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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62（2000）01—0074—03
　　中国古代科学虽然很发达，但是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因而现象的观察再惊人，也无法归纳为普遍的法则，不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规律性的指导，大大阻碍了数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纪泽在《几何原本》的序文中讲得很清楚：“盖我国算术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其理也。……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他对《几何原本》评价很高，认为“《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注：钟叔河：《走向世界》。）这样，由于中国古代算术“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代数的成就没有产生合理化的体系，几何的经验也无人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中国古代许多科学家为后人留下来的大都是“法”而不是“理”。这说明，就个人的研究能力、观察能力而言，中国人往往是杰出的，但无助于整个科学的开创性发展。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国际上也被看作是植物分类学的巨着。但它于中国植物学并没有起划时代的推动作用。这里面既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对科学发展造成的限制，也有哲学传统对科学方法的束缚，如果这种状况不突破，中国的科技仍然只会在一个规范内徘徊，正是在这点上，近代科技引进的意义是重大的。
　　　　　　一、中西方传统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哲学传统的不同首先在于西方古代神学统治一切，由此形成西方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相反，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统治一切意识，这使得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打上了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烙印。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使得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的上帝在中国古代科学理论中找不到插足之地。古代理论的产生往往与人们的直接经验和直观感受相联系（当然也不乏天才的想象与推理），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往往带有经验论的唯物论色彩。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比神学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西欧更为先进的原因。古代的西方神学统治一切意识；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统治一切意识。相比之下，中国是人文的，西方是神学的。但是神学的藩篱比较容易冲破，因为它终究是虚的，学术一旦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便无所顾忌地发展。而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倒成了学术自由进步发展的障碍。西方的科学带有神学的烙印，中世纪时代的人们认为，上帝是万能的，它给了世界以秩序，因此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其最终归于上帝。这与科学到处出现规律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神学启发了科学精神，因此有许多大科学家是信仰上帝的，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英明。西方中世纪所流传的“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就是指此而言。
　　以个人经验的合理外推是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这种模式给自然科学理论带来了直观和思辨的特点。特别是儒家伦理的中心主义使科学理论更趋于保守和缺乏清晰性，无论是董仲舒、朱熹，还是王充、沈括，都以人的行为感受外推解释自然现象，这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奇特的现象，在那些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所能解释的领域里，中国科学理论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但一旦越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领域，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就显得含糊不清。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长期使科学理论摆脱不了稚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很难把自然界当作认识的对象来研究，并且科学理论有一种伦理化的倾向。中国古代哲学就偏重人的研究，而不去或不过问自然，一直都不把自然真正当作认识的对象去对待。古代先秦的时候有人就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上下东西南北为六合），六合之外的东西与人没有关系，可以不去管它。譬如有些民族，宗教鬼神灵魂观念非常发达，在中国就不去考虑那些东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注重人跟人现实的、当前的利益，而对六合之外的纯知识性东西则缺少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去研究它，这就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在研究自然时，喜欢把自然人格化，似乎大自然与人类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所谓“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注：（汉）高诱：《淮南子·天文训》，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这种自然观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直至近代，思想家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时，仍反映出他们的文化背景来，他们常把不同的知识和概念混为一谈，并从中找出共同哲理。谭嗣同甚至可以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找出一条理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仁学》谈到“物质不灭”后提到宇宙无限概念，但谭以佛教的轮回来解释。中国喜欢把自然人格化，把自然的规律伦理化。阮元在谈到西方天文学时还说，西方天文学为了解释天体运行不匀速的原因，先后提出过本轮匀速论、日心地动说和椭圆面积论。他叹道：“其法屡变”、“离经叛道”、“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他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理论应该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终古无弊”（注：阮元：《畴人传》。）。
　　中西古代哲学传统的不同点还表现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有机自然观一直占统治地位，而西方则经历了由有机自然观到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发展。
　　中国古代儒家的有机自然观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认为自然是有机的，这就使得中国人善于整体性思维，而缺少分析性的思维。观察事物先由整体，然后才由具体，这种思维方法的优点在于有利于把握宏观，而具体的就不一定了。但是，由于具体的东西把握不准，那么整体性的认识也就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有机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对萌芽时期的科学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一直占统治地位，而西方则从有机自然观发展到形而上学自然观，从而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不是把他们看成是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19页。）“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自然观上都低于希腊古代”。（注：《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恩格斯的这段话，说明了欧洲近代自然观的落后，但在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研究方面超过了古希腊，也就说明了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有机自然观在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由于形而上学不发达，故而导致了中国近代以后科学的落后。
