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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治沟通理论研究至今仍然在探索着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20多年以前，卡费(Chaffee)编了一本名为《政治沟通：问题与研究策略》的书，收录了布鲁穆勒(Blumler)和古里威奇(Gurevich)的文章。（注：Blumler,J.G.and Gurevich,M.(1975).Toward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S.H.Chaffee (ed.),political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pp165-193),Bererly Hills,CA:Sage.）该文宣称，在政治沟通的比较研究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模式和框架。文章不仅指出了政治沟通研究的缺陷，同时也说明了媒体与政治机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政治沟通比较研究的概念性的分析框架。该文是最早的分析文化因素在政治沟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之一。
　　1978年，格兰(Glenn)着文专门探讨政治沟通中的文化要素。他试图证明，政治行为是由三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交互作用(interplay)所决定的：主观性(subjectism)、共同主观趋向（co-subjective orientation和强烈的客观趋向(strong objective orientation)。这三种文化要素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注：Glenn,E.S.(1978).Politics:An intercultural view.In F.Casmir(ed.),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429-450),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of America.）一年以后，一本名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手册》的书在美国出版，书中载有斯塔若斯塔(Starosta)的文章。该文运用“符号分析技巧”，有选择的分析了一些联合国大会发言者的政治沟通动机。斯塔若斯塔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文化要素的分析来揭示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the tenets of a given culture)，人们的主观文化决定着或者充斥于他们的语言表达。（注：Starosta,W.J.(1984),On intercultural rhetoric,In W.B.Gudykunst and Y.Kim (ed.),method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research (pp.229-238),Beverly Hills,CA:Sage.）其实，在斯塔若斯塔之前，奥里夫(Oliver)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71年，在一篇题为《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政治沟通与文化》论文中，奥里夫指出，语言的修辞以文化为基础，它脱离不了它的使用者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注：Oliver,R.T.(1971),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奥里夫的这一极具启发性的研究在后来的近20年间并没有被其他学者跟随和继续下去。
　　最近，斯万森(Swanson)和尼墨(Nimmo)编辑出版了《政治沟通研究新动向》一书，对于文化要素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在政治沟通中的表达方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注：Swanson,D.L.,and Nimmon,D.(1990),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resource book,Newbury Park,CA:Sage.）他们宣称，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传统的主流派语言修辞学者和理论家现在已经开始关注于对流行文化形式的宽泛的政治意义的理解。在这本书中，约翰斯顿(Johnston)回顾了过去的、特别是80年代的政治语言修辞研究。（注：Johnston 的文章收录于 Swanson 编辑的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A resource book 一书，见上条注解。）他得出结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正在或已经形成，这种取向包含着一种对文化在政治现实里的政治对话和谈判中的作用的研究兴趣。斯万森和尼墨显然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有别于传统的主流理论研究的政治沟通分析上，他们很欣赏阿龙·瓦尔德乌斯基(Aaron·Wildavsky)的表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过滤机制，有助于人们形成政治好恶。这种观点对于理解文化要素如何在同一和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影响政治沟通非常重要。（注：引自上两条注解所提及一书的第39页。）
　　本文试图以斯万森和尼墨的观点为基础，分析和解释近斯出现的有关文化要素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的文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新的政治沟通研究取向作出评价。
　　二
　　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的许多政治现象已经被学者们诠释过它们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的文化价值。美国学者海塞(Heisey)在研究瑞典首相帕尔梅时指出，帕尔梅的政治修辞显示出了两个传统瑞典文化价值的特征：为正义而战和为和平而努力。（注：Heisey,D.R.(1993),olof Palme:Sweden's champion of justice and peace. 此文是作者提交给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Miami Beach 年会的论文。）帕尔梅在瑞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言行记录清楚的表明了他已将祖国和民族的普遍价值当做自己的事业追求，为世界范围的理智和良知的建立做出他自己的贡献。他反对殖民主义言论和行径，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国际舞台上，帕尔梅因为支持社会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裁军和政治不结盟运动而闻名，他的这些政治立场都是典型的瑞典国家立场，有着深厚的瑞典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他公开地反对联合国对东南亚不稳定地区的介入带有明显的“个人标识”。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帕尔梅有意识地向世界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正在走一条与超级大国不同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在1986年他的葬礼上，人们把他誉为“和平与正义的战士”和“世界的良心”。帕尔梅同情并认同于普通老百姓，经常和他们一起走入他们生活的街道和乡村，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为他们致力推进社会平等和稳定。帕尔梅的言论极富于瑞典文化价值。
