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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士历来有“游”的传统。或作逍遥之游，或为入世之游；或游于学，或游于艺；或浮游浪游漫游，或宦游周游巡游。“游”是飘移而暂无归依之时间空间过程，也总有和一时一地的古之驿站或今之酒店相关的羁旅之所出现。“驿站”于中国历史不无人文意蕴，近代亦然。
　　若是论及香港近现代文化史，论及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关联，不难发现，内地许多文化名流和文学大师的生活、创作及文化活动，都同香港发生过密切关系。香港以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他们心路历程中的一个驿站，一个羁旅之所，一个难免途经而奔赴新目标的中转地。香港的码头、机场、车站、客栈、街衢，闪动过无数学人、文艺家的身影。香港仔的山坡有幸，让“五四”元老蔡元培静卧其间；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伴着风声雨声，响过鲁迅南来呐喊的声音；太子道那座面对“火焰山”的寓所，还记得茅盾在此挥洒热汗奋笔疾书；利源东街的贫民窟里，邹韬奋彻夜劳神迎接着东方泛出的鱼肚白；从罗便臣道到香港大学太古堂的半山区蹊径上，叠印过许地山深深浅浅的足迹；浅水湾海边的幽幽斜坡，留下萧红的骨灰一半；奥卑利街那堵斑驳的大墙之内，有戴望舒在阴湿的窄笼中的“题壁”（注：即戴望舒着名诗篇《狱中题壁》， 作于1942年4月27日。）绝唱……香港曾以悲辛之笔记载着沧桑烟云、世态炎凉，却也因“文化驿站”的兴盛而屡见文星汇聚、文迹激荡。今人寻踪认往以化作历史的叮咛，该是研究近代香港与内地关系不可忽视的方面。
　　先从时段上看，“文化驿站”现象在如次历时性阶段上相当突出：
　　一是清末民初。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遂成为内地人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报刊，最早是到香港办的。曾任清廷驻美、驻秘鲁大使的伍廷芳，于1858年在港创办《中外新报》，设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及船期、行情诸栏目，以沟通中外消息；曾参与洋务派外交活动的陈霭亭，于1864年在港创办《华字日报》，亦取分类纪事的编采方法；作为第一份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用来传播其思想的《循环日报》，1874年1月5日问世于香港，主编人王韬系极力主张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遭官方缉捕而逃亡香岛，以此为驿站居留了二十三年，利用报纸宣传变法，力主废除八股科举，写有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尚简》等为题的大量政论文章，成为知名一时的“新党”，并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从香港小小一间皇仁中学走出，复毕业于港大前身的香港西医学院。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无疑起源于香港，在港大的一次演讲中曾说：“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仍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有八次起义酝酿于香港，于他而言，不啻是人生、是文化、也是革命的驿站了。
　　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波及香港甚晚。应当说，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五四”精神对香港的影响力；不过，当初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之感召力仍较有限。思想文化的新启蒙，依然由南来的文化名流担当。鲁迅1927年的赴港讲演，胡适1935年的南游讲学，许地山1935年起任教港大，邹韬奋、胡愈之1936年到港创办《生活日报》，加上一批在内地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进步知识青年（如李林风、陈灵谷、黄谷柳、杜埃等等）陆续返港或南来，都驾新思想之风，挟新文化之电，为沉闷的文教领域带来清爽之气。这一时期，南来的文化人仅作或短或长的羁旅，亦三三两两未成群集，然而如鲁迅等人所留下的足迹与声响，恰似火种播撒香岛，其意义是深远的。
　　三是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同年11月的上海沦陷和翌年10月的广州陷落，使内地大批爱国的文化人以“避难”的方式先后来到香港权作“驿站”之居。这大批文化人中，着名的有：蔡元培、茅盾、萨空了、陶行知、金仲华、乔冠华、刘思慕、欧阳予倩、蔡楚生、楼适夷、叶灵凤、戴望舒、施蛰存、徐迟、萧乾、杨刚、简又文、陆丹林、周鲸文、萧红、端木蕻良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除范长江、茅盾再度南来外，尚有柳亚子、夏衍、胡绳、胡风、戈宝权、宋之的、章泯、于伶、叶以群、巴人等等来港居留。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香港作为避难的洞天福地，而是在特殊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和扩大抗日救国的文化宣传活动，在既是“驿站”更是“阵地”上作韧性的坚持。他们的救亡爱国言行受到了香港全社会的尊敬。蔡元培1940年病故于港，有万余人公祭；许地山1941年猝殁于港，所有的学校商店降半旗致哀，港九钟楼亦响钟悲鸣，均系近代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及至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多达近三百名的爱国文化人士，在东江纵队的掩护下撤离香港此一驿站，辗转到了内地新的岗位，继续切入时世疽疣而悲发忧怀。
