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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也可以称为“国际政治学”）是本世纪产生的一门学问或者说学科（注：有关国际关系学或者说国际政治学的出现与发展，可参见拙着：《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即使在研究水平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水平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在中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情况更是如此。本文将简短回顾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沿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所谓“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若干重点难点做些分析。篇幅所限，叙述的内容只能是粗线条和轮廓式的。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50年代，我国只有极少的中央级单位和重点高等院校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教学人员，没有像样的队伍。60年代初，基于外交和国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曾经多次批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之后，这方面的力量和关注有所加强。比如，外交部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中联部建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拉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陆续建立了世界经济专业和国际政治专业。不过，由于“文革”的干扰，刚刚建立的这些机构基本上还未起步就陷入停滞状态，前后耽误了十几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这是真正飞跃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是研究力量和水平迅速上升的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尤其为适应中国迅速国际化后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及其规模激剧壮大。最近20年内，一大批有影响的全国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所属各高等院校，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政府各部委（尤其是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解放军等五大系统；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所，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家安全部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开拓，不仅成为国内权威和知名的国际问题专业研究机构，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注：这方面的情况，可见李琮主持完成的调研报告《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内部讨论稿），1995年6月。）。更令人可喜的是， 国际关系队伍形成了老中青的各种梯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所招收和培养国际问题研究教学人才，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志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进入这一领域；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90年代以来，国际片各所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30人左右（1999年国际片七个所计划招收博士生15人，硕士生14人）；如果不是受名额限制（每个导师通常招一个学生），能够招收的数量起码会再翻一番。不夸张地讲，国际关系研究像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一样，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理论学术领域的最受关注和重视的领域之一，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从研究讨论内容上划分，亦可看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重心和变化所在，它们同样能够反映出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前是第一阶段，受各种因素局限，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服从于“推进世界革命”、“反帝反修”的“左”倾思想影响，基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有限的力量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国际工运、苏联东欧问题和政党关系方面的追踪，另有少量的人员从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着眼点主要是揭露其阴暗面和垂死性；到中苏分裂、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才有一部分人力和精力用于比较符合国际一般性课题的问题，如大国关系、南北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等等。总起来看，以我划线、以左为线的倾向占了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较低，而且与国外同行难以对话。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即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和世界形势发生重大改变。这一时期与前一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热情极为高涨，大量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和说法得以引进，同时对改革开放以前受“左”的教条束缚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和纠正。这一时期是中国学者真正接触外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期，诸如势力均衡论、不同行为主体理论、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国际新政治经济格局（相互依赖理论）和其他许多理论都一一介绍进来，同时对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有大的变化，不再仅仅强调腐朽性的一面，而是试图全面看待其新的变化和问题。不过，这一时期在比从前大大提高的基础上，也存在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缺少深入分析和系统的独立思考，引进得较多而消化得不够。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改变，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式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意识大大加强，这里面包括独立思索和创造的意识、对外国经验和知识加以合理借鉴和批评的意识、对自身传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发扬光大的意识等等。理论研究也更加冷静务实，根据有的研究者的概括（注：俞正梁和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二十年”，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论文，1998年10月打印稿，第1—2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至少发生了七个方面的转型，它们分别涉及指导思想、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国际价值取向、国际战略力量划分、国际事务介入态度、国际斗争方式和建设国际安全机制等内容。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的这一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逐渐多样化，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情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自我意识，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认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我们仍然需要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我以为，首先，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包括方法论），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马基雅弗利、霍布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纳塞尔、甘地、尼赫鲁直至当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梁、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内容。其次，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着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着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但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国内学术界注意得很不够。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一种“智慧”之学的哲学的影响力。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他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注：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分析，可见拙文“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以上说的是理论方法之类的改进，就具体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而言，我以为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也许需要更大的关注与投入。它们很可能构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里不妨谈得稍仔细一些。
　　　　　　第一个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利与弊。
　　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最开始时，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和积极影响。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近一时期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止是学者）认识到：第一，全球化既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对接受者来说利与弊兼而有之；举一个例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自由化措施，既可以增强各国吸收外资、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也可能增大各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打击、甚至诱发国内社会经济动荡的风险。第二，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市场的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后的复杂后果。第三，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非常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就我们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都不可能简单地在全球化过程中与欧美一些强国“完全趋同”，而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挑战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
　　　　　　第二个方面：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十年里，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国际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大的使然。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比如，它们不仅包含经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行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和各种人权组织），还有许多以各种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出现的形式，甚至涉及到一些不成文的国际惯例和行为方式等等。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订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譬如讲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利，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有同也有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维护主权、扞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这次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突出事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进入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加入、但从长远角度讲必须进入，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注：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可参见拙着《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 版）第8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以及拙文“中国崛起与国际规则”（《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第三个方面，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联合国安理会日益增多的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强化的干涉措施，以及全球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和各种国际范围的“新社会运动”，加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国际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各国不得不重视（可能还不得不认同）某些共同的道义尺度。然而，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它们仍然无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或者改头换面地存在于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背后名下，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国际事务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这方面，要承认我们以往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依笔者管见，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研讨：第一，所谓的“霸道”与“王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还是“霸道”混杂于“王道”之间，甚或说“王道”只有通过“霸道”方能体现？第二，国际道义的源泉来自何处？是源于康德所说的“人类向善的本能”，还是国际上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积淀？第三，国际社会的实质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其价值观靠什么建立？它是一个先验的东西，还是表现为演进、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还需要联系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探讨与国际社会及其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国际社会及其道义在“战争与革命”与“和平与发展”的不同年代的各自性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身实力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人类新世纪，应当有什么样的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可能有多大的取舍余地？在新的纪元里，占当今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如何使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哲留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充实和发扬光大？
　　　　　　第四个方面，国际安全的新形势。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
　　　　　　第五个方面，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
　　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绝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务，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同时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当务之急之一。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每当旧的时期结束、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体现的外交工作，必然形成从指导思想、交往原则到敌我友关系构思和战略策略的一系列相应改变。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由粗放式扩张朝集约式增长的技术变化，由所谓“经济发展第一”朝注意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态，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将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久远的影响。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它应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它还应当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比如，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和自我充实，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他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际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研究人员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必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改革重庆76～81D0政治学王逸舟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作者：改革重庆76～81D0政治学王逸舟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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