（参拙作《〈离骚〉称“经”的文化考察》），不过，汉人在以儒家经学对《楚辞》进行文化阐释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个鲜明的倾向，就是对屈原的政治遭遇和人生命运选择的关注，既表达了他们的同情和惋惜，又表达了他们的思考。早在文景之时，贾谊《吊屈原赋》就感叹“＠①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主张屈原应该“远浊世而自藏”。而扬雄讥讽屈原不智，指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注：《汉书·扬雄传》。）其后班彪也同样感叹“穷达有命”（注：班彪《悼离骚》“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对屈原的投江自沉表示惋惜。其实，早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的赞语中就已表现了同样的倾向。但是，这种认识遭到梁竦的指责，他在《悼骚赋》中咏叹屈原说：
　　　　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注：《后汉书·梁统列传》附《梁竦传》李贤注引《东观纪》。）
　　梁竦这里虽然只点名批评了贾谊、杨雄不懂得屈原“殒命而后仁”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一倾向的评价。不过，他们关注的问题并无不同。而东汉思想家王充则以更深遽的思想眼光去探寻屈原命运的普遍意义。他反对所谓全身远害的看法：
　　　　屈原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态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夫如是，岂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注：《论衡·累害》。）
　　因为王充认为，社会中人生命运的祸福与人的节操品德并不一致，所以在《命义篇》他又说：
　　　　及屈原、伍员之徒，尽忠辅上，竭王臣之节，而楚放其身，吴烹其尸。行善当得随命之福，乃触遭命之祸，何哉？
　　既然如此，“穷达有命”是指它的必然性，还是指它的偶然性呢？屈原“尽忠辅上”，“竭王臣之节”，“乃触遭命之祸”，这应该让人怎样思考人生的命运和行为的方式呢？
　　虽然，班固仍然承继了这一历史的关注，但在东汉的屈原与楚辞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人们开始探讨楚辞的名称（注：王逸《九辩序》：“至于汉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辞，故号为‘楚词’。”），产生的渊源和流传（注：《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故世传《楚辞》。”），以及屈原楚辞的历史地位（注：班固《离骚序》等。）（详参后）。自汉宣帝区分辞赋有“大”者、“小”者，扬雄又有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定，尤其《七略》将“诗赋”与“六艺”、“诸子”区别立类，则诗赋独立性质已成学术事实。怎样评价辞赋文学的代表屈原与楚辞，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们还应该只是经学的附庸，依附在《诗经》的价值下呢，还是应该有它们独特的地位？屈原作为一个诗人，它的历史价值是应该只表现在道德价值上呢，还是应该有别样的价值模式？这也涉及到其他的辞赋作家、作品的评价。
　　班固的评论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而刘安的《离骚传》代表的是汉代楚辞研究最主要的文化倾向，比附儒家经学，用政治道德评价屈原，以怨刺精神评论《离骚》。但班固却表现了对它的批判和质疑。如果说关于屈原人生行为和命运的思考，正如前面所述是西汉以来的一种社会潮，刘安的评价又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倾向，那么班固的评价就带有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我们知道，自孔子宣称《诗》可以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因而《诗》讲美刺则成一大传统，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论功颂德，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刘安《离骚传》正承继这一传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那么，班固的批评又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关注和思考呢？因为历史的研究是带有价值倾向的：
　　　　历史的选择只对那些按照参照体系的人才有用处。因为历史事件同价值有关，而这种价值是由历史的角色或目击者的兴趣所确认为的。（注：［法］雷蒙·阿隆《历史哲学》，转引自《西方现代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9-100页。）
　　所以，问题的回答也只能从历史角色关注的时代学术命题中去寻找。
　　　　　　二　班固《离骚序》的价值选择
　　班固《离骚序》驳斥刘安《离骚传》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似过其真”，认为屈原之志说不上可“与日月争光”，《离骚》也并非义兼《风》、《雅》。虽然他也主张全身远害，明哲保身，但是他对屈原的关注，似乎不是同情与惋惜，而是贬斥与指责。他说：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可是，屈原不是这样，在“君子道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全命避害”，反而“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进而还“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最后落得“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所以“亦贬（清）洁狂狷景行之士”（注：参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班固《离骚序》文字有脱误”。）。应该说班固的评价与刘安推崇反差太大，也与历史上众多的关怀与惋惜不同，甚至与他本人在《离骚赞序》等文中的评论也有矛盾（此不赘述），因而在后世遭到强烈的批判，几乎没有人赞同班固的观点。但是，人们却很少去追寻其中的原因，探究班固这篇《离骚序》的写作成因。
　　我们知道，班固曾有一篇重要的作品《典引》，《文选》列为“符命”，是对汉家王朝歌功颂德的作品。前面有一段引文，记述的是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见班固、贾逵、傅毅等人，而汉明帝专门询问班固对司马迁所作《秦始皇本纪》的观点。在引文中记述了汉明帝的评价：