　　四是香港重光至新中国建立之初。1945年8月抗战胜利， 香港重光。不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民主文化人士之政治迫害，又有大批文化名流从上海、广州来到香港。除茅盾、胡风、夏衍、柳亚子等重游旅次，又有郭沫若、叶圣陶、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邵荃麟、洪深、郑振铎、周立波、葛琴、钟敬文、聂绀弩、柯灵、瞿白音、黄药眠、秦牧、邹荻帆、宋云彬、臧克家、力扬、吕剑等等来此云集。由于他们的努力，香港再次成为南中国文化／文学的一个重镇。仅以1948年为例，在全中国创刊的29份文学期刊中，香港出版的就占了6 份（注：参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篇》下卷第570—571页，中华书局版。），《野草》和《文艺生活》还发行到南洋各地。1949年时局丕变，居留香港的大批左翼文化人和作家纷纷北上，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内地新文化建设；香港此时一度出现的文化／文学的真空，则由另一批同新中国存有观念距离的文人南下填补。除极少数顽固者外，大多数人抱着既甘又不甘的心态，“移民”于此一“驿站”。在无奈也无可选择的情境下，更因以“反共”宣传为主的“绿背文化”（注：“绿背文化”又称美元文化，“绿背”即美元。）之阴影无处不在，为数相当多的居港文化人甘愿做政治传声筒，诚如老作家刘以鬯指出：“‘绿背’已经成为吸铁石，作家们像小铁钉子般被吸了过去。政治不断蚕食文学，文学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情形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容易出现的。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动，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注：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85年6月号。）自然， 在此一时期此一驿站上，各派文人之间的宣传争斗不曾停息且深深影响着香港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进程。从历史看，上述文化局面要得以根本改观，则有赖于文化人的反思，有赖于对香港的归属感和从历史、地理、文化以至政治、社会对祖国大陆的体认，藉以调整自己的文化身分与位置。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香港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人的“驿站”，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一道人文风景线。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文化驿站”对于香港的人文发展，对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其功能和价值何在？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播新文化。
　　由于香港长期被英国占领，殖民统治、奴化教育、金钱至上、过客心态等现象均对文化发展设置障碍。“重英轻中”的一贯政策，也加深了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文化闷局。在荒漠化中栽种出点点中国新文化“不浓不淡的绿”，成为南来文化人无可推卸的天职。
　　鲁迅于1927年2月应邀赴港， 作了两场彪炳史页的重要讲演：《无声的中国》（2月18日晚）、《老调子已经唱完》（2月19日下午）。基督教青年会的小礼堂挤满了五六百人之众。开讲前，接待者曾告知鲁迅，香港文坛荒凉，环境甚差，乃“沙漠之区”。鲁迅不以为然地答曰：“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可以变的。”（注：刘随：《鲁迅赴港讲演琐记》，见《香港文学散步》（小思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鲁迅确实期望香港有所变。在《无声的中国》的演说中，他期盼香港青年和全中国青年一道，“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中，鲁迅继而呼号弃旧图新：“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被唱完了。”对当时香港文化界而言，这无疑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启蒙与呐喊。于今重温七十年前鲁迅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求变的理念，依然弥觉新鲜。