　　不仅美国学者注意到了文化变量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的重要性，欧洲学者同样也开始大量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乔森(Jonsson)的研究强调了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特别是在国际讨价还价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价值对政治沟通的作用。乔森认为文化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危机处理上，也表现于正式的外交谈判中。他在埃及与西方1956年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个案研究中总结出了他所谓的“分歧文化法则(divergent cultureal codes)”，并赋予这些法则在政治沟通过程中以重要意义。（注：Josson,C.(1990),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rgining,London:Pinter.）威斯特龙德(Westlund)关于超级大国国际角色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上：国家（民族）文化和价值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主要变量，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变量。他争辩道，国家的国际角色（作用）定位取决于背景变量，也即“一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他考察了1946年至1980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言，以明确每一个国家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的定位。他的结论是，这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将自己定位为、同时也实际扮演着“调解者”、“推进者”和“地区保护者”的角色。他指出，角色定位与国家（民族）特征和政治、社会和经济实力相关连，换言之，大国在冷战期间在联合国中的政治沟通显示了它们对自己国家实力和文化特征的定位，国家背景变量影响着国家角色定位，国家角色定位又进一步影响着国家外交政策。（注：Westlund,U.(1987),Superpower rol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Lund,Sweden:University of Lund Press.）
　　另一项由卡保(Carbaugh)完成的政治沟通研究支持了威斯特龙德的发现。卡保指出，在美国和苏联共同上演的政治戏剧（主要是美苏电视对话秀）中，各自的文化背景、意见（意志）表达的文化形式和对话规则（文化特征的互动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Carbough,D.(1993),"Soul"and "Self":Soviet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conven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79,(pp182-200).）
　　1993年，道(Dow)和汤(Tonn)把政治沟通中的文化要素研究推向深入。他们指出，政治沟通者的个性特征被有意识地用来服务于政治沟通的目的，个性特征已经成为政治沟通的能力要素。（注：Dow,B.and Tonn,M.(1993),"Feminine style"and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rhetoric of Ann Richard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79,(pp286-302).）根据他们俩的研究，个性和人格可以有效地缩短政治信息传递者和受众的距离，使受众更加信赖政治信息传递者。1994年马克非尔(McPhail)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研究也是这一新研究潮流的代表作品。马克非尔相信，美国文化中最大的问题是它的由冲突加妥协的政治所构建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构，其基础是“对抗的共识(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社会运动政治(politics of social movement)”和“同谋政治(politics of complicity)”。他认为种族主义不是简单的一个白人或黑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道德问题和社会价值问题，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必须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反对。（注：McPhail,M.(1994),The politics of complicity: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 constraction of recial equality,Quaterly Journal of Speech,80,(pp343-381),and The rhetoric of recis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欧美学者们对海湾战争的分析和研究也是政治沟通理论研究的文化取向日趋深入的例证。哈林(Hallin)和季特林(Gitlin)研究了海湾战争中的各国新闻和政治报道，发现“整个战争被看成是一出政治剧，一场萨达姆和布什之间的人格较量”。对于美国来说，战争是一个“关于美国力量的故事：美国领导人的坚定、美国技术的先进、美国士兵的勇敢和机智”。这一戏剧性的“故事”使得公众的政治聚焦“从争论到一致”、“从抗议到团结在军队身后”。（注：Hallian,D.C.,and Gitlin,T.(1993),Agon and ritual:The Gulf War as popular culture and as television drama,political Communication,10,(pp53-70).）海塞认为，无论是布什还是萨达姆，都极其熟练地运用了文化因素为自己的和自己国家的行为辩护。在他们的辩护中，各自国家的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都是重要内容。（注：Heisey,D.R.,George Bush and Operation Desert Shield:Peace by force,American style.此文为作者提交给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1年 Atlanta 年会的论文。）
　　1993年，海塞选择五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研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如何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军事干涉行为辩护的。他选择的是苏联、英国、以色列、法国和美国，其中，勃烈日涅夫为入侵阿富汗辩护，撒切尔为入侵福克兰群岛辩护，贝京为入侵黎巴嫩辩护，密特朗为入侵乍得辩护，里根为入侵格林纳达辩护。
