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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伦理现在还有没有意义？对此肯定者言之凿凿，否定者嗤之以鼻。如果说这不是一个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现代意义，那么对待这个关键问题，肯定者抽象地肯定，否定者具体地否定。对待中国古代伦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提醒人们，像中国古代伦理这样源远流长的传统，是不能简单地否定的，但也不能抽象地肯定。任何传统都只有经过价值重估和重建，才能在现代保持活力。中国古代伦理的现代意义不是与生俱有的，也不是自然流传的，而是要经过价值论的解释，才能建构起来。
　　笔者认为，价值重建不是要抽象地继承传统德目和道德律，而是要从理论上揭示那些一直在支配着人们价值观的律令。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解释为一个包含着“金律”、“银律”、“铜律”和“铁律”的价值体系。它以“金律”和“银律”为主导，又通过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力量，把本身是非道德的“铜律”导向合乎道德的社会后果，并以此来抵制反道德的“铁律”。基于这样的解释，第二部分力图揭示这一传统的价值体系所需要的现代转换和可能具有的现代作用。
　　 一、中国古代的价值律
　　价值律是价值体系的核心，系统地把握了价值律，也就把握了价值系统的整体。系统首先是分类。在价值律中，有些是道德律，有些则可以是非道德的，甚至是反道德的。
　　伦理学中的“金律”是最普遍的道德律，这也是价值最高的道德律；我们可以把比“金律”次一等的道德律称作“银律”。如果用金属的价值来类比，我们可以把价值律由高到低地排列成“金律”、“银律”、“铜律”和“铁律”。这四种价值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有所论述。本文将根据先秦诸子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价值律加以诠释。
　　1.银律 人们常以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律”的标准版本。其实，把孔子的这句话作为“银律”倒更恰当一些。“金律”与“银律”的区别在《论语》中相当于“忠”和“恕”的区别。关于这一区别，冯友兰有这样的解释：“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38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是说不要把自己不欲之物加诸于人，而且要求：如果不愿意别人如此对待自己，那么就不要如此对待别人。这两项要求就是“银律”。
　　2.金律 《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没有“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意思，因为这里所说的“立”不是指“立功”或“立业”，“达”也不是指“官运亨通”或“财运发达”之类的意思；“立”和“业”不是可欲的事物，而是可欲的人际关系。孔子是在“博施济众”的语境中讲这番话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达到“博施济众”的圣人境界的途径，当然是针对人我关系而言的。
　　如果我们把“立”理解为“尊重人”，把“达”理解为“帮助人”，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就要尊重别人；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要帮助别人。这不正是“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的意思吗？《圣经》的福音书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马可福音》，7:12）。这是伦理学的“金律”的标准表达。
　　把“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作为“金律”，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银律”，这意味着前者提出的肯定性要求比后者提出的否定性要求更高，因而有更大的伦理价值。
　　从“恕道”到“忠道”是从“仁”的否定方面到肯定方面的过渡，这一过渡表现了“推己及人”的范围由近到远、由少到多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境界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也就是说，“金律”和“银律”不只是同一个道德律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而且是这一道德要求的高低两个层次，以及这一道德实践过程的高级和初级两个阶段。
　　 3.铜律 简单地说，“人施于己，反施于人”，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铜律”。与“金律”相比，“铜律”的表达式少了“欲”或“你要……”的内容。这是因为，“铜律”不是“推己及人”的论断，而是对他人行径的反应，它要求人们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行为来决定对待他人的行为。一些行动准则，如“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等等，都是“铜律”的具体主张。
　　“铜律”的依据是人我行为对等原则，而不是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原则承认差等，要求区别对待。
　　“铜律”不要求对人性的善恶作出先验的预设，但要求对他人行为的好坏作出经验判断；并且，还要求对自己对他人所作出的反应所引起的后果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如同下棋一样，每走一步，要考虑到以后几步甚至十几步的连锁反应。“铜律”是关于利益和价值的博弈规则，而不是关于道德行为的规则。“铜律”本身并没有对行为的善恶提出具体要求，但要求按照对等原则，对人我之间的相互行为进行博弈。不通过博弈的过程，你既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对待你，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别人。
　　4.铁律 简单地说，“铁律”就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格言，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宁使天下人负我，不使我负天下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等，都表达了“铁律”的意思。
　　“铁律”是与“金律”和“银律”背道而驰的反道德准则，也摆脱了“铜律”的行为对等原则的限制。在行为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合理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人们必不敢无端地、贸然地损害别人的利益。“铁律”以“先施于人”的要求，企图摆脱对报复行为的顾虑，而肆无忌惮地逞凶作恶。“先施于人”的“先”不仅指时间上的先，而且指策划在先：策划于对方的报复之先，使对方的报复行为失效。
　　 二、走向“黄铜时代”
　　综合第一部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伦理传统内容极为丰富，既有提倡“金律”和“银律”的一面，又有利用“铜律”的一面，还有防范“铁律”的一面。丰富的伦理传统是现代的道德建设的丰富资源。通过对它们的现代解释，我们可以并且能够把“金律”、“银律”和“铜律”结合起来，以共同抵御防范“铁律”。我们把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现代道德的这一方向，比喻为走向“黄铜时代”。
　　1.西方价值律转换的历史过程 “黄铜时代”来自希腊神话把人类的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的比喻。借用这一比喻，我们可以把古代社会比做黄金和白银时代，把近代社会比做青铜时代。这一比喻的意义是，古代社会的道德原则是“金律”和“银律”，近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依赖于“铜律”。