　　胡适的赴港曾引起一场风波。那是1935年1月， 胡适应港大之邀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头衔（此乃他一生35个名誉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停留期间共作了五场讲演（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其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的演说中，胡适称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同时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并“提倡读经”；希望香港进步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同时分析广东守旧的原因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广东尚留着。”胡适讲得并不对，但也有一定道理。所谓不对，是把广东说成“中国的殖民地”，即违背了起码的政治常识。说有一定道理，是针对当时广东一股“读经”的文化逆流。“读经”系当时广东实力派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口号，旨在对抗“五四”新文化之南播。胡适斗胆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对司令说三道四，秀才遇见兵，这如何了得？中山大学本拟请胡适回穗讲演的安排立即被奉命取消，“布告”上示：“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立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注：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见《百年潮》1997年第5期。）事实上， 当局在广东确实推崇“读经”，而当时香港懂华语的英国人，如总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所热心推动的华文教育，也不过是中国太史、秀才所传播的“读经宏道”，其文化认知亦限于平平仄仄之乎者也摇头晃脑的消闲作乐而已。故有人叹曰：“要如胡适先生所期望的，把香港造成南中国文化的中心，那恐怕是不会有的事。”（注：郑德能：《胡适之先生南来与香港文学》，《香港华南中学校刊》1935年6月1日。）但胡适旅次香岛且说长道短，毕竟也往一潭死水投以一石，引发了新旧之争的话题。
　　如果说胡适赴港的讲演是一种呼吁和期许，那么，真正付诸于文教改革实践的，当推传播新文化的实干家许地山。许地山（1893—1941）于1935年9月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南来就职后即向报界宣称：“拟将港大之汉文学院改为中国文史学系，盖文学史学有连带之关系，今将之拼成为一学系，固得其宜，在名义上亦较为妥当。”（注：见《工商日报》1935年9月9日报道：《港大汉文学院或将改为中国文史系，许地山教授就职后将有新猷》。）原港大中文系成立于1927年，主课始终是“读经”。许地山来港时，港大校方虽有改革中国文字教学之意愿，但当时任教的区大典（太史）、罗芾棠（举人）、崔百越（秀才）和陈君葆等人，均属“读经派”。许地山主事后，以“退休”、“聘期已满”为由，将“读经派”革职，改聘了通晓中英文、观念较新的讲师。又本着“文史不分家”的原则，设立中文系课程为文、史、哲、译四项。仅仅两年改革，中文系可谓旧貌换新颜，学生对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之兴趣陡增，阅读面拓宽，语文程度亦多有提升。以致于港大“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对中文系颇表嘉许：“教师精明能干，前途无限。若以其成绩而言，则所开销之费用并不浪费，应值得赞助与鼓励。”（注：见《工商日报》1937年5月29 日报道：《港大特别委员会编造报告条陈改革方案》。）
　　羁旅香港的许地山，堪称严谨的学者、慈善的教师。他在港大每周任课平均在20个学时左右，授课科目10余个之多。每每讲课，总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幽默诙谐，深受学生欢迎。美髯和长袍只是他的外表，体现其内质的，依然是“五四”新文化的那种“否定”精神，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尊重。在《国粹与国学》的长文中，许地山系统批判了国粹主义，指出许多“国粹”其实是“国渣”；而被某些国粹家奉若神明之“国学”，其实只是“治人之道”、“做官技术”或“社交学问”。他为“国粹”下了定义：“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至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的。”（注：参见《国粹与国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诚哉斯言！在他最后一部仅六七万字的学术专着《扶箕迷信底研究》中，从典籍中搜集材料，考证了半真半假的骗术“扶箕”的起源，箕仙及其降笔之形形色色，惟妙惟肖地解剖了达官贵人及士子们的心理；又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箕仙和“幽灵信仰”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箕动与感应之所以然。抓的问题看似很小，也很冷僻，却从一个托根于人们心灵弱点的幻术入手，揭橥了“在信仰上胡乱崇拜”的侥幸心理和运气观念，对遗绪不减的非科学、倒退的迷古复古思潮是有力的一击。