　　　　　　二、新的方法论的形成
　　方法论受人的观念的影响，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便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中国近代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以后，开始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这些知识包含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又包含着近代科学观念、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我们以康有为为例加以阐明中国近代科学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传统不重视形式逻辑，所谓方法不过是近似于演绎的释经学术方法。这种方法很难助人抽象思维，不能推动近代科学的诞生。康有为之前，许多科学家（如李善兰）在实际科学工作中已经悄悄地突破禁区。康有为则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方法问题，于《实理公法全书》开篇“实字解”一书专门展开了讨论，他认为科学方法是能够使人认识真理（“实理”）的方法，换句话说，可以使人认识真理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此类方法共有三种：一是“实测”之法为格致家考明实理的方法，大约相当于实验方法；二是“实论”之法，“如古时某人如何教人，则人之受教者如何……，其功效高下，皆可以列为表，而实考之。”大约相当于归纳法；三是虚实之法，“如出自几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注：《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大约相当于公理法（演绎法）。接着， 康有为大胆尝试，用当时中国人还比较陌生的公理法和归纳法阐述自己的主张。
　　公理法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体系，基本思想为从不可证明的必然前提出发，运用证明的三段论，推出所有定理。康有为以公理法编排《实理公法全书》结构：全书分若干门，每门先引若干条“实理”为必然前提，然后从实理中推出人们的一般认识或可能的结论作为“公法”，最后对公法作进一步解释名曰“比例”。上述三步骤从演绎法考察相当不严格甚至荒谬。但是它的意义并不在此，它标志着中国传统释经方法已被打破，思想解放的潮头快要到来了。康有为公理法的直接来源为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康南海自编年谱》1886年载“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的说法，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归纳法是培根建立的近代科学方法，它的推理方法是从特殊事物中推出普遍结论。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比较明确地使用归纳法的一段文字是后来修改时加入的，（注：《实理公法全书》始作于1886年，而该材料为1891年法国巴黎统计资料。）这段文字通过法国巴黎1891年离婚率等多项统计资料，说明凡男女立约“必立终身之约”等比例的“不合实理”（注：《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282—283页。）。 尽管这些材料为后来修改时所加，但康初写此书时便有应用归纳法的打算，如“礼仪门”下一段说明为：“俟大集五洲各国会通礼列表求之。今如言其大者一二端，以为引例云尔”。此外，“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等门下均有类似的说明文字。康有为归纳法的来源可举出的有两条：一是1877年《格致汇编》和1878年《万国公报》上刊登的《格致新法》一文，该文比较详细、准确地介绍了培根归纳法的内容，如文中有“培根言，独一真法渐次升高，乃从目睹耳闻习熟之物，即以最小之公论而后升至最高之总论”的描述。一是赫歇尔《谈天》一书。赫氏为培根以后发展归纳法的主要人物之一，《谈天》一书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
　　至于实验方法的影响，由于当时西学主要成份为自然科学，这种影响比比皆是，无需再加引证。
　　康有为1886年前后敏锐地看出科学方法与近代思想之间的深刻联系，并大胆尝试了几种科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爱因斯坦有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康有为真正接触了西方科学的实质，意义还不止于此，引进西方科学方法意味着在认识论上怀疑中国传统，这种怀疑精神（以后又体现为重新发现和解释传统）给中国大地洒下了最初理性的光辉。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和西方科学传统及其方法的不一样，导致了中西方自然科学发展速度与水平的差异。洋务时期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对于改变中国固有的自然观，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如果从数学史来说，近代虽无大的发展，但引进微积分等新的数学工具以后，对数学的研究得以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从研究的相对静止进入运动的状态。此外，符号代数学的出现突破了旧有的表达方式，使数学研究大大缩短了时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科学术语的形成和制订，建立了近代科学的系统性，尤其是化学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科学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描述，走向实验阶段，而实验阶段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玄”的思辨方式，纠正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缺陷，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些引进在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未能充分显示出多大的效果，但是，这些工作使中国逐步建立了近代科学的系统性和实验性，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合上了世界的脉搏，而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正是西方科学引进后产生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1999—11—20
　　
　　
　　
商丘师专学报：黄淮学刊74～76B2科学技术哲学张红涛20002000由于中西传统科学观念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中西近代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水平。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传统的更新及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形成。科学观念/中国近代科学方法论/科学传统/神学/儒家思想张红涛，中共洛阳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河南，471000　　张红涛，（1964—），男，河南省伊川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西科学传统与方法论的比较研究。 作者：商丘师专学报：黄淮学刊74～76B2科学技术哲学张红涛20002000由于中西传统科学观念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中西近代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水平。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传统的更新及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形成。科学观念/中国近代科学方法论/科学传统/神学/儒家思想

网载 2013-09-10 21: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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