　　从黄金和白银的时代到“青铜时代”，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的价值观转换，由此造成主导价值规则的变化。在黄金和白银时代，“金律”、“银律”的作用依赖于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应的形而上的世界观。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信仰，以及中国儒家的心性论，都是维持“金律”、“银律”的精神支柱。“青铜时代”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时代，是以个人利益和权利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霍布斯和洛克在政治领域，休谟和功利主义者在道德领域，亚当·斯密等人在经济领域，论证了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合理的个人主义”。正是依靠这种“合理的个人主义”，“铜律”所需要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合理化原则”才能成立，“铜律”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主导的作用，成为现代价值体系的核心。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的历程，从西方肇始的现代化逐渐暴露出“现代性”的弊端，同时又积极地发展为“全球化”趋势。正是由于现代化在现实中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人们对于现代价值体系才有反对和维护两种立场。
　　2.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现在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批判和否定现代价值体系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接过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要推翻一切传统，否定一切价值规则。但它们首先要推翻现代主义的传统，否定在现代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规则——“铜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反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现代个人主义以“主体性”和“理性”为核心，后现代主义于是也反主体性，采取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立场；现代理性是谋求利益的工具，后现代主义于是在反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同时，甚至否认人有共同的、一致的利益。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确实击中了现代性的弊端，有可取之处。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合理的个人主义”、“合理化原则”和“利益最大化原则”都被否定、被抛弃，那么“铜律”也就在理论上失去了依靠，在实践上失去了规范作用。没有“铜律”的约束，“铁律”必然会大行其道，近代以降的“青铜时代”岂不要让位于“黑铁时代”了吗？
　　“铁律”不但是反道德的，同时也是反社会的；“铁律”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的基础，所谓的后现代性只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一种社会存在，后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有超越现代社会的“黑铁时代”。但是，现代社会能不能返回到黄金和白银的时代呢？能不能继续维持在青铜时代呢？这是需要继续考察的问题。
　　3.返回前现代道德的不现实性 现代价值体系能不能回到以“金律”和“银律”为主导的“黄金白银时代”呢？一些对未来持积极态度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这样期盼的。他们认为，批判现代性的结果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也是建设性的。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他们认为是“超越现代性”的建设性的道德规范，都诉诸现代之前的传统资源；“后现代”与“前现代”以各种奇怪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宗教思想家认为，古老的宗教传统反映了人类道德的共同要求，如“爱护他人”、“关爱生命”，等等；充分利用和开发世界各大宗教的传统资源，就能够以“金律”为核心建立解决全球危机的“全球伦理”。
　　果真如此吗？只要不带偏见地比较古代和现代生活，我们就不会得出古代人比现代人更有道德的结论。古代社会之所以崇尚“金律”和“银律”，并不是因为古代社会是道德社会，而是因为它是封闭社会、集权社会。封闭而能固定交往对象，而能温情脉脉，而能相互监督；集权而能形成等级，而能以一摄多，而能为公义而弃私利。
　　现代社会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资本主义揭开了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打破了等级制度，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当然，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是道德的进步；但反过来说资本主义道德就一定不如古代传统道德，也是不能成立的。应该说，资本主义道德与古代传统道德各有长短。我们在这里不想比较孰优孰劣，而是要说明，从现代社会返回到传统的“黄金白银时代”，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的几个一般特征，即它的多样性、开放性、流动性和匿名性。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思想的开放，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利益的分配和调节，而不是利益的牺牲和服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的交往对象多而不固定，产生出家庭纽带松散、友谊分散、人情淡漠等结果。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何必言利”（《孟子·梁惠王》）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态度，“推己及人”、“尽己为人”很难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要求。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现代社会已经不能为“金律”和“银律”的普遍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是为什么不能返回到“黄金白银时代”的主要原因。
　　4.“铜律”防范“铁律”的机制 人类社会不能返回到“黄金白银时代”，又不能维持在“青铜时代”，更不能堕落到“黑铁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一个道德上的新时代。我们把它叫做“黄铜时代”，是因为它仍然属于现代社会，而“铜律”仍然在支持着现代社会的基础。新时代的道德不是要破旧立新，而是要扩大和巩固这一基础。
哲学研究京17～23/48～53C8新思路赵敦华20022002 作者：哲学研究京17～23/48～53C8新思路赵敦华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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