　　鲁迅、胡适、许地山等名流南来，为新文化南播付出的心力，当彪炳史册。新诗人闻一多有诗曰：“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注：闻一多：《死水》。）香港此一蛰伏于母体怀外的“井蛙”，同样受“五四”新文化风潮之影响，在寂寞中荡漾出一些新鲜的歌音。
　　　　　　第二，建设中心地。
　　胡适早年希望“南中国一个新文化中心”出现在香港，如若仅仅靠当地文化人的点滴改良，是勉为其难的。“中心”往往是气象、氛围、人才、集群、阵地综合作用力的产物，否则只能是空巢而已。香港真正作为一时期“南中国一个新文化中心”，则是在大批内地文化人抗战时云集于此而形成的。
　　1937年3月26 日藉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时称“留港会员通讯处”）的成立，标志着香港作为新文化又一中心地之初步成型。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达71人。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自从去年春间在武汉成立以来，到现在是整整一周年了。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建国的共通目标下，空前未有的团结的开始。一年来秉其精诚无间，勇往迈进的精神，跟随着政府抗战建国的伟大国策展开了巨大的抗战文艺运动。我们一部分留在香港的会员，和其他一切文艺界同人，虽然远离祖国的烽烟，寄居这个没有炮火和血腥的特殊环境中，却未曾有一时一刻，自外于战斗的营阵中，而不思以本位的工作，勉自尽力于民族生存自由的斗争。欣逢这个举国欢庆的全文协周年纪念日，在热烈庆祝，觉得要加紧本身的工作，必须变更过去留港同人们各自为战的方式，而一致归趋于全文协的旗帜之下，立刻团结起来。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充实健全，扩大文艺的事功，实践以文艺动员全民的神圣任务，因此有留港会员通讯处的组织。全体会员抱守共同的信念，深感文艺工作在国民精神动员，国际同情争取中之重要岗位；誓愿在全国统一组织领导之下，策励精进，奠国民文艺之基，齐一步骤，赴抗战建国之路。谨掬至诚，宣告成立。（注：刊香港《大风》第33期，1939年4月5日。）
　　香港分会最初由全国文协总会的居港理事许地山、戴望舒、欧阳予倩、简又文、楼适夷等筹备组成。成立时主要成员除他们外，尚有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衡哲、陆丹林、袁水拍、杨刚、施蛰存、黄绳、徐迟、端木蕻良、乔木、茅盾、夏衍、周钢鸣等。香港是华南与外地沟通的中心点，文化人往来必经之驿站，抗战后成为中国文化人疏散的重要据点之一。也正因有“来来往往”、流动性大的特点，理事不理、组织散漫等现象一度出现。为改变不力局面，终于1940年1 月重新推选出许地山、叶灵凤、戴望舒、杜埃、寒波、林焕平、刘思慕、袁水拍、杨刚、陆丹林、黄绳、简又文、陈畸等十三人，组成“会务调整委员会”，以谋求改进会务。经六次会议后，决定改组“交通部”，举办“文艺讲习会”，与“木协”、“漫协”联合主办“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大会”，会务才算有点起色。从此，原“留港会员通讯处”正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并注册登记，修订了会章，机构分设交通部、研究部、总务部，有计划地开展了诸如文艺座谈、音乐欣赏、征文比赛、文学讲习等多种活动，对战时香港文化有了切实的推动，“文协”从组织上保证了文化人相对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萨空了居港时着文指出：“我希望逃亡来香港的人能刺激起来在港同胞‘祖国在危难中’的感觉，逃亡来港的同胞，也不要想这是世外桃源，而应该像下面写‘这里需要精神食粮’的上海客君一样，重新振作起精神来，为中国的生存而奋斗。”（注：萨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1939年4月2日《立报》“言林”副刊。）邹韬奋在复刊《大众生活》杂志时也表示：“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注：转引自范长江：《忘我的人》，1957年7 月24日上海《文汇报》。）内地文化人战时南来偏安于香港作为“驿站”，表面上是避乱，实际上是开辟新的阵地，宣传抗日爱国。此间，他们先后创办的报刊，计有：《文艺阵地》（茅盾主编）、《保卫中国大同盟》（宋庆龄主办）、《耕耘》（郁风主编）、《青年知识》（张铁生主编）、《立报》“言林”（萨空了、叶灵凤主编）、《星岛日报》“星座”（戴望舒主编）、《大公报》“文艺”（萧乾、杨刚先后主编）、《华商报》“灯塔”（范长江、夏衍主编）、《大风》（简又文、林语堂主办）、《大众生活》（邹韬奋主编）、《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文艺青年》（曲江文艺青年社编）、《时代文学》（端木蕻良主编）及《笔谈》等等。这些报刊，诚如香港学者所言：“不论是副刊抑或定期刊，文艺气息比较浓厚，文艺水准比较高超，文字功夫比较稳定，和以前的香港文艺比较，是有比较深厚的中国文化味道。”（注：黄康显：《抗日战争对香港文学的冲击》，《香港文学》第130期，1995年10月。）这些报刊，吸纳战时风雨，发表春秋文章，如一面面旗帜在香港文坛迎风招展。它们是阵地，是抗敌的匕首和投枪；又是摇篮，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爱好文艺的香港青少年。即使从全中国的角度看，香港在抗战时期的群贤毕至、文调并作、击节和吟，其文化地位，也是可以同北平、上海、桂林、重庆等地相提并论的。