　　海塞有两点发现。首先，他体会到了“叙述的力量”。在这些领导人的辩护中，有一个共同的“文本结构”，即叙述或叙事结构。所有的故事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情节：在世界大舞台上存在着互相争斗的英雄和恶棍，故事的叙述者总是想向听众表达他或她保卫世界和平与自由的愿望。尽管这种直截了当的叙述有着极其强大的感染力，它却与国家（民族）文化的特征关系不大，因为似乎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熟练地使用着它。其次，他发现了隐喻(metaphor)的使用，而每一次隐喻的使用都跟使用者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例如，勃烈日涅夫说他是在维护世界的缓和局势（暗示卡特正在破坏缓和）；撒切尔大谈阻止侵略行为的不断延续（她似乎还在抵抗二战中希特勒入侵）；贝京一再把他对黎巴嫩的入侵称做“完成和平与裁军”的使命（其矛头自然是巴解在黎巴嫩的武装营地）；密特朗的军队则是“去保持乍得乃至整个非洲的政治平衡”（法国在非洲的历史使命）；里根则引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格言：绝对忠诚（暗示美国信守对格林纳达的承诺）。上述隐喻或暗示都与这些国际政治领导人的文化背景有关，表明或暴露了他或她的国家的历史与民族特征。当他们以这种方式与本国人民沟通时，他们能够为受众提供一个易于接受、可以融合不同意见和让人感觉舒服的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注：Heisey,(1993),The strategy of narrative and metaphor in interventionist rhetoric: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In D.Zarefsky (ed.),Rhetorical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Leland M.Griffi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海塞与他的合作者特宾(Trebing)还运用文化模式分析当代伊朗政治人物霍梅尼和尼列维，以考察文化因素在两次伊朗革命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带有明显的波斯文化特征，其目的是通过与西方建立联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则带有强烈的伊斯兰神学文化因素，其目的是将国家转变成为伊斯兰文化国家。（注：Heisey and Tebing,J.D.,(1983),A comparision of the rhetorical visio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Shah's White Revolution and the Ayatollah's Islamic Revolution,Communication Monographs,53,(pp259-310).）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伊朗政治沟通中的文化冲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西尔曼(Hillman)的研究的重点在于伊朗文化的两极紧张的平衡特征，主要表现为蒙昧的、非宪政的集权主义与顽固的、教条的照搬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奇特的平衡。阿罗诺夫(Aronoff)把巴列维国王看成一个试图运用政治沟通将伊朗带回到伊斯兰文化之前的古波期文化的具有古代气质的领袖，而霍梅尼则具有世俗宗教精神特征：他利用文化和宗教去调教伊朗人民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也正因为如此，霍梅尼成功地动员人民加入他的伟大的宗教革命，而巴列维的看似高尚的政治目的最终失败：世俗文化战胜神圣文化。波那穆(Behnam)认为伊朗历史有两个持久的文化遗产：以国王、家族和宗教为代表的权威主义的价值观和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义和伊朗文化中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反权威主义。伊朗政治活动无不受这两个遗产的影响。（注：Hillman,M.(1990),Iranian Culture:A Persianist view,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Aronof,M.(1983),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New Brunswick,NJ:Transation Books.Behnam,R.(1987),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ranian politics,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世纪80年代动荡不安的韩国政治局势为研究政治沟通的学者提供了适合的研究材料。李(Lee)和坎贝尔(Campbell)在1988年卢泰愚总统的就职演说词中发现了“间接或迂回争论法(argument by indirection)”，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为亚洲政治家喜好的政治沟通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服从、尊敬权威的辩论气质和传统，也显示着一种追求统一和一致的价值观念。这种传统、气质、价值和观念从整体上否定叛逆和争论。李和坎贝尔宣称，在韩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民族传统早就已经吞没了韩国近几任总统偶尔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了的政治修辞。卢泰愚总统也毫不例外，在他的政治修辞中隐含着一种通过对比理想传统政治与近期腐败政治而显露出来的政治暗示：他将在政治改革方面比他的前人有所作为。（注：Lee,L.and Campbell,K.(1994),Korean President Roh Tae-woo's inaugural address:Campaigning for investi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80,(pp37-52).）
　　南非的两位着名人物，德科勒克和曼德拉的政治言行也为政治沟通研究者们所重视。海塞和布洛克特(Brokett)比较分析了这两人在权力交接前的政治修辞，发现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基础。德科勒克显示出淡化和超越这一历史时刻的愿望，对他和他的国民党的历史功勋予以高度评价。曼德拉则不断提醒自己和自己的党内同仁“不要做政治寓言家而要做人民的公仆”，“领导人去去离离，而人民群众永远是政治生活之源”。很显然，两人不仅是黑人白人的差别，同时也是传统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差别。（注：Heisey and Brockett,M.(1990),Contextual dimension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Arab-iaraeli conflict following Camp David,World Communication,19,(pp113-123).）
　　三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和增长，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和文化学者把研究焦点放在中国身上，其中，有不少学者关于中国政治沟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文化取向。