　　　　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致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有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这是一代君王直接表达的对作家的评价，无疑在封建时代是应被看作最高的价值标准的，因而它对于文学的评论也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发表于召见班固等人的时候，对于班固的价值选择更是一种直接的干预，对于班固的评论也就必然产生强制的规范。对此，班固在《典引》中记述说：
　　　　臣因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
　　可见班固是将汉明帝的评价标准奉为准则，不敢违背的，那就是评价作家的第一准则应该是创作的思想倾向，即对封建君主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品格、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司马相如“贤迁远矣。”不过，有意思的是，汉明帝诏问的事发生在永平十七年，而《典引》却写在若干年后的章帝建初年间，其《离骚序》大概也写于此时。按王逸《楚辞章句叙》云：
　　　　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
　　因而，《离骚序》也正是在班固“常伏刻诵圣论”的指导思想下写作的结果，可以看作是汉明帝的评价标准干预的结果，因而也与班固所作的关于屈原的不少评论相悖。按照汉明帝的评价，“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就不是“谊士”，因此是绝不允许的，作家地位的高下也由此来确定。那么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岂不也就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吗？因此在《离骚序》中遭到贬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也同样是在章帝年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事后由班固奉命撰集的具有封建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谏诤》也对臣子的规谏有了明确的规定：
　　　　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
　　以此来衡量屈原和《离骚》，班固当然不会赞同刘安《离骚传》推崇屈原“与日月争光”了。
　　但是，可贵的是班固并没有把帝王的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作家的唯一标准。他虽然否认了刘安对屈原的推崇，贬斥了屈原的人生行为，却仍然肯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了屈原作为文学家的创造，充分肯定了他在辞赋文学上的成就和崇高地位：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扬雄，骋极文辞，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这可以说是班固评论的独特视角，他将屈原的历史地位放在文学领域中，将屈原的价值安放在“辞赋宗”的位置上，这是班固对辞赋文学和辞赋作家独立品格的肯定，反映了两汉时期辞赋文学创作的繁荣，逐步走向独立自觉时代的文学思潮，代表了文学与学术分裂时代的价值转换。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班固的这种价值取向和选择的表现与形成。
　　首先，这同班固自己与时代的文学观念有关。辞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七略》作为辨章学术的书目，已经将“诗赋”与“六艺”、“诸子”分开，建立为独立的门类。而刘安的《离骚传》却将《离骚》比附《风》、《雅》，作为经学的附庸，因而班固坚决反对。因为在班固看来：
　　　　《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当作“帝阍”）（注：参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班固《离骚序》文字有脱误”。）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离骚》作为文学作品，而非儒家经学的范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刘安以经评骚，是他历史的局限。班固能够明确指出《离骚》不同于儒家经典的事实，这是班固的真知灼见。班固所认识的楚辞，就是屈原、宋玉以及汉代以来一批言语侍从之臣的骚赋作品。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之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着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楚辞“巧而少信”，这同《离骚》多“虚无”之语，并无二致，其实正是当时对文学特点的认识。班固评论司马相如的赋“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汉末的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也有所论：
　　　　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词，竟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这虽是对辞赋虚构、夸饰的批评，却不难看出当时文学的风气和特征的认识。同时，作为文学的概念，两汉称作“文章”、“文辞”。班固《两都赋序》已有“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之称，而以所作辞赋和为“造构文辞”。由此可以知道，班固对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质是有一定认识的。
　　其次，班固对文学作家的独立性质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基本肯定。班固评价屈原为“辞赋宗”，也称司马相如为“辞宗”。这也是班固在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基础上新作的判断。《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语几乎直录《史记》太史公的评论。而比较《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写作《司马相如传》的宗旨尤为有趣。《太史公自序》说：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传》。