　　　　　　第三，推出大作品。
　　内地文化人歇脚香港，以一种吊诡（paradox ）式的幸运躲避政治逼迫，相对地有了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香港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隐喻性的“人生逆旅”和“文学逆旅”。如果本质上是文化人，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那么，即便仅有小方寸间，也能落脚、萌发、生长、茁壮起来。
　　香港文学是中国内地文学之延伸。南来的大陆作家在艰难时世中写作不辍，产量丰硕，许多人都在香港完成、出版了传世之作。境界超迈的作品，自然不仅以“抗敌”为单纯目标，而从建设新文化着眼，扫除旧的渣滓，给民众以再教育，呈献于读者健康的精神食粮。在这里，我们略考察三位作家——茅盾、萧红、戴望舒居港的创作，不难在“文本”上看出文化驿站的某些特征。
　　茅盾（1896—1981）曾三次居停于香港。第一次是1938年2 月—12月，第二次是1941年3月—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1949年12月，前后歇脚五年有余。他在香港所写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锻炼》等长篇小说，均是载入文学史的重要作品。名着《腐蚀》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并连载于《大众生活》上，当时便产生了轰动效应。作品以日记体和第一人称写法，通过女主人公赵惠明的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大胆地暴露了“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刻画了一个失足难拔、最终忏悔自新的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及命运。有史家称其为一部“忏悔书”：“作家带几分残酷又带几分宽容地驱使这个女主人公陷入堕落与悔恨交加，痛苦与复仇交织，绝望与追求交杂的心理漩涡，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人物按进污泥浊水之中，又让她在强烈的犯罪感中结晶出心灵的珍珠。”（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第121—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警世之音可穿越时空。
　　萧红（1911—1942）于1940年拖病来到香港。她原为寻求一个休养生息和利于创作的宁静之地。但寄居于时代书店，虽凭海临风而忧郁孤寂。孤寂促进着她的沉思默想、灵智惊驰。《呼兰河传》、《马伯乐》、《民族魂——鲁迅》（四幕哑剧）等大手笔即诞生于香港。《呼兰河传》作为离乡背井者故园情结的产品，最早在《星岛日报》上连载。茅盾称它为“一篇叙事诗，一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注：茅盾：《〈呼兰河传〉序》，《茅盾文集》第10卷，1961年北京版。）。呼兰河畔的四季更替，民情风俗，黎民的生存状态，农夫的性格和女性的困境，一一被精细地刻画出来跃然纸上。一些文学史家认为这是近代文坛上“个人回忆式”的抒情的自传性杰作，笔者以为不如说它是一部反讽性的出色的乡土传奇。作品中没有中心的主人公，主人公即是呼兰河那个地方的特殊的生存方式，萧红在为一种国民性的真相作传。当许多人往往在都市回望故乡，女作家却是揭露乡村的荒诞愚昧。那沉痛、那悲愤均寓于鲁迅式的嬉笑反讽之中，给予故乡以相当理性的剖析，作品中“我家是荒凉的”的一遍又一遍的慨叹，其实是言说流亡者的无家可寻。《马伯乐》的足本共分两部，曾发表于香港《时代批评》杂志（连载）。“伯乐”乃圣徒“保罗”的意思。马伯乐的性格可谓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没被描绘过的性格：读《圣经》、守圣礼的家庭出身，却自私、虚伪、一事无成，总是夸张自己的苦难，其活命的精神支柱是灵魂失败法，即一遇困境就自我溃败，设法逃跑。这正是对一种国民性病态的揭示和鞭笞。马伯乐的性格脱胎于都市的无业游民、文化游民，他的受虐和转眼间即向弱者或同仁施虐的行径，典型地反映了一层人“活着就是一切”的可悲性。这是萧红融会了作为女性和弱者在战火中的痛苦经验的一种“发现”和“说出”。
　　比起茅盾和萧红，诗人戴望舒（1905—1950 ）来港的时间更早。1937年，他就到香港为《星岛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星座》，发表进步文艺作品，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1942年，他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名诗《狱中题壁》，向友人作诀别的叮咛：“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心愿》、《示长女》、《赠内》、《萧红墓畔口占》等脍炙人口的诗作。他忘不了永恒的江山。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里，长白山的雪峰，夹着泥沙的黄河浊流，江南细软的水田，岭南寂寞的荔枝花，南海没有鱼船的苦水，诗人用手摸索着这片有灰烬、有血泥的土地，他的心没有在残破的国土上破碎，而从黑暗的窗口望见遥远的光明并为之歌吟。此一心迹，在1945年写的《偶成》中有进一步的表露：“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注：见戴望舒：《灾难的岁月》，星群出版社1948年版。）艾青认为：“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注：艾青：《望舒的诗》，《戴望舒诗选》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在长夜漫漫中他终于等到了祖国之春的到来。1949年春，在“他的哮喘病已很严重，连走上一层楼的气力也没有”（注：卞之琳：《悼望舒》，《人民日报》1950年3月5日。）的病况下，依然坚持回内地寻找自己的田园。戴望舒终于离开了占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时间的“驿站”香港，1950年2月因身心交瘁而猝然长逝于北京。