　　莉丽·斯通(Lily Stone)和山姆·帕克(Sam Park)1997年在一篇讨论古代中国官方文告的论文中提出以下结论：文告的方式和语言修辞向被沟通者宣示了一种无须证明的合理合法性；沟通者和被沟通者之间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决定要素；稳定和秩序是政治沟通者欲借文告达到的主要目的，而且，它们本身由于不断地被强调也成为文化要素。（注：Stone,L.and Paek,S.(1991),Official statement in ancient China,Garden City,NJ:Naural History Press.）
　　象斯通和帕克一样对古代中国政治沟通感兴趣的西方学者还有不少，但是，大部分以中国政治沟通为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却将注意力放在了现代或当代中国问题和现象上。为了探求文化对政治沟通的影响方式，海塞开始对有着古老传统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研究。1993年，他在一篇论文里宣称他“发现”了一系列中国政治沟通中的一般特征。据他称，这些发现有的是个人观察的结果，有的是参考其他学者的意见，有的则是直接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他所归纳的这些文化特征包括：等级化的社会秩序、社会群体的融合、自我压抑与克制、名誉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对注重用调停的方式解决争端等等。他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大都是一些社会地位（政治的或经济的）不断上升的唯物主义者，是各行各业的工作精英，但是却都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在政治沟通的层面上，上述文化特征自然地导向对权力和权威的尊重和确信，对儒家社会价值的偏好，因而，在中国社会中，公开的进行争论甚至对抗是不被鼓励的。他得出结论：当不同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当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定性与变化同时发生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文化特征更加明显。（注：以上和以下海塞的观点分别引自他的论文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tics: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1990)，此文是作者提交给在中国海口召开的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的论文。）
　　海塞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保持传统和寻求发展、捕捉机会的复杂过程，这正好可作为政治沟通的文化特征的个案研究的绝好材料。陆(Lu)和弗兰克(Frank)的合作研究有着同海塞相同的结论。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发展尽管有着独特性，但是中国文化特征是规定中国政治沟通与政治修辞的重要因素，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中国政治沟通。（注：Lu,X.and Frank,D.(1993),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rhetoric:Bian,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7,(PP455-464).）
　　中国在海湾战争中的立场以及表现被一些西方学者当作了研究材料。众所周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冲突的会议上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提出的武力解决方案投了弃权票。那麽，决定中国政府的行为的深层文化因素是什么？海塞撰文指出，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以武力（通过战争）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意图。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表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很显然，他们的立场根源于以不同寻常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既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中国政府不愿意得罪伊拉克，因此，中国不能够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会议上投票支持以武力解决伊科争端的动议；同样，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冒犯美国而反对这一动议；最后，中国还想在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发挥作用，成为联合国活动的支持者和建设者。结果是，中国政府以投弃权票的方式，一方面没有坚持它一贯主张的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独立地位。（注：Heisey,(1992),China and the Gulf conflict:Rhetoric as convenience or socialization?此文为作者提交给 The Central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在 Cleveland,OH.于1992年召开的年会论文．）
　　中国对美国有意识地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做法的反应，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里，也显示了某些具有文化特色的特殊技巧和策略。张(Zhang)和海塞认为，中国在回应美国对中国政府违犯人权的指控时，反过来指控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国内事务和美国自己也向外出口罪犯生产的商品；在政治犯问题上，中国的回应是，中国在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利益和权利方面成就卓然，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中国政府还争辩，如果美国终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和外交关系将被破坏，双方都将遭受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在张和海塞看来，中国的技巧和策略有三种，一是反控，二是回避主题，三是威胁。这三种技巧和策略都是以特定的中国文化要素为基础的，这些文化要素包括：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威高于普通公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或某些社会集团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优先于，甚至可以替代人权。（注：Zhang,M.and Heisey,(1994),China's apologia on the human rights issue:A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此文为作者提交给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4年在 New Orleans 召开的年会的论文。）