　　而《汉书叙传》这样写道：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
　　在对司马相如的作品进行评价之后，班固多了“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的判断，显然这是班固对司马相如的独特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学作家的特殊认识。他在《汉书·公孙弘传》的赞语中在人物分类上，就将司马相如等特别列入文学家范畴，所谓“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这同他在《两都赋序》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再次，班固对屈原“辞赋宗”的推崇和他在评论中表现出的价值转换，也与他对文学着述价值作用的认识有关。班固在所作的《应宾戏》文中故设问答，对于宾客所说的“着作前列之余事”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故密尔自娱于斯文”，言自己安于文章、辞赋之事而自得其乐。不仅兴趣所在，而且更有价值所在。《汉书·叙传》又写道：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
　　文章是事业成功的标志，而且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不可缺少。《两都赋序》又说：
　　　　（辞赋之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最后，也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如何评价一位作家，也是班固经常的思考。前面我们引述了班固在《典引》中记述汉明帝诏问的事，汉明帝对司马迁和司马相如的评价，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作家的问题。既然班固自称“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缘事断谊，动有规矩”，也就说明他是经常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对司马迁和司马相如的评价并没有等同于汉明帝所作的政治标准。班固在《司马迁传》和《司马相如传》的赞语中，对司马迁并未论他“贬损当世”，“微文刺讥”，对司马相如也未论其“忠臣效也”，而是从《史记》的写作和辞赋文学的创作角度，在《汉书》肯定他们一为“良史之才”，一为“辞宗”。尽管对他们的着述，班固也有批评，但两人的基本价值定位都不是在政治道德上，而是在他们的学术事业上。
　　对比《离骚序》对屈原的评价，虽然可以看到班固所受的汉明帝评价的影响，但他却能有所突破，能够从辞赋文学的创作成就上去肯定屈原的历史地位，不能不说这是班固的独到之处，也不能不说这是班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后世也有不少学者从学术发展的这一事实上看到这一点，给予屈原充分肯定：
　　　　宋子京云：《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注：参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序》。）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也肯定“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概诸圣，而英辞藻思，闳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而屈原所以能为词赋之祖，根本还在于他的创造性，这就不同于儒家经典，代表着文学与学术分道扬镳的倾向。宋人汪彦章就是这样认识的：
　　　　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为一家，而稍与经分。（注：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
　　现代学术将屈原定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列，也可以说是对这一学术事实的认同。
　　　　　　三　楚辞研究的模式化
　　前面我们分析了班固的《离骚序》在驳斥刘安《离骚传》时所作的评价，其中又肯定了班固从文学史的角度给屈原确认的历史地位，充分反映了两汉辞赋文学发展的学术事实。然而，遗憾的是，后世对于这一点往往置而不论，对班固的《离骚序》可以说是批判多于分析。这是因为班固的《离骚序》的价值评判，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价值模式，这首先表现在王逸对屈原的人格的价值定位上。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注：洪兴祖《楚辞考异》：班固，“一作班、贾”。），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王逸的批评，推崇的是屈原的道德品质，而且是绝对的君臣之义的政治道德。我们看他的基本立场：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着。
　　评屈原以“忠贞之质”，讲人臣“以忠正为高”，论行为是“忠立而行成”，一切都以“忠”为最高准则。这当然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不过，在先秦时期，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讲的是双方的道德义务，而汉代就进而发展成为臣子对君主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因为既确定了“君为臣纲”，自然“忠”只是臣子的事，所以《白虎通义·三教》规定：
　　　　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为人教也。
　　既然封建国家需要这种绝对的“忠”，当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就会强调这种“忠”的教化。而我们知道，王逸的《楚辞章句》大约写成于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年—119年），并且用以进献朝廷，这从《楚辞章句》的叙言可以看出。他说：“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因而，《楚辞章句》必然要去表现朝廷的意志和思想，响应朝廷的主张。在王逸《楚辞章句》中，他赞赏的人臣应该“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竭力批评的，是那种“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的行为。这些观点虽取自儒学的思想武库，但却带有更加鲜明的现实取向。因为那个时代的朝廷就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汉安帝曾因灾祸相续，弊端横生下诏说：