　　上述不同凡响之作家作品，为香港文化／文学史写下了璀璨的一页。在这些“文本”中，历史承诺得以落实，书写亦较开张，洋溢着艺文率真而亲切的体味，独标懿范且清音竞奏。南来名家以创作精品为香港新文学开拓前途，影响和带动了当地一批文学青年，从而陆续产生了在香港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虾球传》（黄谷柳着）、《穷巷》（侣伦着）、《太阳下山了》（舒巷城着）、《少女的心声》（夏易着）等长篇小说，以“本土性”的特色，反映了动荡年代香港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伦世相。
　　学界对于“文化驿站”现象及其后果，评估似有不一。如香港学者黄康显在肯定来港内地作家提升香港文学水准之贡献的同时，认为：“相对来说，香港背景或香港特性，是比较淡薄得多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取代香港文学的时期。”又说，香港文学“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后，已完全失去身份，缺少本来的个性，萌芽期的香港文学，已不能继续生长了”。（注：黄康显：《抗日战争对香港文学的冲击》，《香港文学》第130期，1995年10月。 ）旅美华裔学者张错也认为：“无论是早期伍廷芳的《中外新报》，或后期抗战的戴望舒或许地山在香港推动的文艺活动，都代表了两种极端趋势，对香港文学发展极为不利——一种是殖民主义下对国族的离心；另一种是民族主义下对国族的向心。尤其后者亲之于戴望舒及许地山，更是昭显，因为他们的国文学是以中国当时的北京或上海文化为依归。小岛气候的殖民地香港，自难产生任何本土意识及身分。”（注：张错：《过客与还乡——兼论“歇脚香港”散文现象》，《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年1月版。）上述议论， 所涉及的是大批文化人来港推进文化／文学事业后，是否存在一个“香港性”丧失的问题，又如何认识香港的文化身分的问题，似有必要予以辨正。
　　应当说，近代香港被强行占领，英方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这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而香港，则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从全中国看问题，香港的小沧桑反映着中国的大历史。在这个特别的地区、特殊的环境，尽管华洋杂处，尽管英式殖民教育和上流社会独尊英语，然而98％的华人和以华文为宗的民间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证明香港普适性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气脉之继延，香港人所维系的仍是对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认同。香港当然有其特殊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和现实；但这种特殊性，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漂离中原文化母体而孤立地去谈论。百年来香港似乎总是微妙地在“暖昧自由”和“母体认同”之间建立起其“边缘身分”。实际上，所谓文化身分，是版图意识、文化归属和地区定位的综合，诸要素缺一不可。一旦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国族向心力之上升是必然的。“文化驿站”现象在此时突出地呈示于世，大批内地文化人高品位的文化活动伴随居停、栖息、留驻、漂泊的生活而展开，推动了香港以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意识，这并非是身分的跌落，恰恰是身分的确认，同时也为香港文化／文学增添着光彩。香港文化／文学也只有在与中国内地文化／文学更紧密的关联中，成为有源头的活水，也更富于个性地蓬勃生长。
　　“文化驿站”话题的提出，是我们对“香港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如若荡开一笔，以百年历史而言，作为比喻性概念的“文化驿站”，也具有多重意味，即：它是近现代文化／文学史上众多名流的人生与创作的驿站，此乃基本的含义；它又是中外文化交汇的驿站，东西方文调并作，西方文化影响着香港文化／文学的近现代发展，东方文明在香港有坚韧的保持；而在新的世纪之交，它更是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的一个驿站。
