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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1)02-0035-(0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与文化又是无法剥离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它是任何一个政党在从事其文化发展事业时不可回避但同时又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至今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政策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曲折过程，回顾这一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中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联系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或人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管人们如何认识与把握它，它都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它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一样都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曾一度辉煌，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挑战并出现了危机，从此也就开始了人们如何认识它的论争。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初产生到今天，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反复过程，从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过程，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方针和原则也经历了一个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继承再到彻底批判最后到为我所用的变化过程。
　　一、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大体经历了肯定与否定相互渗透即有分析地批判最后到基本否定的变化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09页。）传统具有继承性，不能割断，传统文化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来，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大多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传统文化进行有分析地批判。例如，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所言：“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李大钊批孔目的在于对现实进行批判，正如他本人所言：“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对于孔子学说的历史意义，孔学的精华，不仅加以肯定，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对孔子之道的现代价值则以真理的标准进行取舍，“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这种对儒学有分析地批判的态度在当时在以激进反传统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难能可贵。新文化运动中，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以“价值重估”的评判精神，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批判，如党的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者陈独秀，他认为孔教：“其根本的伦理道德，皆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而存之余地。”（注：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页。）他在1924年2月《前锋》3号期刊上发表短文——《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堆“粪秽”，把胡适、章士钊之辈辛辛苦苦研究墨子与名学视为“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把“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国故研究比作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言语不可谓不激烈，而这在当时启蒙运动中又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对待与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即使这样，陈独秀后来又指出“反孔非儒”，他所激烈批判的是被封建统治者或北洋军阀所用作工具的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与墨学等作了区分。毛泽东早期也曾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它占半壁的地位”，后来又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宏”的目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革命的进步力量，肩负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自然的，但由于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来不及系统地研究，更谈不上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了，再加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干扰，这一阶段后期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对传统文化认识与处理上就带有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色彩，从而也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二、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57年春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基本上肯定，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方针。
　　任何民族的变化，都是历史的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恩格斯在阐述思想文化时指出，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在谈到对待人类历史上文化遗产时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它所取得的成果。列宁在批判对历史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注：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现实需要出发，在193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87页。）这是中共党人较早郑重提出要认真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只有给传统文化以一定历史地位才能谈得上如何对待它，这是对待传统文化所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的前提。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也指出了传统文化包括古代、近代两大部分。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传统文化认识与政策提出了经典性的表述，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作了详细规划。“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8页。）这段话实际上已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经典性表述。它进一步提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提高民族自信心；把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的划分——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批判地继承，这一方针或原则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长期以来的纷争，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此文中，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一方面“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另一方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总之，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员提出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的思路，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也未能在实践中展开，从而给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在完成了夺取政权和“剥夺剥夺者”的基本任务之后，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呢？列宁明确指出：“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注：列宁：《列宁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4页。）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注：毛泽东：《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692页。）列宁也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注：列宁：《列宁选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68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注：毛泽东：《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50页。）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反映在上述政治、经济的变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丧失了统治思想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开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和我党观察与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针，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发展规律。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活人。”它形象地表述了“古为今用”的文化发展方针，研究的目的为了创新，是为我所用，在民主革命“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思路上又前进了一步。1956年9月9日，中共八大决议对毛泽东上述论述进行了明确确认：“对于我们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我国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周恩来在1961年文艺座谈会上讲道：“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融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注：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事实上，由于多种客观原因以及我党在思想上的准备不足，没有来得及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搞通，我党指导思想很快出现了“左”倾错误，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战略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实行。
　　三、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全盘否定。
　　在这期间，毛泽东在一些讲话、谈话和指示中多次涉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有的议论也不乏精辟，如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说：“应该充分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性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全是坏的……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着作多得很，现在分门别类地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但从总的倾向看，从1957年反右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思想领域里“左”思潮日趋严重直至发展到极端，我党开展了“全民批孔”“破四旧”等政治批判活动，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发展遭到毁灭性破坏，长期在中国社会中潜在的文化惰性一齐迸发出来，出现了无数文化观念上的颠倒混乱。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扞卫社会主义纯洁性的高度出发，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比较注意分辨与批判，这当然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和规律，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糟粕部分——封建主义文化残余几乎没有受到广泛而深刻的质问与改造，批判地继承仅仅是一个良好思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又认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文化的批判，相反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却以新的形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与泛滥。邓小平后来对此曾有深刻地论述：“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5页。）
　　2.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
　　以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自有其深刻的道理，其中民族性的一些东西可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告别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先导和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有许多方面，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二个方面：(1)天下为公、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们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3.以政治批判代替了文化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但同时一定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又有自己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但在这一时期，人们并不把通常文化研究孤立地当作学术问题论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复兴”传统文化与“扬弃”传统文化的问题，就变成了“保守”与“革命”，“倒退”与“进步”的另一种说法，把文化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初衷是通过对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结果事与愿违。
　　四、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
　　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发展原则。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问题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我国古代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的落后。”（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0页。）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少。”（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页。）邓小平后来又具体论述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具体方法：(1)“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要划清文化遗产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5页。）(2)“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制度……不要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都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7页。）只有这样，才能给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与制度保障，才真正有可能做到批判地继承。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方略——“钻研”、“吸收”、“融化”、“发展”（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2页。）的八字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重新确认，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见，传统文化已成为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吸收原料的一个宝库。
　　历史发展到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明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看作“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世纪之交，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软权力”作用不断提升，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已经越出了抽象学术领域。美籍华人、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说：“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的现代化事业，要求必须正确回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注：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从西化到现代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总之，纵观近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传统文化
　　从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与民族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尽管区域与全球经济、经济一体化不断得到强化，但各国政府仍然坚持把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各个社会自身内部产生出的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保护意识，已成为普通社会公众中的一种强大的文化认同力量。
　　2.必须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内涵
　　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界定时，毛泽东侧重于指古传统文化，邓小平则多次使用古传统文化、近代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等不同词语，但主要侧重于近代与革命传统文化，“要懂得这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传统文化具有强烈时代性与发展的动态性，它应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各个时代的文化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一个时代的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自古到今的文化，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与认识，必须根据不同时代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
　　另一方面，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时不能停留在精华与糟粕的传统二分法，有些很难分清楚是精华与糟粕，不能再停留在“批判地继承”抽象的原则意义上。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反对费尔巴哈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时“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倒掉”，而在做许许多多、实实在在具体的工作。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视为专家学者的工作，每一个中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研读传统文化的典籍，否则，连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典籍都没有认真读过，这正如毛泽东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讲的那样：“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注：毛泽东：《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473页。），怎么能谈得上批判与继承呢？
　　3.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我们肯定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意义，但同时也并不排斥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我们同时也必须吸收与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曾讲：“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中国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洋为中用”方针。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另一文化系统——西方文化各有短长。中国文化过多注意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缺乏基本的发展，西方文化在高扬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压抑了价值理性的合理伸展。因此，我们应坚持本民族文化特征为先导，以对西方现代文化中优秀成果予以兼收并蓄为辅的价值取向。
　　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郑重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总之，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传统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共产党肩负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只有更好地促进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开掘我们民族的文化资源，建立并丰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收稿日期］2000-10-12
《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35～39K4中国现代史孔德永20012001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割不断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从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过程，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地继承再到彻底批判最后到为我所用的方略变化过程，考察与省视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建设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关系孔德永(1966-)，男，山东曲阜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马列部讲师。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作者：《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35～39K4中国现代史孔德永20012001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割不断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从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过程，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地继承再到彻底批判最后到为我所用的方略变化过程，考察与省视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建设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关系

网载 2013-09-10 21: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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