　　　　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巨，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
　　正因如此，王逸对班固提倡的明哲保身、全身避患的人生观念要坚决反对，而积极推崇屈原的人臣之义。这同王逸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是一致的。王逸不仅自己积极用仕，还对那些避隐山林、朝廷诏征不至的名士加以劝说。南阳名士樊英就是一个例子。汉安帝曾下诏征召，樊英不应，顺帝又“策书备礼”，仍然遭到樊英以病推辞。而王逸却写信劝说，最后樊英居然听从劝说，入京应征，被汉顺帝拜为五官中郎将（注：《后汉书·樊英传》：“莫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英顺逸议。”）。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封建朝廷的政治需要，而对着书立言来说，仍然是一项根本要求。与王逸先后入东观校书的马融，虽以才高着名，可他所作《广成颂》，由于触忤了临朝称制的邓太后，后来因兄子丧，自劾而归，被邓氏怒斥“典校秘书，不推忠尽节”，而羞薄免官。可见“推忠尽节”也成为“典校秘书”的根本要求，王逸生于其时，自不免有所遵循。
　　着述要“推忠尽节”，因此，王逸批评班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应该怎样看待屈原作品中的讥刺。王逸认为“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并没有象《大雅》那样“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所以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可是，我们又明确看到屈原作品的怨刺内容和表达的怨刺精神的，而这在王逸《章句》的解说中，也是很明确的。比如在《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下，王逸注说：
　　　　言己所以怨恨于怀王者，以其用心浩荡，骄敖（傲）放恣，无有思虑，终不省察万民善恶之心，故朱紫相乱，国将倾危也。
　　在“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ｄù＠③”下，王逸注说：
　　　　言时世君乱臣贪，不别善恶，好蔽美德，而嫉ｄù＠③忠信也。
　　而在“椒专佞以慢＠④兮，＠⑤又欲充夫佩帏”句下，王逸又注说：
　　　　言子椒为楚大夫，处兰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无有忧国之心，责之也。
　　既如此，班固所言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并非虚词，王逸自己也是清楚明白的，何以王逸要肯定屈原之词的“优游婉顺”，而否定班固的评论呢？看来这不是一个事实的真象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楚辞章句》的诸篇序文中，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讽谏作用。《离骚序》称：“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九歌序》则说：“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九章序》又说《九章》所作“思君念国”，“所陈忠信之道，甚着明也”。而在《九辩序》中，不仅说《九辩》之“变”，是“陈道德以变说君也”，而且还说《九歌》《九章》“以讽谏怀王”。其中虽也有“闵伤”，“舒泄愤懑”的意旨，却很少关于“怨刺”的肯定，只在《惜誓序》中说：“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而刘安《离骚传》以为屈原“自怨生也”，“以刺世事”，班固也以怨刺评骚，尽管不为班固所肯定，但在王逸《楚辞章句》叙中却发生一大变化，这只能表明王逸的倾向，是在强调诗歌作为政治工具的讽谏作用，是在发扬以“三百篇为谏书”的传统，而消解诗歌的怨刺精神。其实，这是根本源于王逸对屈原的人格价值的定位的原因：“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注：《礼记·少仪》。），“子以不问于其父母者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注：《后汉书·范升传》。）特别是《白虎通义·谏诤》说：“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已着，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王逸正是从“人臣之义”来确认屈原的角色，当然强调只能是讽谏，而不会是怨刺。
　　汉代是经学盛行的时代，宗经自是汉代的学术传统，所谓“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注：《论衡·程材》。）。自刘安评《骚》，比附儒家经典，班固却又认为“非经义所载”，对此，王逸也表达了他的观点，探讨屈原的创作方法问题，这恐怕也是王逸对班固《离骚序》的驳斥。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而且还进一步指出：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兮”，则“厥初生民，时维姜ｙｕáｎ＠⑥”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翳”，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这可以说是在刘安以《离骚》此附《诗经》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成了整个“五经”的附庸，完全将《离骚》纳入经学的领域。在《楚辞章句叙》中还牵强附会地逐句比附，抹煞了《离骚》与“五经”的区别，实际上也是抹煞了文艺作品同经学着作的界限。这在当时或者是一种推崇，实际上却只是一种歪曲，是学术研究的庸俗化。这种将《离骚》创作的绝对的经学化倾向，仍然是出于王逸评论方法的政治道德化。因为经学是被汉代看作“致至治之成法”的王教典籍，本质上仍然是“明君父之尊”，而尊经的本质也是如此。清儒章学诚就曾指出：
　　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注：《文史通义·经解中》。）。
　　就是王逸自己对《离骚经》的解说，也表现了这样的倾向：
　　　　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离骚》的创作，是风谏君主的道径，可见他的楚辞研究的政治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逸的价值倾向，体现的乃是封建的政治道德意识，即官方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学术思想的庸俗化，着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而言其渊源：