　　在今日中国，作为“东方明珠”之香港，继续保持其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行走于世界经济竞争力之前列，也站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香港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消化异民族文化的能力，文化人之机敏与双语水准、应变谋略，显示了在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行进中以我为主、交流融合之优长。开放、兼容、多元、竞争，正是文化转型之特性，也是香港文化发展中正面的因素。可以看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必然延伸，香港文化／文学既受惠于祖国内地文化人南来之培育，也反哺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地文化／文学。香港文化随着第一阵“开放”之风而进入内地，虽良莠兼有，毕竟对打破长期之封闭利大于弊。在西方发达国家与香港之间，内地天然地亲近香港，自然地把香港视为“看世界，走四方”的一个窗口。香港文化／文学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内地”，对内地文化界改革开放的话语起了激活的作用。香港那些健康的和有益无害的消费型文化／文学，那些多少能启人心智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言情作品，无疑冲击了长期以来“正统文学”一家独鸣的格局，于中原传统文化／文学观念增添了另一种参照和补充，也悄然地为内地读者提供了休息、纳凉、娱乐的驿站。几乎所有知名的出版社都印行有香港图书。名声显赫的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凤仪全套财经小说和近70万字的大型《香港文学史》（注：《香港文学史》（曾敏之总策划、刘登翰主编）繁简体中文版于1997年分别由香港作家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香港的都市文化在内地更有市场，其辐射力已渐及远域边陲，其反哺力刺激着内地都市文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相应阶段的产物，也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都市文化语境嬗变的一个表征。消费型文化难免雅与俗混杂、深与浅并存、文与野共生，但社会和民众毕竟有对休闲文化的精神需求。摆出绝对“严肃”的姿态去排斥一切“俗”的东西，未必可能；无条件地追波逐流，亦是盲目趋时。就内地而言，这是一片广袤而繁富的土地，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知识分子在现代商潮和都市化面前，暂时还缺乏那种“泡在酒吧奔富”的闲情逸致。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新文化理性主义，决定着文化人在“休闲”之上，更看重对社会、对现世坚持介入与关怀的情思。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变化、价值判断、认知取向、审美风尚将是复杂的、多样的，其间必然有种种困惑伴随而生。在这一点上，香港作为“文化驿站”所留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同喻文化”所反映的现实形态与问题，仍然会对内地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文艺研究京78～86J1文艺理论杨匡汉19991999本文考察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内地名流以香港为人生驿站和文化驿站的特殊现象。从清末民初、“五四”以后、抗战时期至香港重光，一批又一批学者、作家羁旅香岛从事文化活动，传播新知，推出着述，为把香港建设成南方新文化中心之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认为，在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中可以确认香港的文化身分，而“驿站”在历史的延续中也具有多重意味“驿站”呈显了中原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也将体现香港现代文化对内地的反哺，如此互补参照，共同丰富与发展一体多元的中国新文化。人生/文化/驿站/香港/内地杨匡汉，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者：文艺研究京78～86J1文艺理论杨匡汉19991999本文考察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内地名流以香港为人生驿站和文化驿站的特殊现象。从清末民初、“五四”以后、抗战时期至香港重光，一批又一批学者、作家羁旅香岛从事文化活动，传播新知，推出着述，为把香港建设成南方新文化中心之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认为，在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中可以确认香港的文化身分，而“驿站”在历史的延续中也具有多重意味“驿站”呈显了中原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也将体现香港现代文化对内地的反哺，如此互补参照，共同丰富与发展一体多元的中国新文化。人生/文化/驿站/香港/内地

网载 2013-09-10 2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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