　　中国政治领导人在政治沟通时使用的论据“总是跟某些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核心文化观念认为，所谓文化实际上是社会共同发展的机制”。尽管有西方学者认为对中国文化做集体主义的解释是十分重要的，仍然有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因素，他们争辩：对这两种文化力量应做融合解释，而不能做两极分离解释。例如，萧(Xiao)1995年撰文分析戏曲剧目《天仙配》时指出，这一剧目非常流行，以至于被搬上了银幕。他在这出深受大众喜爱的戏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但最终由于胆敢反抗儒家道统并倾向道教自由主义立场而被毁灭的故事”，他认为，《天仙配》的重要性在于，它证明中国即使是在以儒教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也会有自由主义精神和观念的空间。（注：Xiao 的观点转引自 Gomzales 和 Tanno 1997年编辑的Politics,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沟通是在一种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约束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进行的，所以，任何对于权威的直接挑战都是“成问题”的。那么，如何解释《天仙配》大受欢迎的现象呢？萧进一步指出，《天仙配》及其电影版本的流行正反映了人们潜伏的、逃避和反抗政治压迫的愿望。边缘的观念和异端的声音总是最先以象艺术这样的非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艺术作为一种意志表达方式最贴近生活本身和生活本质。如果艺术也可以被称作一种政治沟通的形式的话，那么，考虑以下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楚(Chu)指出，艺术不仅是政治沟通的形式，而且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形式；因此，只有在艺术这种政治沟通形式中，人们才能发现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所确立的对权威的顺从的观念正在逐步消失；与此同时，一种可以被称作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潮流正在涌成。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里，政府和公众受到同样的压力，它们都在不断地调试自己的政治沟通方式和内容以适应压力。已经有相当多的这方面的迹象出现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的政治沟通和政治修辞中了。（注：Chu,G.C.(1993),The Great Wall in ruins: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Alb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当代西方政治沟通理论研究中，一个新的、明显不同于传统的以传播媒体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研究取向已经形成并正在发展。这种取向就是对政治沟通过程中的文化要素的关注，是对政治沟通者通过政治修辞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关注，也是对既定的文化特征规定和影响政治沟通的形式与过程的程度的关注。这种新研究取向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为研究人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学者们和政治实践者们在寻找一种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更加有效的政治沟通方法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美国学者马克菲尔(McPhail)在研究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问题时表示了他对现实政治沟通的疑惑和忧虑。他认为，政治沟通的一般形式是反对性的或对立性的，其特征是肯定自己、否定对方。对立性的政治沟通的一个非常可能的结果是沟通双方的远离和仇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结果可能出现：对立着的沟通各方的合作与融合。这种结果的出现有一个必要前提，即：在对立性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产生了能导致政治合作与融合的政治对话。（注：McPhail,M.(1994),The rhetoric of recis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沟通的结果用模型加以表示，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图示：
　　对立性的沟通→政治分裂
　　对立性的沟通→政治对话→政治融合
　　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使得对立性的政治沟通出现对话和融合的转机？对话和融合的转机究竟是学理上的猜测还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可能性？马克菲尔为我们描绘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图景，毕竟，政治沟通的结果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层面都可悲可喜。
　　但是，如果我们将马克菲尔的思考与政治沟通研究中的文化取向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的喜忧参半的陈述变成两个可以直接回答的问题。第一，政治沟通是否显示了一种旨在建立对话性表达并最终导致政治融合的文化价值？或者第二，政治沟通的动机是否是纯粹的、会导致政治分裂的自私自利？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的回答（至少对对人类世界抱有善意的人来说）应该是简单而又明确的。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6～202D0政治学田为民2001200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英国WARWICK大学Dr.Rai的帮助，文中的许多观点得益于与她的探讨；另外，英国牛津大学的韩宗培博士、田亚民博士和北京图书馆刘易言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料，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致谢。田为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6～202D0政治学田为民2001200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英国WARWICK大学Dr.Rai的帮助，文中的许多观点得益于与她的探讨；另外，英国牛津大学的韩宗培博士、田亚民博士和北京图书馆刘易言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料，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致谢。

网载 2013-09-10 21: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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