　　　　学术传统是上层文化(high　culture)或“高级思维”(high　level　of　thought)，而意识形态则是下层文化(low　culture)或通俗思想(popular　thought)。不少人类学家与思想史家都认为后者是从前者渗透下来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庸俗化与歪曲。从传统中国的经验看，这个“渗透”(seeping　down)说尤其切合。以儒学为例，先秦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孟、荀的着述）自然属于“上层文化”或“高级思维”的范畴，汉代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则显然是“下层文化”或“通俗思想”了。“三纲五常”（或《白虎通义》所说的“三纲六纪”）自然是先秦儒学渗透下来的，但其中显然已有庸俗化与歪曲的成分。（注：余英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见《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尽管如此，王逸的《楚辞章句》却成为汉代流传后世唯一的楚辞研究着作。《楚辞章句》的价值倾向，也成了后世研究楚辞的基本倾向。着眼于政治道德评价，将屈原定位为“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忠君爱国志士，所以他的作品完成的是臣子的职责，表达的是讽谏的社会功能，在性质上，是《诗经》的流变，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所谓“依《诗》制骚，风兼比兴”，从而奠定了封建时代楚辞研究的基本模式。根本的原因，正在于王逸的评论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以个体农业为基础、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由此而形成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价值模式。这并不是由那一个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而是那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决定了个体成员的选择。正象亚里士多德在《物理论》中所指出的：
　　　　每当所有的部分长得好象是为了一个目的而产生出来那样的时候，这样的东西就活下来了，因为它们自发地构成了一个合适的机体。反之，那些长得不是这样的东西，就消灭了（注：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255-256页。）。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发生的这场楚辞研究的争论，虽然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价值立场、人生态度和历史视角，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但无论是对屈原的贬斥或者推崇，我们都看到了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尽管他们各自都在儒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找了武器，却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不同时代的学术发展事实的关注和思考。因此，这场争论给予我们更加深刻的启示还在于：意识形态为了发挥导向社会共同行动的主要功能，它常常需要借助当时社会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对于学术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干预和歪曲，压抑”（注：余英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见《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用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深刻分析，则是：
　　　　构成统治阶级的每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52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离
　　　　＠②原字氵加夸
　　　　＠③原字妒的繁体
　　　　＠④原字忄加舀
　　　　＠⑤原字木加杀加役去彳
　　　　＠⑥原字女加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49～5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熊良智20002000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在两汉时期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自刘安作《离骚传》，遭到班固《离骚序》的批评，变换视角，反映了文学发展与传统学术分道扬镳形势下的价值转换，后又引起王逸的批驳，从而进一步建立起一套道德本位的价值模式，更明确地体现了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导向社会共同行动的主要功能，以致最终确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楚辞研究的基本定位。楚辞研究/《离骚传》/《离骚序》/《楚辞章句》/批评模式/价值定位熊良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49～5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熊良智20002000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在两汉时期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自刘安作《离骚传》，遭到班固《离骚序》的批评，变换视角，反映了文学发展与传统学术分道扬镳形势下的价值转换，后又引起王逸的批驳，从而进一步建立起一套道德本位的价值模式，更明确地体现了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导向社会共同行动的主要功能，以致最终确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楚辞研究的基本定位。楚辞研究/《离骚传》/《离骚序》/《楚辞章句》/批评模式/价值定位

网载 2013-09-10 2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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